"阅读乡村秩序"等5篇

2014年08月21日，求是网刊载了陈占江《阅读乡村秩序》一文。该文认为，当下乡村秩序发生了显著变化。乡村已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从内向型村庄向外向型村庄过渡，时空秩序和日常生活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发生了频繁的流动；社会结构分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结构混乱的景象，新兴职业或阶层不断涌现。以国家为推手的送法下乡、宣传下乡、电视下乡等运动不断瓦解着农民的传统观念并试图重新植入一种以现代性为内核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理念。     

去公共化的乡村治理及其后果——以利益密集型村庄为例

在城郊村等具有大量利益流动的村庄,村庄内生规范失效导致一些边缘力量起来争取利益,引致村庄社会失序。传统治理方式因其治理资源、治理手段根植于村庄社会结构与社会规范,无法应对新的治理形势。乡村两级在公权力不足的情况下,通过精英替代、制度创新以及私人治理来维系村庄社会的基本秩序,但这种秩序的达成是以公共权力、公共规则的消解为前提的,是一种去公共化的乡村治理。乡村治理的去公共化,将导致乡村社会治理危机,重回政治是解决之道。     

断裂与延续:自然村社会形态论析

前 言 中国乡村社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村民对土地的依赖明显降低,村庄生活面向外倾,人际关系理性化,村庄传统权威弱化.乡村生活正在被重塑,开始向现代化迈进.①"乡村巨变不仅仅是社会形态的表面变化,更是社会性质和秩序机制的深刻变化."②要深刻认识和理解乡村社会巨变,就需要对当下乡村社会性质做出理论判断和界定,这也是乡村治理理念、体系、模式能否与乡村现实相契合的关键.     

社会转型中的乡村治理: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到权力的利益网络

社会转型过程中,乡村发生了从传统的"差序格局-伦理本位"到当下的"圈层格局-核心家庭本位"、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等转变。乡村结构表现为利益网络格局,而非简单的文化网络格局。乡村权力结构发生了从"权力的文化网络"到"权力的利益网络"的转型。乡村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转型促使乡村治理的转型,表现为治理主体多元化和组织基础利益网络化。     

“社会资本”与乡村法制建设问题研究

社会变迁改变了传统秩序规范的社会结构背景,也改变了乡民的行动模式。随着乡村法制建设的持续展开,法律这套新的秩序系统看似已经在乡村社会构建起来;在很多情况下,法律逐渐成为部分乡民行动的潜在逻辑,但乡民并不能轻易获取、使用法律资源以增强行动效果。究其原因,乡村法制建设往往只是停留在资源输入层面上,然而,真正的难题并不在于将法律资源＂推入＂乡村社会,而是探究如何通过法制建设为乡村社会创建更多＂法律性＂的社会资本。     

再论“迎法下乡”——基于鄂西D村村干部矛盾纠纷调解实践的考察

从"送法下乡"到"迎法下乡",乡村法律实践一直是学者关注的议题,但其实践的乡村法律环境及其功能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并对基层治理造成影响。一方面,税费改革与打工经济的兴起,导致乡村社会异质性凸显、乡村社会交往的货币化、村民关系的"原子化"及村干部治权弱化,依托村庄规范形成的传统集体约束力下降,难以仅靠乡村干部的"本土权威"实现纠纷调解,催生了乡村社会的法治土壤;另一方面,矛盾纠纷本身性质的变化,村民行动逻辑由"伦理导向"转为"利益导向",更加追逐"权责利"的量化对等,与村干部的传统治理能力形成错位。这两方面因素致使乡村矛盾纠纷调解越发难以"内部化解",但在"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的行政体制压力下,村干部具有援引法律规则以解决纠纷问题的内在治理需求,因而,法律实践成为一种有效的治理资源。     

传说、庙会与地方社会的互构--对河北C村娘娘庙会的民俗志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与河北C村娘娘庙会相关的起源传说发生了细微的变化.在现今国家话语控制下的乡村社会,原本以解释敬拜实践为核心的乡村庙会起源传说被仪式实践强化、再造,二者再在主流话语对乡村庙会的"民间文化-迷信"两可表述的裂缝间,共同型塑着地方社会,进行着地方社会的结构过程.由对此个案的民俗志研究,可以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层面初步指明"民俗作为一种过程"的本质.     

新道统法哲学立论基础应该为何——兼评魏敦友《当代中国法哲学的反思与建构》

当下中国处于转型期，法学／学术同样如此，不同思想此起彼伏，甚为壮观，新道统法哲学就属于此中的一环。新道统法哲学主要包道统思想的研究和传统社会秩序构成原理的研究。但当下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以传统秩序构成原理作为新道统法哲学的理论基础是存在诸多疑问的，因此需要加以反思、批判和推进。     

从伦理本位迈向核心家庭本位——论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文化特征

与"伦理本位"的乡村社会相比,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伦常"道德不再是它的基础,但其新基础也非宗族、地缘组织、基层市场结构,抑或"个人",而是核心家庭。核心家庭本位已成为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文化特征。     

影响农村法律秩序实现的因素分析——以周口平坟事件为例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社会在经历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土地改革的实施和农业税的废除后,逐渐由"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在这个转变中,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法律逐渐成为规范社会的主要力量。但是,法律并没有在任何由其规范的社会环境内实现法律秩序,周口平坟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影响农村法律秩序的形成有内在和外在因素,政府在行政活动中应充分考虑到各种内外因素。     

新时代家风建设与乡村治理互进研究

家风是传统农业时代维系乡土社会的内生秩序,基于传统社会结构显示独特的伦理约束与治理优化功能。进入新时代,乡村社会生态、主客体等发生结构性变迁,乡村治理模式亟须适应性调整与革新,家风及家风建设也需现代化转型与重构。这种现实情境下,湖州南浔区通过"最美家风+"建设,链接并作用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过程等乡村治理体系的基本要素,推动了家风建设与乡村治理协同互进、乡村善治和乡村振兴同频共振。但从南浔实践看,仍需从构建乡村道德共同体、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提升治理平台实效性、打造家风指数标准等具体策略上进行统筹,进一步优化家风建设与乡村治理的互进路径。     

应对"困境"的农村社会资本整台模式——以广东温氏食品集团为例

社会资本依存于一定社会结构之中,以社会关系中的信任、互惠、规范为基本特征.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发生重要变化,出现乡村发展"困境".广东温氏食品集团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整合与丰富社会资本的独特模式,尤其是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平衡机制来整合社会资本,为应对乡村发展"困境"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与启示.     

青年县域城乡流动及对乡村振兴的参与研究

来自农民家庭的青年是乡村振兴重要的内生动力来源,虽然其中绝大多数选择非农就业,但是青年在县域城乡流动显示出其具有参与乡村振兴的现实性.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质性访谈方法,研究发现,青年对于近几年来乡村振兴工作高度认可,乡村的宜居化吸引青年在村居住,县城青年具有"城乡两栖""客乡"的特征,离县青年对乡村较为疏离,但未来有可能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主要特点是在村青年对乡村产业兴旺有较高期待,青年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最为普遍.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组织形式有村集体引领、青年个体自发带动和青年自组织三种形式.通过分类、比较和归纳,本文提出了青年参与乡村振兴存在以村庄为中心的同心圆结构.通过将青年组织起来,便显现出一条青年融入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路径,即依靠村集体的引领,青年个体自发带动和自组织,让同心圆能够向着村庄形成向心力和凝聚力.青年自身的社会网络,叠加经过组织活化的同心圆结构,将形成新的青年社会网络.     

新时代我国乡村振兴的伦理之维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乡村伦理秩序建构是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其提供科学的价值引领、凝聚不竭的精神动力、创设良好的道德环境。然而,当前我国乡村伦理秩序面临诸多困境,集中体现为工业化冲击下的家庭道德问题凸显、市场化冲击下的农民道德信仰迷失、城镇化冲击下的乡村社会道德失序。新时代顺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我们不仅要以道德教育引领乡村伦理方向,还要以传统美德丰富乡村伦理内涵,特别要以完善公共治理提供乡村伦理保障,不断优化乡村社会道德环境,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良好的道德保障。     

现代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与民事纠纷解决路径选择

村庄共同体虚无化、人际关系理性化以及城乡一体化带来了现代乡村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直接要求乡村法治建设和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做出回应和调整:建构起以调解和其他ADR形式为底角,以国家诉讼为顶点的三角格局,充分体现国家权威,强势凸现法治观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的结构转型及其意涵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转型。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正由传统向现代过渡,反映这种社会关系转型轨迹的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及政治结构出现了实质性的分化:乡村利益格局日益趋向多元化,教育及文化的发展使农民的意识从"身份取向"向"权利取向"转变,并自发形成了以自主治理为特征的乡村社会团体。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构成了未来我国新型乡村治理关系的基础。     

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由来与出路

<正>在我国,乡村社会正在经历从传统治理到现代治理的转变,乡村治理现代化是这个转变的长远目标。一乡村社会的传统治理与我国长期存在的超稳定社会结构有关。这个超稳定社会结构由乡绅、家族、乡约地保等共同维持。几千年传统中国虽有王朝更替但无结构变换,其历史之谜就是皇权和绅权的精巧配置、良性互动,从共存到共治。1的确,乡村社会既是皇权统治的最下端,同时又是乡村社会自发生成超稳定秩序的重要场域,一头勾连着以皇权为中心的官     

乡村治权与基层治理能力建设北大核心CSSCI

税费改革后国家强化了部门组织和权力下乡,但是并没有因此实现乡村治理秩序,反而引发了乡村治理困局,原因就在于弱化了乡村组织和乡村治权,以部门为载体的国家基础性权力无法转化为基层治理能力。由于乡村社会的广泛存在,尚有大量乡村治理事务无法通过部门及其基础权力来完成。乡村治权的配置性、灵活性、系统性及全能性恰好与乡村社会的不规整性和乡村治理事务的综合性整体性相耦合,因而能够应对系统性的乡村治理事务。要通过推动职能部门及其基础权力下乡,完善乡村组织和乡村治权建设,加强乡村组织与职能部门的协同作业等路径推进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精英转化机制:对村庄精英权力结构与治理秩序问题的研究

村庄精英权力结构研究是村庄治理秩序研究的基础。以能够表达村庄基础的经济社会分化水平、村庄归属感及村级正式权力的影响力作为标准,可将改革开放后至今的中国农村划分为四种理想类型。通过比较处于同一/不同时段、相同/不同性质村庄的精英权力结构,分析精英角色、精英权力结构与村庄治理秩序之间的关系,可见精英转化机制的运作机理正是遵循村庄基础的变化,实时地对精英角色和地位及村庄精英权力结构进行动态调整,以对村庄秩序产生即时性影响。     

和谐乡村建设与家族社会参与策略

构建和谐乡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作为内嵌式结构和根基历史的家族是影响和谐乡村建设的内在因素。家族的当下功能是要为构建和谐乡村服务。实现这一功能的现代性转换,必须实施家族社会参与的表达策略:在法制框架内以和谐为行动取向,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推进乡村自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