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级公共治理与村级治理共同体——转型期中国乡村公共性危机及治理转向

我国农村发展已迈入乡村振兴的新一轮发展转型期，如何提升基层治理能力、重塑乡村公共性、激活村庄内生发展动力已成为学术界日益关注的话题。通过对村级治理能力的分解，研究指出当前羸弱的村级公共治理能力无力应对功利化、趋利性的底层行为逻辑，是加剧村庄公共性供给张力的主要原因。研究认为，以村庄公共利益为核心的村级治理共同体背后蕴含着“共建—共治—共享”的村级公共治理逻辑，通过提高村级公共治理能力推动乡村社会由“非均衡型”的分利秩序向“认同、参与、动员”的包容共享型村庄内生发展转换。因此，建议以利益共享为导向构建村级治理共同体，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提高村庄动员能力；以熟人社会为中介吸纳乡村精英、现代乡贤参与村庄公共治理，强化权威性社会认同，激发村庄参与能力；推动村级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实现乡村共建，激活村庄凝聚力。     

文化治理功能的浙江样本浅析——以农村文化礼堂为例

文化治理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文脉积淀深厚的中国乡村,文化治理尤其具有理念、资源、方式和路径上的历史基础和条件优势。以浙江农村文化礼堂为例,观察、分析和提炼出"重建乡村公共生活空间""巩固基层执政基础""构建村庄生活共同体""建构村庄社会生活规则秩序""引领乡村传统创造性转化发展""恢复乡村生产活力、重建乡村生活体系"等方面的乡村文化治理成效,揭示出文化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已然呈现、却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和研究的深层次功能,为探索文化治理的内涵要素和整体框架提供实践案例和分析基础。     

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变迁与重塑——以H省L市“屋场会”为例

乡村治理能否有效运行与乡村的内聚程度和结构功能紧密相连,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应当看作是乡村治理的核心机制。我国村庄共同体经历了"道义型共同体—强制互惠型共同体—有限互惠型共同体—共同体衰败"的嬗变历程,也出现了关系网络陌生化、公共价值虚无化、村治主体空心化、乡村治权微弱化、乡村治理内卷化的"共同体困境"。通过对H省L市"屋场会"创新社会治理工作方式的考察,提出坚持党建引领、打造公共空间、重构村治主体、培育公共精神、完善技术支撑来重塑乡村治理义务互惠型共同体,从而实现乡村有效治理。     

资源分配中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差异

财政资源分配构成当前乡村治理的主要任务和重要挑战。东部农村作为大城市经济带的一部分,可能面临内生资源密集引发相关主体的博弈、影响村庄自治等问题。财政资源分配可为国家力量进入乡村社会、重构内生资源分配的规则和乡村治理秩序提供资源基础。中西部农村因资源外流,面临内生资源稀缺、利益关联弱化和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积极性不足等问题。     

社会资本视角下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秩序困境与能力创新

新世纪以来,由城镇化引发的乡村治理结构变迁,对于农村社区治理秩序构成了严重冲击。传统农村基层治理在向新型农村社区的治理秩序转型过程中陷入失序危机,呈现出社区治理机制封闭化、治理角色重叠化以及治理身份复杂化等多重治理挑战。从社会资本视角审视,差序格局瓦解引发社会关系网络错乱,人口异质化引致社会信任普遍衰退,个体行为规范变更导致社会规范体系断裂,这些都是造成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失序的重要因素。融合型秩序是新型农村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内容,国家需要以重构社会信任关系、复建社会共识性规范以及修缮社会关系网络为主线,达成新型农村社区融合型治理。     

乡村“混混”介入的基层治理生态

有利益的村庄就会有乡村“混混”的身影,乡村“混混”积极介入乡村治理事务,型塑着基层治理生态。在富有矿藏的资源型村庄,对资源垄断利益的维持往往需要暴力,乡村“混混”通过滋扰和压制来参与利益分配。在城郊村庄,征地拆迁涉及各种重要利益,“混混”以暴力和暴力威胁为基础,对“钉子户”形成压力,采取各种边缘或非法手段参与利益博弈。在一些传统农业型村庄,自上而下的各种项目投入落地,项目的争取、实施、推进过程,“混混”都可以参与其中,分享利益。“混混”介入乡村治理,形式上发生在市场和社会领域,政府处于超然位置,可以规避直接的责任。基层政府容忍或利用“混混”参与基层治理,源于行政体制内上下级之间责、权、利分配不对称背景下的“制度创新”需要。基层治理生态的改善,需要从多方面着力。     

断裂与延续:自然村社会形态论析

前 言 中国乡村社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村民对土地的依赖明显降低,村庄生活面向外倾,人际关系理性化,村庄传统权威弱化.乡村生活正在被重塑,开始向现代化迈进.①"乡村巨变不仅仅是社会形态的表面变化,更是社会性质和秩序机制的深刻变化."②要深刻认识和理解乡村社会巨变,就需要对当下乡村社会性质做出理论判断和界定,这也是乡村治理理念、体系、模式能否与乡村现实相契合的关键.     

流动中的乡村"弱治理"--对河南省林州市Y镇的调查

流动不仅仅影响着流入地城市的治理,也影响着流出地村庄的治理.资源跨村庄边界的流出与流入,直接影响着村庄治理资源的存量和质量.在流动已经成为社会常态的乡村社会,双向流动中的乡村治理面临正式资源萎缩、新生资源难以内化,以及乡村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的根本性变化等诸多治理困惑,这些流动后的村庄裂变构成了流动村庄"弱治理"的社会基础.     

乡村权力下沉治理模式的运行策略及其反思

在后农业税时代,当乡村治理面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公共政策贯彻不畅等难题,从而使"乡政村治"的治理结构力不从心之时,逐渐出现了政府权力向乡村回流的趋势,权力下沉的乡村治理模式成为治理实践主流,该治理模式采取了一系列运行策略,包括:通过财政手段将村委会吸纳于政府体制之内、通过交叉任职实现政党权威在村民自治中的嵌入、通过干部驻村制向村庄注入行政纽带。权力下沉的乡村治理模式具有一定的现实回应力和善治效果,但它潜藏着巨大的治理隐患和治理危机,包括:加重了地方财政负担,侵蚀了村民合法权益,加剧了差序政府信任,尤其是挤压了基层自治的内生活动空间,权力下沉治理模式因高昂的政治成本和财政成本而具有不可持续性,乡村治理亟需走出一元化的威权治理体系而遵循现代简约的治理逻辑,从权力下沉走向权力下放,通过激发乡村社会组织的力量和提供充足的公共空间而奠定乡村秩序稳定和谐的基础。     

“被束缚的村庄”:单向度的国家基础权力发展困境

公平和正义并不是现代国家所独享的价值观,中国农村社会内部也有一套相对完善的基于地方传统和地方文化而来的农民公平观和社区正义观。但是,近年来的国家基础权力建设过于重视技术性治理的价值,过度依赖普适性的现代公共规则,阉割了农民的自治权限,使村庄处于被束缚的状态,地方上的公平观念和正义观念失去了秩序生成与维系能力,而外来的规则又没有能够在乡村社会确立起主体性地位,乡村治理困境由此而生。要想为村庄解除束缚,走出治理的困境,一个值得探索的路径是构建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有机衔接的机制,构建村民自治权的包容性增长机制,赋予农民真正的、充分的自治权,发挥地方传统资源的现代治理价值。     

重建熟悉关系：“五社联动”中专业社工参与乡村治理何以可为——基于Q县H村项目实践案例的探究

在当前乡村关系持续减弱，传统乡村治理效能的发挥面临人力、物力、资源匮乏等困境的背景下，专业社工参与乡村治理何以可为？本文从关系视角出发，以Q县H村的案例为例，剖析“五社联动”实践中专业社工介入乡村治理的机制。研究表明，专业社工基于利益性、优势性和协同性促进村庄中各主体间的联动，以促进乡村关系空间性、社会性和情感性的联结，重建“熟悉感”，重构村庄关系。关系的营造产生社会资本，促进乡村治理自治力量的挖掘和培力，激发了村庄内部的资源动员，促进了乡村治理。“五社联动”同时提供了关系联动、人才培育、资源拓展的实践机制，使得资源和人才匮乏的村庄具有了突破约束、自力振兴的可能性。     

新时代我国乡村振兴的伦理之维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乡村伦理秩序建构是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其提供科学的价值引领、凝聚不竭的精神动力、创设良好的道德环境。然而,当前我国乡村伦理秩序面临诸多困境,集中体现为工业化冲击下的家庭道德问题凸显、市场化冲击下的农民道德信仰迷失、城镇化冲击下的乡村社会道德失序。新时代顺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我们不仅要以道德教育引领乡村伦理方向,还要以传统美德丰富乡村伦理内涵,特别要以完善公共治理提供乡村伦理保障,不断优化乡村社会道德环境,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良好的道德保障。     

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评估探析

当前,应从制度变迁及其对农村社会和村民行为影响的视角．考察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评估。具体说,就是运用政治发展理论和治理理论方法。从经济发展、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制度建设、乡村秩序和行为规范、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和政治文化和政治参与六个方面评估我国乡村治理制度绩效。     

共同富裕视域下的乡村治理：逻辑转换、体系革新与路径选择

在第二个百年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解决乡村相对贫困、提升乡村发展水平和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营造一个能够充分保障农民获得感、幸福感以及安全感的乡村善治环境，已经成为破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致力共同富裕不可或缺的、关键的“最后一公里”。在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治理将发生相应的逻辑转换：在治理价值上，从秩序取向拓展为兼顾秩序与发展取向的综合取向；在治理内容上，从生产、行政、社会建设等局部治理拓展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全方位治理；在治理主体上，从乡镇政府、村庄主体等有限主体拓展为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不同层级政府力量的多元主体；在治理场景上，从城乡分离拓展为城乡融合。在此过程中，我国的乡村治理体系将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乡政村治”架构，发展为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融合”的制度构造。下一步，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需要统合理念变革、制度优化、主体协同以及民生服务，全方位破解乡村基层治理的瓶颈，释放、激发乡村潜力和活力，走出一条以共同富裕促进乡村现代化和善治的道路。     

乡村“空心化”治理:样态扫描与政府服务

乡村建设是攸关民族与国家命运,一百多年的中国现代化历程多次证明了这一价值判断.城乡二元结构下的资源流动,诱使乡村结构呈现“空心化”态势,村庄“空心化”的治理危机正在侵蚀和动摇我国社会的根基.目前,村落“空心化”主要表现在村庄政治有行政组织无公共权威;村庄经济有财政账务无现金资源;村庄文化有形式输入无实体培育;村庄发展有惠农政策无联动人才等四大窘相.因此,要在发展中不断完善和创新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完善村级合作组织,引进乡村技术人才,构建多中心的服务体系.     

论乡村数字治理的运行机理：多元基础与实践路径

理清数字治理在乡村社会的运行机理,是运用技术之治提升治理效能的关键。农村社会结构的类城市化转型、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推广,带来乡村数字治理成长的多元基础。立足“数字技术-数字空间-数字信息”三位一体的理论架构,在浙江等东部乡村地区的实证调研发现,通过数字空间的治理,有效增益了乡村治理的主体力量,激活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重塑村庄公共性;通过数字信息的治理,助力基层政府实现对流动乡村的动态管理、公共服务的有效落地、群众合理诉求的高效回应等。数字治理推进基层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主性建设协同发展,促使基层治理灵敏高效,但其推广还要与村庄社会基础和内生治理需求相契合,不能一刀切。     

乡村治理中的情境博弈、策略选择与利益协调——基于鄂西L县政府贫困治理的案例分析

在乡村治理中,话语情境的政策逆变、关系情境的利益寻租和常人情境的权宜取向往往导致地方政府的行动困境。困境的化解有赖于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包括向上回应与制度创新的政策变通策略、资源配优与治权引导的利益共谋策略和柔性运作与程序规范的行为约束策略等。这一治理方式揭示了乡村社会中地方政府与各利益主体间的复杂关系,地方政府需要以“合法化”的话语规则、“合理化”的道义关系和“合情化”的常人理性来协调各主体间的利益冲突,以此实现乡村治理中的“治理有效”和“善治”目的。     

共同体权威视角下的村庄解体与整合

村庄解体是共同体权威基础的解构而造成村庄规则与秩序的散失。缺乏权威基础的村庄权力主体必然得不到成员多数的长久合法性认同,这种权力体系下构建的村庄规则与秩序也将是形同虚设,村庄共同体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解体的威胁。村庄的重新整合需要的是重构与共同体利益相关联的权威基础,也只有这样村庄才能够被整合成一个有秩序的共同体,从而降低国家在村庄治理过程中的成本,提高所投入资源的利用效率。     

"阅读乡村秩序"等5篇

2014年08月21日，求是网刊载了陈占江《阅读乡村秩序》一文。该文认为，当下乡村秩序发生了显著变化。乡村已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从内向型村庄向外向型村庄过渡，时空秩序和日常生活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发生了频繁的流动；社会结构分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结构混乱的景象，新兴职业或阶层不断涌现。以国家为推手的送法下乡、宣传下乡、电视下乡等运动不断瓦解着农民的传统观念并试图重新植入一种以现代性为内核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理念。     

阅读乡村秩序

<正>2014年08月21日,求是网刊载了陈占江《阅读乡村秩序》一文。该文认为,当下乡村秩序发生了显著变化。乡村已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从内向型村庄向外向型村庄过渡,时空秩序和日常生活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发生了频繁的流动;社会结构分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结构混乱的景象,新兴职业或阶层不断涌现。以国家为推手的送法下乡、宣传下乡、电视下乡等运动不断瓦解着农民的传统观念并试图重新植入一种以现代性为内核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理念。当下的中国乡村正处于转型期,礼已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而法的"故事"正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