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农村政策的执行困境及应对

新时期以来,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补农、惠农政策,但对于政策执行主体——乡镇干部来说,仍然存在着“政策好、执行难”的悖论。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政策表述与落实之间存在着空白地带,政策执行主体的政策认知错位及方法失当,政策目标群体出现了新变化。增强政策的执行效果要求政策执行主体提高自身素质,在政策的理解力、解释力、执行力、动员力方面下足功夫。     

论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偏差行为

本文认为,公共政策执行者是政策执行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公共政策执行者的态度、综合素质、利益需求和行为倾向等都对政策的有效执行产生影响,甚至决定政策执行的成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公共政策执行者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着种种政策执行偏差行为.因此,必须加强政策宣传,强化政治社会化功能和建立健全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机制,同时,还必须增强公共政策执行者的责任意识和风险意识,提高政策执行者的综合素质,减少、避免和及时矫正政策执行中的偏差行为,进而促进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     

政策失败的原因与对策

政策失败是人们在政策实践和政策科学研究过程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本文分析了政策失败的原因 ,即政策本身的缺陷和政策执行的偏差 ,并据此提出了防止、克服政策失败的对策措施 ,即促进政策优化、提高政策制定的质量和水平 ,以及加强对政策执行过程、政策执行者行为活动的监督     

邓小平政策宣传思想及其理论贡献

邓小平政策宣传思想强调政策宣传应坚持与政策精神相符合、走群众路线等原则；应坚持正确理论的指导，反对迷信和盲从；应坚持党性；应坚持政策的稳定性和发展性的统一。邓小平政策宣传思想为新时期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作出了重大理论贡献，强化了政策执行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加强了政策制定过程与基层民众的联系；把政策运行中的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宣传等环节有机地统一为一个整体，有利于政策制定目的的实现。     

以民为本与公共政策执行研究

公共政策作为一种社会公共资源,本身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治理工具,因而政策执行者要以维护和实现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只有通过积极转变政策价值观,完善政策制定系统和程序,创新政策工具,提高政策执行主体的执行能力和道德素质,才能切实促进政策的顺利执行,实现政策目标,建设和谐社会.     

关于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执行不力的思考

本文归纳了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执行不力的表现形式及其危害,并由一般到重点分析了中央政策执行不力的影响因素,进而从政策制定、政策领会、政策执行原则、政策决策机制、政策执行条件、政策执行者素质和政策执行理论研究等方面,探讨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政策的对策思路.     

对目标群体政策客体地位批判与主体地位的构建

传统的政策客体观下,目标群体是作为政策客体存在的,这种认识不仅违背了公共政策的本质内涵和外在规定,造成了政策制定、执行主体和目标群体的对立地位,而且混淆了目标群体的主体形态和依附属性,导致了政策主体与政策客体关系的混乱.因此,需要对其客体地位进行反思和批判,树立其政策主体地位,同时在新政策客体观下,重新思考政策客体的构成.     

公共产品供给中农民权益保障政策执行问题研究

农民权益保障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所在。近年来,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保障农民享有公共产品权益的政策。这些政策较大程度减轻了农民负担,带给农民实惠;但政策本身与政策对象的需求存在偏差、政策调整存在滞后性、政策执行中缺乏监督、资金不足等政策执行中的瓶颈问题凸显。为此,需要通过提高政策质量、加强政策执行的财力资源、优化政策执行主体等措施优化政策执行过程,提高政策效能以保障农民享有公共产品的权益。     

公共政策执行的要素分析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延续,是达到公共政策预期目标、解决实际问题的关键。本文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决策过程、信息沟通、执行主体以及管理资源投入四种影响政策执行的要素进行了分析。     

保障性住房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原因及对策研究

为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我国制定了保障性住房政策。由于政策的计划性不够,同时又受到政策执行主体复杂的利益关系、政策资源和政策环境等因素的制约,使得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执行效果不理想,在政策理念、融资和监管等方面问题突出。要进一步确定合理有限的保障目标,建立统筹协同的资金管理体系,加大法律法规和监管机制方面的完善力度,以促进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有效执行。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有效性分析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是保证既定政策目标得以实现，防止政策执行偏差的重要手段。然而，我国目前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体制仍不完善，仍受多重因素制约而不能有效发挥其监督功能。因此，可以从提高监督主体的监督意识和素质；增强专门监督机构的权威；构建严密有效的监督网络；完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制度保障和健全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予以完善。     

论"三农"政策执行中的障碍及其克服的路径选择

现阶段我国“三农”政策执行的障碍主要表现在:基层政府执行“三农”政策不力;农民表现被动;所需物质基础不牢固等等,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作为政策执行主体的基层政府有其内在局限性,农民的素质和组织化程度还不是很高,政策执行所需资源不足,政策执行机制存在弊端等。为此,要选择合适的路径来克服这些障碍性因素:精简机构,提高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力;提高农民素质,提升“三农”政策执行的社会资本存量;增加农业投入,改革金融体制,拓展资金渠道;强化“三农”政策执行的监督等等。     

公共政策的伦理价值取向

公共政策以“公共性”为其逻辑起点，以公共利益为最终目标，因而，公共政策蕴含着伦理的诉求，影响着政策的目标和执行。公共政策伦理以追寻公共政策之善为旨归，寻求政策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但在实践中，存在着政策伦理的失范。通过确定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在政策过程中的和谐统一，重视公共政策主体的伦理素质建设，提倡公民对政策过程的参与等理路可以寻找到规范政策伦理的有效途径。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初探

反思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研究中的一些突出问题是本土化公共政策研究的一项重要议题，也是提升执政能力、增强政策执行绩效的迫切要求。政策执行目的不够明确是制约政策执行研究的“瓶颈”，将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视为一个连续的整体，进而考察政策执行实践中的各种问题是提升政策执行研究的关键。     

青蓝交织：政策社会学与政策科学的学理辨析

政策社会学与政策科学同源不同宗、同根不同枝，是青蓝交织、交相辉映，共同体现“政策良心”的两门学科。不同的学科既有差异，也有共性，差异代表着多元的方法，共性代表着统一的认识。多样的方法与统一的认识，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政策最好的依据。第一，原则一致的政策制定。政策社会学重视“社会参与原则”，人民群众以及社会组织、社区社工、专家智库等是政策制定的重要参与力量；政策科学特别强调“政策吸纳社会”。第二，表里相依的政策执行。政策社会学对应的是社会管制、社会交换与社会激励;政策科学的执行资源是权力、利益与精神。第三，不同体系的政策评估。政策社会学依靠的是社会描述、社会分析与社会模型;政策科学的事实评估主要关注目标达成、成本效益与因果关系。两门学科分别体现了各自把准政策脉络、落实政策措施、实现政策价值的根本逻辑，体现了自身的学科贡献与政策良心。     

试论公安政策制定的民主化

作为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安全问题最为个体关注，同时，公共安全问题也最为世界各国政府所关注。作为公安机关履行自身职能、实现良好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公安政策及其绩效自然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关键问题之一。公安政策制定的过程包括公安利益的诉求、聚合、转换与输出，并且每个环节的科学合理程度都影响着公安政策制定的质量。本文通过对公安政策制定过程、公安政策系统进行分析，推出了公安政策制定民主化的相关关系，即让公安权力机关内部和外部的不同主体参与到公安政策制定过程中，实现各类公安利益主体的公安利益均衡，从而实现公安政策制定的民主化，并最终为提升公安政策质量奠定基础。     

基层公务员的政策执行:结构脉络中的策略性选择

政策执行是将政策制定者的意图转化为预期结果的活动,是公共政策过程的关键阶段。政策执行涉及政策执行者的能动因素和结构因素。基层公务员的政策执行,是复杂环境与执行者能动性交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基层公务员的政策执行行为受政策规定的合理性、资源的可得性、目标群体的异质性、组织控制的有效性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基层公务员的政策执行效果则受其政策执行能力与素质的影响。在结构性脉络中,基层公务员是具有自我意识、反身性与策略性的执行者,这些具有不同政策执行能力和意愿的基层公务员会在对结构性脉络和自身能力的认知基础上发展出一系列策略性行为。这些基于结构性限制下的有意识的策略性行为,是现实当中存在的基层公务员政策执行行为。要辩证地看待基层公务员的策略性行为。     

“同意的治理”:理解政策认同的实践逻辑——Y县宅基地改革观察

如何理解和解释不同地方在执行中央政策时呈现出的效果差异,从而推动政策的有效执行,一直是政府和学界关注的焦点。Y县宅基地退出政策执行的个案经验展现了政策认同建构与政策有效执行的内在逻辑。其中,认知-情感-意愿是"制造同意"的三个关键环节,直接作用于政策受众对自身利益和政策导向的判断和选择,并最终决定行动方向。地方政府通过信息传递、关系运作、需求感知和利益协调,并借助自组织运作优势,逐步强化农户的认知、情感和认同,从而将政策认同的建构过程贯穿其中。由此,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建构并强化政策认同,有助于提升目标群体的支持度和参与度,降低执行成本,提高政策执行的效率和效度。     

保持政治稳定的三层政策战略

从政策视角出发,保持政治稳定的三层政策战略包括:制定和执行合理的大众性政策,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司法、强力等方面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合理的政治性政策,包括政治力量吸收、执政党建设、民族、外交、政治危机处理、政治运行监督等方面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合理的知识分子政策,即政治教育政策,这与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特征有关,也与政治教育的特征有关。     

“双减”政策执行风险及其治理对策分析——以上海市Q区Y街道为例

基于上海市Q区Y街道“双减”政策执行实践的实证调研，我们发现该街道在深入推进“双减”政策的过程中存在诸多风险，如：机构倒闭及其衍生的金融纠纷风险、非学科类教培机构的市场监管风险、教师工作负担加重风险、交通拥堵风险以及由于政策宣传不到位引致的主观认知风险。对此，需要采取“因地制宜留足政策缓冲期、建立系统化体系化的风险防控机制、强化政策执行主体间的协调配合、提升中小学教师的各项待遇以及加大双减政策的宣传力度”等多措并举的形式，以期最大限度地减少甚至是消除上述的风险隐患，助力“双减”政策在地区性层面的顺利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