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与互动：上海浦东新区构建新型政社关系考察

构建新型政社合作关系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建构新的政社合作关系与互动机制有赖于社会的独立、自治，“大社会”体系的形成，有赖于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有赖于公众的积极参与。近年来，上海浦东新区在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培育“大社会”体系；推进政府管理职能的社会化，形成“多元主体”的社会治理格局；探索社会化决策方式，推进公众广泛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率先形成了“政社合作，政社互动”的新型关系。     

“政社合作”模式的实践与思考——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

自2005年6月,国务院批准浦东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以来,浦东着力开展“政社合作”的改革与实践.其通过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搭建多层面合作平台等举措,初步形成了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和谐共生”为特征的政社合作伙伴模式.为了进一步推进政社合作,一方面,政府要采取改革双重登记制度、完善监督体系、加大财力和政策倾斜力度、发挥政府组织的优势等措施,以解决民间组织健康发展面临的注册难、监督“缺位”、人力财力不足、“志愿失灵”等问题；另一方面,民间组织需要树立“社会企业”理念、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并厘清与政府的关系,以解决自身发展能力、公共物品供给、功能定位等问题.     

从购买服务到合作治理——政社合作的形态与发展北大核心CSSCI

政府通过与社会组织合作将社会资本引入到公共治理。本文在界定政社合作基础上,通过区分进入合作过程的运作性资源和治理性资源,提出购买服务和合作治理两种基本的政社合作形态,总结出政社关系的四种模式,并揭示了购买服务对合作治理在主体形成上的促进作用和在格局建构上的转化路径。通过分析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和延泽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政社合作实践,实证分析了通向合作治理的两个转化路径,即共同决策和进入社区治理结构。政府和社会组织都应该充分认识和理解购买服务与合作治理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在政社合作上采取正确和有效策略,以最优方式实现社会组织对公共治理的进入。     

合作的解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执行过程的政社关系

政府购买服务构建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场景”。然而,为什么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执行过程中政社合作关系经过“解构”迈向了多元复杂类型？基于项目执行过程的微观情境,本文提出了政社关系演化的“政绩共享-资源庇护”解释框架,案例比较分析发现：第一,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处于“非对称性依赖”格局,基层政府因其在地化的资源动员能力主导了政社合作的“解构”过程。第二,理性的基层政府权衡政绩共享收益和资源庇护责任之后确定了政社合作的“重构”方向,即合作、俘获、限制、替代等多元化关系类型。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资源动员能力决定其互动关系走向,政府主导的“资源的权力网络”使得政社关系转向了“合作的解构”。研究结论为理解政社关系提供了全新视角,对于推动政社合作供给公共服务具有政策启示。     

诠释社区场域的政社合作：绩效式授权与取信式参与——基于结构二重性视角的行动-结构分析

绩效式授权与取信式参与是社区场域中政社合作关键现象。既有制度理论研究尚未从结构能动性层面解构政社合作关系特征，故引入“结构二重性”视角，提出社区二重性结构中存在着绩效式授权与取信式参与的政社合作。深究其里，发现政社合作缘起于理性化、反思性以及合作动机作用，从而实现结构改造；政社合作动力机制在于时空因素促使政社双方以展示互惠善意的方式合作，从而以最小交易成本满足双方发展目标；政社合作特质表现为行政层级制驱使政府压力传导、实用主义思维作用项目绩效依赖，以及社会组织在“管家”角色中产生的取信导向。作为理性行动者，政府与社会组织形成“施压-取信”合作机理。政府间接实践自身对结构改造的同时，社会组织也在积极寻求自主行动空间。因此，绩效式授权与取信式参与将会在社区场域中长期存在并不断演化。这就为社区政社合作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解读和现实思考。     

“江汉模式”新轮改革目标选择、体制创新及可行性

为破解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部门合作困境"和"政社合作困境","江汉模式"以社区合作治理为价值取向启动新一轮改革,通过业务流程再造和政府行动社会化,改革政府社会职能运行的体制机制,深化了政府大部门体制改革,创新了居民有序自治机制。     

政社互动合作的基层探索

近年来，南京市在社会改革和社会组织的发展上大胆探索、先行一步，通过政社合作，推动政府转移职能，购买服务，激发社会组织正能量，提升社会组织地位，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互动的格局，从而达到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管理新秩序的目标。     

着力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

<正>社区是社会的根基,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推动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党的十八大明确将社会管理与民生并列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提出"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包含哪些内容？

答：十八大强调，加强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并提出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四个加快”，即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     

创业投资政府引导基金的法律规制研究

新时期,我国转变财政支出模式,由无偿补贴的方式转为财政资金投入引导基金,吸引社会资金形成资金池,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国家新兴产业建设。通过增设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社会公众监管主体,完善信息披露、综合评价、内部监管机制,明确阶段参股、联合投资、融资担保监管重点等方式,促进创业投资政府引导基金规范化发展。     

完善—巨灾社会动员机制

巨灾面前，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社会各方面力量充分支持。是战胜巨灾的重要保障。完善巨灾社会动员机制。使得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以各种方式投入到抗击巨灾的战役之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减轻灾害带来的损失。大力推进民间组织、志愿者参与巨灾应急工作，有利于更广泛地动员社会力量，提升国民参与应急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为巨灾应急工作的有序、有效、有力开展培育一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辅助力量。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     

政府转型与政社合作: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路径选择

文章从政府转型与政社合作两个角度探讨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路径。首先需要自上而下的制度突破,进行政府转型,将"强政府"变成"小政府";然后培育社会组织,在政社合作的框架下构建"大社会"。这样公共服务型政府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应发挥市场作用

正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政府应该放松支取标准,加大监督力度,促进资金转变为基金,让资金保值增值,树立执政为民形象,提高政府公信力。十八大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不断提出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服务型政府;要简政放权与转变政府职能。目前全国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深刻地体现了社会与民众期待政府简政放权、改进政府治理方式的诉求与意见。     

社会组织发展改革观察

<正>导论政府、市场、社会是人类社会的三大主要领域,任何治理体系都围绕三者关系在进行。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治理创新,核心就是厘清三者的边界,重建良性互动关系。在市场和社会领域,除了政府发挥好自身功能外,需要进一步加大培育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让渡社会权力,引导社会组织全面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社会矛盾化解、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等领域的公共事务,谋求政府治理、政社合作治理、社会自身治理的有机结合。其中,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并让其有序地参与社会事务的公共治理,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和关键所在。     

论刑事法律社会合作的依据与体系

刑事法律社会合作是在反思刑法的瓶颈问题上提出来的,其基本思想是吸收社会力量对刑事法律运作的参与,从而转变对犯罪的治理模式。刑事法律社会合作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犯罪治理模式的转变、权力的多元化和社会化、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的理念、刑法惩罚机制的局限性以及刑事政策的选择,为刑事法律社会合作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刑事法律社会合作的体系包括合作主体、合作途径、合作模式与合作目的,刑事法律合作正是通过其内在体系要素的功能发挥,逐渐推进刑法的社会化。     

东城区市民中心和民间组织指导服务中心成立一周年成果掠影

为了践行“政务公开，政社合作、政民互动”的社会管理理念，2007年11月22日，北京市东城区委、区政府设立了东城区市民中心、成立了东城区民间组织指导服务中心，两个中心与东城区行政服务中心一起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政府服务模式，成为政府、社会组织与市民之间沟通交流互动的新型平台。目前。市民中心的运作模式正逐渐向网络化的趋势发展，公益活动延伸到了街道、社区，影响力已波及外区、外省市，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为科技创新插上金融翅膀——深圳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作法对我省的借鉴

<正>近年来,我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动金融支持科技创新,设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重大科技专项资金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推行"政银担""政银保""政保贷""税贷通"政策,以银政合作、银保合作、企业互保、银税互动等方式,积极探索小微企业融资渠道多样化。省内各金融机构     

共治视角下的广州市公众意见咨询委员会——实践、局限及其优化路径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既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要途径和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也是社会治理理论和实践的最新探索。既有研究大多在宏观层面上论证了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其微观过程的研究。本研究尝试以广州市公众意见咨询委员会的实践运作为案例,详细呈现政社互动与官民共治格局下社会治理的具体运作机制。在广州公众意见咨询委员会的运作中,委员们通过坚持政策全过程参与,有效保证了共治质量。但同时,公咨委制度也存在不足,需从加强立法、明确职责定位,强化能力培训与经费补贴支持,严格遴选机制等维度着手加以进一步完善。     

政社关系的时代困境与协同途径

社会转型期,政社关系要达成良性互动与协同,非一日之功,当前还存在难觅两者权责边界的困境。其原因有二:政府目标的"远大"需要政府无限扩权;社会组织自治分权能力不足又难以制衡地方政无原则地扩张权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是消解这些困境的重要途径,购买服务实现了政社之间的公私伙伴关系,这是以技术划界;购买服务推动了政府还权与社会的行动,这是以权力划界;购买服务形成了社会限制政府扩张的机制,这是以权利划界。     

政社合作与公共服务体制的转型

政社关系的变迁是公共服务体制转型的逻辑起点。集体行动的困境、供给模式的效能和服务体制的张力,是公共服务体制转型的压力基点。而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政社合作,倡导建立民主财政机制,逐步达成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及积极培育社会组织,摆脱市场化与社会化的两难困境,则是公共服务体制转型的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