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与互动：上海浦东新区构建新型政社关系考察

构建新型政社合作关系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建构新的政社合作关系与互动机制有赖于社会的独立、自治，“大社会”体系的形成，有赖于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有赖于公众的积极参与。近年来，上海浦东新区在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培育“大社会”体系；推进政府管理职能的社会化，形成“多元主体”的社会治理格局；探索社会化决策方式，推进公众广泛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率先形成了“政社合作，政社互动”的新型关系。     

东城区打造新型服务平台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北京市东城区委、区政府提出了“政务公开、政社合作、政民互动”的社会管理理念，2007年11月，设立了东城区市民中心、成立了东城区民间组织指导服务中心，两个中心与东城区行政服务中心一起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政府服务模式。经过近一年的运转．市民中心承担的政府信息公开、政府在线咨询、政府决策听证、社会意见征集、民间组织服务、民间组织发展、社会自治互助、市民发展展示等8项功能得到充分体现，成为政府、社会组织与市民之间沟通交流互动的新型平台。     

合作的解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执行过程的政社关系

政府购买服务构建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场景”。然而,为什么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执行过程中政社合作关系经过“解构”迈向了多元复杂类型？基于项目执行过程的微观情境,本文提出了政社关系演化的“政绩共享-资源庇护”解释框架,案例比较分析发现：第一,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处于“非对称性依赖”格局,基层政府因其在地化的资源动员能力主导了政社合作的“解构”过程。第二,理性的基层政府权衡政绩共享收益和资源庇护责任之后确定了政社合作的“重构”方向,即合作、俘获、限制、替代等多元化关系类型。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资源动员能力决定其互动关系走向,政府主导的“资源的权力网络”使得政社关系转向了“合作的解构”。研究结论为理解政社关系提供了全新视角,对于推动政社合作供给公共服务具有政策启示。     

诠释社区场域的政社合作：绩效式授权与取信式参与——基于结构二重性视角的行动-结构分析

绩效式授权与取信式参与是社区场域中政社合作关键现象。既有制度理论研究尚未从结构能动性层面解构政社合作关系特征，故引入“结构二重性”视角，提出社区二重性结构中存在着绩效式授权与取信式参与的政社合作。深究其里，发现政社合作缘起于理性化、反思性以及合作动机作用，从而实现结构改造；政社合作动力机制在于时空因素促使政社双方以展示互惠善意的方式合作，从而以最小交易成本满足双方发展目标；政社合作特质表现为行政层级制驱使政府压力传导、实用主义思维作用项目绩效依赖，以及社会组织在“管家”角色中产生的取信导向。作为理性行动者，政府与社会组织形成“施压-取信”合作机理。政府间接实践自身对结构改造的同时，社会组织也在积极寻求自主行动空间。因此，绩效式授权与取信式参与将会在社区场域中长期存在并不断演化。这就为社区政社合作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解读和现实思考。     

东城区市民中心和民间组织指导服务中心成立一周年成果掠影

为了践行“政务公开，政社合作、政民互动”的社会管理理念，2007年11月22日，北京市东城区委、区政府设立了东城区市民中心、成立了东城区民间组织指导服务中心，两个中心与东城区行政服务中心一起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政府服务模式，成为政府、社会组织与市民之间沟通交流互动的新型平台。目前。市民中心的运作模式正逐渐向网络化的趋势发展，公益活动延伸到了街道、社区，影响力已波及外区、外省市，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巨灾重建融资政策体系之探索

本文研究了日本自1991年以来创造的大震之后重建的投融资体系和台湾九二一震后的基金会运作机制,提出巨灾之后的融资和对其的管理是一个国际性的社会政策问题。中国和世界都需要一套平战结合、快速应变巨灾的常态化融投资政策体系。日台在巨灾后设立的重建基金(会)形成了社会政策视角下的巨灾融投资政策结构,解决了巨灾后快速融资的方式和合法性;与政府巨额重建资金协同配合的内容和方法;以资金运作与管理达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间组织等不同主体之间的紧密合作等问题,是一种政社合作、公私合作的创新体制和机制。本文最后还提出应该考虑建立512重建基金,为公众和各类社会组织参与重建提供一个社会支持平台和公共参与的空间,以便形成公开、公正、民主、透明的政府治理和政社协同机制,也为构建未来应对巨灾的融投资政策体系打下基础。     

推进广东社会组织 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共销一合伙”良性竞争与合作关系模式，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进行科学分类，推进“政社”分离和社会组织“去行政化”与城乡基层社会组织差异化管理，建立独立的第三方评估监督机制，是推进广东社会组织承接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转移、解决“转什么、愿不愿转、能不能转”问题和拓宽社会组织依法参政议政渠道的关键。     

加快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的几点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这里所说的社会组织,笔者认为主要是指依法注册登记,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发挥服务、沟通、协调、监督、维权、自律等作用的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及中介组织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组织是政府与市场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新形势下,积极探索社会组织科学有效的培育发展与综合管理机制,有效解决社会组织在管理与服务中的矛盾和问题,对于转变政府职能、实施政社分开、加强社会建设、促进依法治理,对于激发社会活力、推进公益事业、反映公众诉求、维护社会公平、化解社会矛盾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组织发展的“诺斯悖论”问题探析

作为制度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诺斯悖论"描述了国家与经济发展间复杂且矛盾的关系:一方面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另一方面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在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的背景下,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组织发展之间同样呈现为一种"诺斯悖论"式的复杂关系。一方面,政府购买服务为社会组织获取资金、活动空间与合法性等关键资源提供了机遇,为推进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另一方面,政府购买服务也可能对社会组织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引致社会组织主体独立性衰退、组织服务低效化、草根社会组织边缘化以及社会组织发展同质化等负面效用。政府行为逻辑的内在张力、政社间合作规则的阙如以及权力关系的失衡是这一问题的主要生成机理。因此,需要通过政社间"伙伴"关系的认知建构、以契约为核心的政社合作规则强化以及政社间权力关系的均衡化等路径规避政府购买服务对社会组织的不良影响,实现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     

政社互动合作的基层探索

近年来，南京市在社会改革和社会组织的发展上大胆探索、先行一步，通过政社合作，推动政府转移职能，购买服务，激发社会组织正能量，提升社会组织地位，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互动的格局，从而达到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管理新秩序的目标。     

从购买服务到合作治理——政社合作的形态与发展北大核心CSSCI

政府通过与社会组织合作将社会资本引入到公共治理。本文在界定政社合作基础上,通过区分进入合作过程的运作性资源和治理性资源,提出购买服务和合作治理两种基本的政社合作形态,总结出政社关系的四种模式,并揭示了购买服务对合作治理在主体形成上的促进作用和在格局建构上的转化路径。通过分析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和延泽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政社合作实践,实证分析了通向合作治理的两个转化路径,即共同决策和进入社区治理结构。政府和社会组织都应该充分认识和理解购买服务与合作治理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在政社合作上采取正确和有效策略,以最优方式实现社会组织对公共治理的进入。     

NGO参与社区服务模式研究——以浦东公益组织发展中心托管三林世博家园市民中心为例

NGO在针对社区居民需求开展社区服务的过程中具有自身优势，但当前国内还没有形成完整的NGO参与社区服务模式。本文在理论梳理的基础上，分析在政府购买服务的“政社合作”框架下NGO如何参与社区服务才能提升社区服务水平，以浦东公益组织发展中心托管三林世博家园市民中心的服务模式为例，探索NGO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的可行性经验与发展空间。     

“江汉模式”新轮改革目标选择、体制创新及可行性

为破解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部门合作困境"和"政社合作困境","江汉模式"以社区合作治理为价值取向启动新一轮改革,通过业务流程再造和政府行动社会化,改革政府社会职能运行的体制机制,深化了政府大部门体制改革,创新了居民有序自治机制。     

政府转型与政社合作: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路径选择

文章从政府转型与政社合作两个角度探讨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路径。首先需要自上而下的制度突破,进行政府转型,将"强政府"变成"小政府";然后培育社会组织,在政社合作的框架下构建"大社会"。这样公共服务型政府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运用社会治理理念 推进政府购买服务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用“国家治理”一词,将“社会治理”与“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并列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围绕“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对社会组织的改革发展进行了专章部署;同时,明确提出推广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当前,就推行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来说,如何运用社会治理理念系统推进？笔者从积极构建新型政社关系和社会格局的视角,进行了思考。     

政府应该思考如何与民间组织合作

政府与民间组织在共同治理社会的过程中是一种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而要让民间组织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必须端正对民间组织的态度与认识，思考如何去与民间组织合作。     

对苏州“政社企互动”助聋服务的思考

从2012年底起，苏州市启动了以“政府推动、组织承接、项目运作、社会化服务”为宗旨的助残服务项目和助残社会组织“双孵化”计划，通过引进社会企业特色的助残服务，不断增进政府、残联与助残社会组织、社会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聋人社会服务管理工作真正实现了社会化、专业化、个性化、特色化，迄今服务聋入达万人次。作为聋人，笔者切身感受到苏州聋人事业的发展，存此对苏州“政社企”合作助聋的做法予以解析。     

民间组织在我国行政监督体系中的作用研究

民间组织近年来在我国迅速崛起,已经形成了一股比较有影响力的社会力量。民间组织参与行政监督,在扩大监督主体和监督对象、加深监督深度、加强民主监督、解决监督过程中的冲突等方面有着很大的优势。由于我国民间组织发展的一些特殊情况,当前民间组织参与行政监督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需要采取对策来加强民间组织在行政监督过程中作用的发挥。     

社团统战工作是新世纪工作形势的需要和社团发展的呼唤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社会公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小政府、大社会”、“政社分开”政治格局的稳步推进。社团组织快速发展。已成为与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并列的我国五大类社会组织之一。在国际上又同个人私域、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和社会运动等被称之为处于公共部门和私人经济部门之外的第三部门。     

中国区域发展中的民间组织与地方合作

地方合作对于解决区域公共问题、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积极作用。随着中国民间组织的快速发展,地方合作已不仅仅局限于地方政府之间,行业协会、商会、公益团体和思想库等各类民间组织也开始在地方合作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变化对中国的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保障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政府同时需要重视对民间合作的规范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