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的理论依据新探

契约理论主要阐述权力行使与责任担当的双向依存关系,责任伦理则强调了对行为过程及其结果负责的伦理诉求,契约理论与责任伦理相结合共同构筑了行政问责的理论基础。"人民主权"是"政府治权"的逻辑前提,当政府行为违背"公意"时,政府的权力就是"非正义"的,人民有权追究政府的责任,这是行政问责最直接的理论资源。责任伦理所蕴涵的"尽己之责"使命、恪尽职守"敬业"和行为后果担当是行政问责的直接理论依据。     

行政问责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途径

行政问责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在法律规定和具体实践中存在着下列问题:行政问责立法滞后;异体问责相对薄弱;问责对象不够全面;问责范围过于狭窄;职责权限比较模糊;责任形式不够全面;责任追究弹性较大;缺乏司法救济途径等。要充分发挥行政问责的功效,必须逐步确立责任行政理念,明确行政问责主体,拓宽问责适用范围,明确责任认定标准,增加责任承担方式,严格行政问责程序,优化行政问责环境。     

行政问责制度模型——基于运行程序的规范分析

作为现代民主行政的重要内容,行政问责制度是一种旨在全面追究和实现政府责任的监督机制。在其内涵、要素与功能日渐明晰的基础上,我国行政问责制度效应的发挥与价值实现最终有赖于一套精确完备且有较强操作性的运行程序和制度模型,进而实现行政性问责向程序性问责的本质转变。根据我国现有的行政生态与制度基础,从一项制度必须应有的运行程序角度来说,行政问责制度模型的设计应以责任失范行为的发现为运行前提,以责任的解释、判断与评估以及责任的追究等作为三个主要运行环节,同时以规范化的救济机制作为问责失范的补充环节。     

我国行政问责问题研究综述

近年来,随着行政问责制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运用,对其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从研究情况可以看出,责任政府的建立是行政问责的逻辑起点.问责制、行政问责和行政问责制是从不同角度对行政问责的界定.问责主体包括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有权机构等,问责的客体包括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领导者和公务人员.行政问责的范围是研究的一个重点,有人认为任何违反法律的行政行为都可能遭遇问责;也有人认为行政问责可以包括法律问责、政治问责、等级管理问责和职业道德问责四个方面;等等.在行政问责研究中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对异体问责中的具体措施及法律保障研究不够;对问责对象的范围和行政问责的救济方式与途径的研究也有待加强.     

行政问责的体系构建与制度保障

行政问责制不仅是提高行政效率、增强政府执行力的有效保障,而且也是影响政府合法性和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因素。行政问责制的价值追求是要以行政问责解决提升政府执行力的动力机制,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文对行政问责的体系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多元化的问责主体是民主问责的关键;明晰化的问责对象是落实责任的关键;全方位的问责范围是明确责任的关键;规范化的问责程序是依法问责的关键;作者认为完善行政问责的制度保障的重点在于:塑造行政问责文化;建立明确责任机制;健全履行责任机制;完善责任追究机制。     

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制度完善

行政问责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我国行政问责的实践上看,主要存在行政问责缺乏统一的制度架构,没有严格遵循我国宪法规定的责任制原则,问责途径单一、缺乏外部约束,问责程序设置简陋、责任方式配置不合理等。为此,要完善行政问责的范围、行政问责的主体,责任追究的程序,并实行行政问责的统一立法。     

中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在现实运行中出现了诸如:重官意,轻民意、重副职处罚,轻正职问责、重执行不力,轻决策失误、重行政问责,轻民主问责;重有错问责,轻无为问责等问题。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认识存在偏差,问责心理欠佳、法律规定缺位,难以依法问责、体制权责不清,造成问责困难、制度机制不全,影响科学问责、信息公开不够,影响公众知情等。为此,我们要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社会公众众对政府及行政人员责任的追究机制;政府责任划分明确化;完善问责法制和程序;建立责任评估体系;实行信息公开,建立公众投诉体系;加大监督力度,构建立体监督网络;加强行政文化建设,实施对政府官员的美德教育与提升政府的"信任"社会资本存量;对无为问责制不断进行实践探索与制度创新。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与完善需要在制度建构、体制革新与机制健全三个层面上展开。制度建构层面需要从单一的政府问责扩展到党政一体化问责,从制度要素建设转向制度体系建设以及加强行政问责的组织机构建设;体制革新层面需要强化各级人大的问责主体地位,在问责客体上排除对普通公务员的问责,在问责内容上将政府"绩效"纳入问责范围以及建立规范有效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机制健全层面则需要确立划分官员责任的合理准则,拓宽行政问责的信息来源渠道以及实现行政问责程序与司法追究程序的有效衔接。     

编后语

权力与责任是不能分离的，有权力就必然有责任。行政问责，是通过追究官员确实应承担的责任，促使官员合法、正当地行使手中的权力，使行政机关和公务员真正负起责任。这种对政府官员出现言行不当或违反民意的行为而对其进行道德和政治责任追究的机制，充分体现了权责对等的管理原则，弥补了纪律和法律追究的空当或不足。     

地方政府生态责任追究机制研究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地方政府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我国目前的地方政府生态责任追究机制的实施存在一定的问题,为此,要强化立法工作,完善政绩考核体系;扩大责任追究范围,形成责任追究体系;重视异体问责,形成责任追究合力;完善程序问责,规范责任追究程序;提高责任追究主体素质,规范责任追究行为等。     

浅析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缺陷及对策

行政问责的本质在于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以及对过失权力进行责任追究,是责任政府的具体体现形式,最终目的在于保证政府系统的正常运行、遏制权力腐败以及保障公众利益尽量不受损失或损失最小化。近年来,我国在行政问责建设方面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存在一些问题。分析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从实践出发,在参考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思考完善行政问责制度的对策,对责任政府的构建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伦理审思

在我国,行政问责制不仅关系着责任政府的建立,同时也关系着政府形象地塑造以及公信力的提升。行政问责制应当是行政问责主体依据相关法律,遵循其特定的程序,在全社会的共同监督下,追究问责客体责任的制度。其所蕴含的行政道德核心理念是"正"。公平、正义是我国行政问责制良性运行的灵魂所在,并且它是我国行政问责制所追求的最高伦理境界。     

行政问责制的源初、内涵及价值承载

行政问责制度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监察制度。现代的行政问责制度是基于民主、法治理念而产生的为减少政府行为过错、提高行政效率、由特定主体通过一定程序和形式追究相关责任客体的一种制度。行政问责制在现代社会承载着推进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减少行政过错，提高行政效率等多种价值。     

新理论新观点

吴传毅在《湘潭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撰文认为,行政问责制在我国实施以来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但问责制的各个阶段都存在问题。事前阶段的问题是问责触发的非常态化,问责主体不明确,问责客体范围不全面;事中阶段的问题是问责标准弹性过大,问责配套制度供给不足;事后阶段的问题是缺乏对问责的救济制度的规定,缺乏对问责官员去向的制度规定。为了使问责制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就需要从立法上完善问责制体系,使其进一步法制化、规范化。第一,要明确问责主体及其权限。作为一种责任认定和责任追究的活动,行政问责必须由特定的主体     

中国地方政府行政首长问责制度的制度设计缺陷及影响

海南省等地方政府行政首长问责制度主要内容包括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内容和实现机制。它的特点是问责主体与问责对象行政隶属关系的明晰,构成了典型的等级问责关系;问责内容广泛,涉及等级问责、职业问责、法律问责和政治问责等内容;通过直接界定和参照执行的方式确定了两类问责对象;单一的政府行政负责人启动机制,决定了问责的行政内部垂直领导的实现途径。这一制度设计的缺陷及影响是:由“单一问责主体和启动机制可以实现多类问责内容的问责效果”的假设难以成立,引发问责效果难以实现的问题;由“地方党委书记不过问行政问责”的假设不成立,导致问责执行中可能存在的党政冲突问题;由“‘部门行政首长’和‘政府行政首长’在决策权力与责任方面一致”的假设不成立,带来的对政府行政首长决策责任如何界定及合理问责的问题;由“体制外信息提供者可以充分获取必要的信息和行使相应的权力”的假设不成立,带来的监督者难以到位的问题。     

行政问责制：国外经验及中国制度安排

近几年，引咎辞职成为国家对事关人民生命健康的特大责任事故严格实行责任追究的重大举措之一。为进一步强化行政监督，改进干部作风，促进干部主动作为，从而加大将事故消灭在萌芽之中的可能性，提出了构建基于长效、透明、常态的行政问责机制的构建，分析了中国实行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总结了国外实行行政问责制的经验，提出了中国的相关制度：应从重塑行政问责文化、健全行政问责的制度体系、厘清问责范围，明确行政责任、健全和强化异体问责机制等方面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问责机制等。     

行政决策中的政府责任分析

政府该不该对其行为承担责任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结论是绝大多数人都主张政府应该对其所有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行政决策是政府行政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自然也应该对其决策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如何确定政府在行政决策中的责任、政府应该承担哪些责任以及如何追究政府的行政决策的责任呢?这就需要建立健全行政决策的问责机制。     

重大行政决策终身问责制度的困境与出路——以地方立法样本为素材的分析

在我国重大行政决策普遍失范的背景下,重大行政决策终身问责能够有效弥补程序性规则的不足,实现对决策权的有效控制。重大行政决策影响的严重性和后果的滞后性也决定了建立终身问责制度的必要性。但在建立重大行政决策终身问责的制度过程中,存在责任主体不清、问责范围不明、归责原则不统一、缺乏协调机制等障碍,可通过建立会议案卷制度明晰责任主体,用正面列举加反向排除的方式界定问责范围,实行过错归责与结果归责相结合的问责原则,建立跨区域跨级别协调机构,以解决追责机制不畅的问题。     

当代中国决策问责的内在逻辑及优化策略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建立以决策问责为核心的责任政府是关键。然而,当前中国以责任政府建设为目标的问责实践却呈现出“重执行、轻决策”的特征,对决策失误缺乏有效的责任追究,造成了决策失误多发与决策问责缺乏并存的现象。从主体与责任的视角观察,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决策责任主体的多元性形成了主体间的内在张力,导致责任追究中的“多只手难题”;二是决策责任类型的多样性形成了各责任类型的不同适用情形,导致责任追究中的“多责任混乱”。对此,应当以明晰公共决策的责任主体和明确公共决策的责任类型为着力点,在厘清集体决策责任与个人决策责任界限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科学的决策责任终身追究制度和责任倒查机制,实现决策问责制度的优化重构。     

行政无为问责:一种亟待制度化的权力监督

在整治"行政不当行为"的同时,需要对"行政不作为"或说"行政无为"有清醒识别,实施行政无为问责应是一条重要途径。行政无为比行政作为更难以界定,行政无为的责任亦难权衡,但如果没有行政无为问责,就可能无法很好推进行政问责制度。行政无为问责可以理解为问责主体针对行政机构及公职人员应当作为却无所作为而产生不良后果,并要求其承担相应责任的做法。明晰行政无为问责的主体、客体、程序与具体责任,有助于行政无为问责制度化,真正发挥其监督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