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法修正案（八）》对社区矫正影响的调研报告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依法实行社区矫正”,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确立,对于改革与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刑法修正案（八）》施行后,它将对司法行政系统广大社区矫正工作者带来怎样的思想撞击？     

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确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为观照

社区矫正代表着当今行刑制度的发展趋势。刑法修正案（八）实行社区矫正的规定,为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为改革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确立。     

论社区矫正立法与确立司法行政机关执法主体地位

2010年8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初次审议的刑法修正案草案中,首次提出了“实行社区矫正”,这是我国社区矫正立法方面的一个重要进展。首先,在法律中出现“社区矫正”的字样,将逐步消除人们对“社区矫正工作法律依据不足”的认识;其次,通过社区矫正立法,对社区矫正执行部门进行科学合理的权力划分,将促进刑事司法权力的合理配置,进一步优化刑事法律制度。第三,通过国家立法途径,不断强化社区矫正工作经费保障、机构人员和制度建设,保障社区矫正工作顺利进行。     

论劳动教养立法的几个基础性问题——建立我国轻罪处罚制度的理论创新

轻罪处罚制度的不足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制度中的一个板块性缺损。中国刑事立法犯罪概念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刑法上的犯罪实际上是严重或较为严重的犯罪 ,而不包括轻罪 ,因此 ,应当以劳动教养立法为契机建立中国的轻罪处罚体系。轻罪处罚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面临一系列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除了需要立法和司法等方面的客观条件外 ,还需要具有根本性意义的理论创新。这就需要从理论上形成和提出问题 ,并给予科学的说明 ,为轻罪处罚制度提供必需的理论支撑。     

轻罪治理的司法逻辑、法律调整与程序配置

轻罪治理涉及惩治、预防、对犯罪进行源头治理的实体性内容,也有程序性出罪、协商性司法机制等程序性内容。轻罪重罪案件比例发生的明显变化,由多种因素促成：一是社会控制能力增强,环境条件变化;二是立法中存在刑罪化的倾向,刑法修改不断增加罪名,轻罪案件因此剧增。醉驾入刑的司法实践表明某些危害行为的刑罪化需要进行全面的立法后果评估和对法律适用的司法调整。在轻罪治理中,不应忽视有些危害行为,没有纳入刑法制裁的范围,或者刑法规定的处罚过轻,形成刑法盲点或者“轻罪(处罚)过轻”的问题,需要从立法角度重新进行审视并加以解决。就轻罪治理相关诉讼制度配置来说,调整裁量不起诉和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和范围,按重罪、轻罪、微罪配置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将部分治安处罚案件纳入司法程序,设立治安法院或违警法院,是值得研议和可以采纳的程序改革方案。     

论中国轻罪制度建构的必要性

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将原来就被视为轻微犯罪的那部分劳动教养内容由刑法接纳,同时将与其同等强度的其他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一并纳入刑法并建立轻罪制度,是完善刑事法律制度体系、使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合理衔接、与人权保障国际公约和多数国家刑法普遍立法例接轨、打击预防腐败犯罪建设清廉社会,以及发挥刑法导引作用提升道德水准、应对风险社会的现实需要。从我国社会现实出发,建构轻罪法律制度十分必要。     

我国轻罪化社会治理模式的立法反思与批评

我国先后十一部刑法修正案新增28个轻罪,但表现出了"轻重并进,重罪为主"的立法特征,轻罪制度并未成为立法主线,"轻罪化"之所以屡被用于渲染当前的犯罪化立法及其趋势,源于对"废除劳教制度"法治意义的误解.劳教制度被废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从教育帮扶性措施异化为罪刑失衡的监禁处罚,因而轻罪化立法不应是"劳教功能"的栖身之所."轻罪化"作为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立法方案源于"严而不厉"的目标导向,但"严而不厉"内含"严"与"厉"概念交叉、狭义解读刑法谦抑性、迷信刑法积极预防功能等不足,在"去重刑化"目标尚未实现之前追求法网之"严",则导致刑法结构"又严又厉".增设轻罪也不是校正重刑主义司法偏向的恰当措施,重罪构成要件的司法扩张是解释者背离罪刑法定原则使然,应正视司法恣意性的根源而非通过轻罪化立法为之开脱,否则将陷入"司法无限倒逼立法"的恶性循环.因此,追求法网严密的轻罪化立法应予放弃,从而为发挥刑法之外其他规范及其主体的功能让渡空间,真正促成社会治理所需的多元共治格局.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选择性起诉研究

选择性起诉作为美国所特有的一项司法原则和司法制度,在有效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的刑事司法政策正逐步以刑罚人性化和轻缓化为取向,宽严相济,注重刑事司法的轻罪轻刑化和行政上的轻罪非刑罚化矫正。     

我国司法行政制度的改革——以社区矫正为视角

司法行政制度是一项为国家法治建设以及司法活动提供服务与保障的法律制度,具有中国国情的司法行政制度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社区矫正作为司法行政改革制度中的一项改革举措,其发展历程印证着我国司法行政制度改革的发展历程.通过对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学习,更好地完善我国司法行政制度的改革.     

恢复性司法理念视野下的社区矫正制度初探

随着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产生与发展,其对刑法各项制度都有一定的影响,社区矫正制度也不例外。如何从恢复性司法理念中寻找到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完善的思路、措施、规则,这是值得思考的。     

我国轻罪立法的模式选择及其展开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我国犯罪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刑事立法轻罪化趋势日益凸显，轻罪立法成为刑事法治新课题。基于我国轻罪立法现状以及综合域外经验，选择“刑法统一调整”的规范模式作为我国轻罪立法的现实进路较为适宜。具体而言，在刑法总则层面，明确轻罪概念，设置轻重犯罪分层的罪行等级，以罪刑均衡为基本立场对相应法律规范进行必要调整；在刑法分则层面，通过类型化思维调整部分具体罪名规范模式，以“定性+定量”与“只定性不定量”两大规范类型的恰切把握着力于实现轻罪立法的理性与正义。     

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社区矫正是刑罚制度改革中的相对于监禁刑的新型刑罚执行模式,其具有刑事制裁性、非监禁性、社区参与性等特点.2011年2月25日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正式也是首次将社区矫正这一概念纳入刑法之中,使得社区矫正在我国有了明确的法律地位.但我国社区矫正仍存在专业社区矫正人员和机构专业性不强、社区矫正审前调查力度不大,立法保障还不完善等不足之处.因此,社区矫正制度应从培养专业社区矫正人员、加大审前调查力度、完善立法、加强社区矫正的宣传等方面进行完善,从而推动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更好更快的发展.     

社区矫正若干问题研究

社区矫正制度是一项新型的法律制度,我国从2003年开始在全国试点,如今已走过九个年头。去年,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将社区矫正正是纳入刑法。可是,我国社区矫正制度仍然存在许多缺陷和问题。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制定统一社区矫正法、明确执行主体,做好农村社区矫正工作。     

轻罪时代前科制度的内在诟病及其应对

中国社会已进入轻罪时代。基于既有的前科制度，我国治理轻罪的同时，不可避免带来了轻罪后果实际不轻、犯罪行为与其后果严重“倒挂”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容易使前科人员被边缘化，也加剧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前科是因受过刑事处罚而产生的规范性评价，表现为前置法与刑法上的累犯、从业限制、限制办理落户等处罚，其性质上属于刑罚的一种延续。无论是从刑法的基本原理，还是从刑法的基本原则、刑罚的正当化根据等角度看，既有前科制度缺乏正义的基础，都应该对其说“不”。我国应该构建前科消灭制度，在具体的立法模式上，可以选择刑法典立法模式；在具体的规则设计上，可以围绕前科消灭的基本条件、适用范围、启动程序、法律后果为重点建构。在具体的法律效果上，需要统筹刑法领域内、外的其他制度，一方面要修改刑法上的前科报告、累犯等制度，另一方面要清理不合理的前科规定，从而形成逻辑严谨、结构协调的前科消灭体系。     

社区矫正制度实践中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社区矫正制度从2003年开始试点到2009年全国覆盖,是我国刑法“宽严相济”原则的体现,也是人权理念制度化的实践.社区矫正制度的司法实践更好地完成矫正人员的教育与重塑,但不可否认的是社区矫正制度实施过程中面临着体制摩擦、行刑程序粗糙、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队伍建设滞后等问题.本文将以社区矫正实践面临问题与困境为立足点,探讨该制度的发展出路.     

轻罪治理的程序响应

近年来,我国犯罪态势和犯罪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呈现重罪重刑案件持续下降,轻罪轻刑案件不断上升的“双降双升”趋势,标志着犯罪治理已经进入轻罪时代。轻罪治理,需要程序法的积极响应与参与,发挥程序在犯罪治理中的独特功能和作用。然而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明显不适应轻罪治理要求,表现为程序的被动性、对抗性、惩罚性、单一性和滞后性。世界上许多国家较早地开始了犯罪轻重分层,在长期的轻罪治理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有别于重罪的程序制度,促进轻罪案件的简便快速处理以及多元化解决,可以为我国构建轻罪治理体系提供借鉴。在轻罪治理的背景下,完善我国轻罪程序的总体思路是实行犯罪分层,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强调“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具体路径包括完善刑事和解程序、完善司法出罪机制、完善审前程序分流机制、简化轻罪案件审理程序、完善刑事强制措施、完善涉案财物程序性处置等。     

试析我国社区矫正过程中的义工惩教制度

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确立，为改革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本文拟结合修改后刑诉法的规定、及我国司法机关的探索，对社区矫正过程中实行义工惩教制度（以下简称“义工惩教制度”）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     

比较法视野下社区矫正制度的构建

社区矫正制度的刑法理念在于从以监禁刑为中心向自由刑的刑罚体系转变,是一种遵从人道主义、尊重人权的刑罚探索成果.监禁刑发挥着其有力的惩罚作用,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司法资源有限以及犯人回归社会困难等问题.因此社区矫正制度的推广有着直接现实意义.然而目前我国的社区矫正还处于摸索起步的初级阶段,尚需完善.因此本文从社区矫正的基础理论概念入手,探析国外的成功模式及经验,进而研究其对于我国的社区矫正的借鉴作用,以期构建完善合理的社区矫正制度.     

犯罪的边界——我国轻罪制度的立法思考

从探寻现行立法意图入手,在分析和考察我国“定性加定量”犯罪概念界定标准的基础上,立足刑法基本理论和司法实践进行理性反思,提出构建我国轻罪法的理论思路,试图彻底解决立法调整对象竞合的制度性弊端.     

论社区矫正在河北之试行

社区矫正作为我国行刑制度的一种新的尝试,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内涵,体现了刑法的宽容精神,河北省作为将要启动的第二批试点省份之一,借鉴其他试点的工作经验,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上进一步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实现罪犯回归社会的终极目标,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