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现象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理性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当今农民工队伍的主流。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行为与他们“有工就打”的前辈有着不同的目的与动机。当今“民工荒”实质上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民工荒”,它正是新生代农民工在现实的务工环境中的一种理性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进程中的相关问题微探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是中国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大的现实和理论问题。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既具有理论基础,又具有现实必然性。就理论基础来看,主要关涉社会排斥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社会认同理论与城市化理论等;就现实必然性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是我国新型工业化、城市化与实现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以来,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先后经历了控制、有序引导以及制度推进等三个阶段。现阶段,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有序融入城市,必须坚持三个相统一原则:主导性与协同性相统一、主体性与客体性相统一、认知性与实践性相统一。     

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就业权益保障问题探析

新时期,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流动就业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大,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合同、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与卫生保护等劳动就业权益保障存在的现实问题日益突出,深入剖析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就业权益保障缺失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管理、就业岗位等制度和政策原因,探析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就业权益保障的就业环境和劳动力市场软硬件设施,期望其能够为加强我国农民工基本权益保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所裨益。     

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教育和引导调查研究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是指1980年后出生的农民工,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父母兄长等老一代农民工,更希望与城市融为一体,但技术、权益、身份、心理等门槛将他们拦在城外,带来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因此,针对这一特殊群体,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正确把握他们的思想状况,利用思想政治教育所具有的导向性、渗透性和感染性等特点,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加以引导,是重要的现实课题。     

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党建工作的思考

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党建工作研究，不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党建工作水平和能力，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落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现实需要。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党建工作依然存在一些问题，表现为党员管理存在严重疏漏；党员教育存在畏难情绪；党员活动缺少有效平台。为此，必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党建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创新新生代农民工党员管理方式和制度；丰富党员教育内容和形式；拓宽党员活动平台和渠道；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党建工作考核评价机制，切实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党建工作水平和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内在冲突与逻辑路向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关乎中国的城乡统筹发展和社会良性转型。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超越自身的先赋社会地位,但在多种现实因素的约束下被城市和农村双重边缘化,市民化诉求步履艰难。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应然归宿,政府应在城市──县城──乡村的三维视野里提供必要的制度安排,以便让他们到了一定年龄阶段时能够顺利返回故土,从而实现宏观经济与微观个体的双赢。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流迁模式的多元分化及其差异性特征——基于东南沿海四地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

文章在朱宇和林李月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东南沿海苏州、温州、泉州与东莞四地2250名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流迁决策的多元分化以及多元流迁模式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差异性特征展开分析。文章有如下发现:其一,与不少学者和社会大众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愿望强烈"的"刻板印象"不同,在流入地城市定居并非是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共同选择;其二,户籍制度本身并不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苏州、温州、泉州与东莞四地定居意愿偏低的主要原因;其三,基于流迁模式多元化的事实,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分化出"定居型"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型"新生代农民工与"循环型"新生代农民工三个亚群体;其四,"短工化"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落户意愿低的重要原因;其五,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特征与其流迁意愿之间存在高度关联性。     

新生代农民工代际资产转移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一、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体——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界定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80"、"90"后农村青年。2010年,由全国总工会中国工运研究所等部门组成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历时3个月,在大连、东莞、深圳、福州、遂宁、广安、青岛、烟台等10多个城市调研所形成了《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报告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是:出生于20世纪     

新生代农民工入党问题研究

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受到越来越多政治关注和社会关注的态势下,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入党作为一个新的重大课题也应该郑重地提出来。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入党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准确定位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把握其群体性特征,透视新生代农民工对党的认同感,科学设定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入党的战略路向。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暴力犯罪的诱发机制与社会防控研究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暴力犯罪在行为人和行为方式上呈现较明显的特点。户籍制度是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暴力犯罪的诱发因素之一,劳动力市场、社会服务、人际关系变化等社会因素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犯罪会有一定的影响。通过渐进式改革户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和分配体系,拓展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渠道,以及加强文化和法律教育,完善立法、提供必要的司法保护,可有效地预防和减少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暴力犯罪。     

新常态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难点与重点

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其市民化有比较优势,这主要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宏观政策环境在优化,城市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水平在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能力在增强。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带来新挑战。一是经济结构进入优化期,这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二是经济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将自然减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三是发展动力进入转换期,加大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难度。因此,新常态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点应放在:一是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技能素质为重点,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二是以构建高效就业信息平台为重点,进一步健全劳动力市场体系;三是以就地城镇化为重点,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农村城镇化相结合。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构中的利益分析

建立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是推进城市化、扩大内需、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但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建构存在着政府、企业（雇主）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之间的不同利益主体。建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关键性因素是协调好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发挥政府在利益博弈中的主导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自杀的社会学视角与预防措施——以深圳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为例

用埃米尔·迪尔凯姆的社会学自杀理论结合当今社会实际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自杀是由于社会整合力包括经济整合力、组织整合力、文化整合力、利益整合力、政治整合力不强。2010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从多方面努力预防新生代农民工自杀:转变思想观念,提升文化整合力,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有归属感;改善企业管理,提升组织整合力,使新生代农民工能够释放心理压力;提升劳工权益,增强经济整合力,减轻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压力;完善农民工社会保护政策,提升利益整合力,让新生代农民工感受社会的公正;畅通利益表达渠道,提升政治整合力,使新生代农民工能够表达自身的诉求。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之政府责任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和生力军,已经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其市民化问题也是我国城市化战略的重要一环。目前,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收入低、就业难、治病贵等一系列问题,因而政府作为城市治理主导者,应该在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上担负起应有的责任,积极深化制度改革,转变管理模式,更好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需求调查及对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由农民工代际分化出的一个特殊群体.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61.6％[1].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2],这是自2001年王春光[3]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概念以来,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概念.由于受到城乡二元经济、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合过程中受到极大阻碍,新生代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是制约其社会融合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拟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及需求进行问卷调查,进而提出具体的对策和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成本测度及分担机制构建——基于私人成本支出的视角

城市融入是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决策过程，本质上是其“融入意愿”与“融入能力”的有效结合。理论界现有研究倾向于从整体视角对农民工城市融入进行均衡分析，既未区分农民工群体内部的代际差异，又忽视了成本要素对城市融入效度的现实制约。本文在对城市融入成本进行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引入“资本再造成本”和“享乐成本”两个概念，丰富了城市融入成本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浙江的实证分析后发现，高昂的城市融入成本特别是居住成本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为改变新生代农民工“失范性融入”的问题，建议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及农民工自身相结合的角度，构建多元复合主体的财政分担机制，以逐步破解外来人口机械增长与城市融入效度偏低的现实困境。     

缺失与回归:新生代农民工权利问题研究

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由于主体性和社会性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及社会权利缺失的状况。要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回归,在个体层面需要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能力,改善其维权意识;在社会层面,需要优化实现新生代农民工权利的制度环境,并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其权利的保护。     

从排斥到融合: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正农民工群体为城市建设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但由于其农村身份的限制,农民工群体很难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城市通行证。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一半左右。新生代农民工与过去老一代农民工一样,同样有面对身份问题的限制。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方式、价值理念、思想状态等方面的表现都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所以老一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境、问题以及解决办法的分析不能完全适用于新生代农民工,需要进     

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的现实困境与对策研究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面临着城乡分割二元户籍制度、不稳定的就业环境、缺乏市民社会的认同以及住宅等问题。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必须做到以下几点: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赋予新生代农民工平等的市民权;建立长效就业服务体系,给新生代农民工创造稳定的就业环境;增强人文关怀,让新生代农民工带着尊严融入城市;将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问题纳入城市的保障房服务体系,解决其"居者无其屋"的难题;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素质,增强其对城镇化的适应能力。     

改善文化生活：农民工的迫切需要与现实选择——对长春市农民工文化现象的调查与思考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52亿,农民工总量约占城镇常住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但是,许多农民工因为户籍等现实问题而无法享受城市的种种公共文化服务,以80后、90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需要上呈现出新特点、新要求。与父辈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