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威慑与犯罪控制

刑罚(criminalpunishment)是对犯罪行为的一种强制性、惩罚性的司法反应 ,刑罚威慑则是基于趋利避害的人之本性 ,以刑罚的严厉性来控制犯罪发生的无形力量。刑罚威慑具有双重功能 ,即针对已然犯罪的特殊威慑功能和针对未然犯罪的一般威慑功能。刑罚威慑在犯罪控制和维护稳定方面的确功不可没 ,但是缘于其先天的内在局限性及致罪原因的复杂性 ,刑罚威慑在犯罪控制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有其限度的 ,任何希冀通过加大刑罚量达到消灭犯罪或控制犯罪的努力都将事与愿违。刑罚威慑的目标应定位于将犯罪现象控制在社会所容忍的限度以内 ,而在司法实践中要达到这一目标还必须兼顾若干影响刑罚威慑效能的因素。     

论刑罚对毒品犯罪的威慑效应

刑罚是犯罪的法律后果之一,通过制定、适用和执行刑罚,威慑罪犯不再犯罪和警示他人不去犯罪是刑罚的重要目的之一。目前我国毒品犯罪形势愈加严峻,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考虑通过不断完善刑罚来提高对毒品犯罪的威慑作用。在研究了刑罚威慑的特点、产生的条件以及削弱刑罚对毒品犯罪威慑效应的因素后,探讨通过不断完善刑罚以更大限度的发挥其对毒品犯罪的威慑力具有深远的意义。     

刑罚威慑的理论重构与实证检验

“刑罚具有有效的威慑效力”这一论断被广泛认可，但是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关于刑罚威慑的研究并没有充分展开。既有的研究常常聚焦于理性人假说的循环论证，并将刑罚威慑等同于利用刑罚严厉性进行威慑，忽视对刑罚威慑实际效果的实证检验。在理论构造上，刑罚威慑由于依托于潜在犯罪人对刑罚的主观感知因而具有复杂的因果路径，其可以通过严厉性、确定性以及及时性三个维度对犯罪发挥遏制作用。运用“动态因果模型”对我国36年来犯罪与刑罚的互动关系所展开的实证研究显示，刑罚的各个维度对严重的暴力犯罪均没有威慑效力。对一些非暴力的财产犯罪，刑罚确定性则具有稳定而显著的威慑效力。在刑罚严厉性的维度中，仅有提高收监率可以低程度地增加威慑效力，而提高重刑率不但不能起到遏制效果，反而会对许多类型的犯罪起到促进作用。     

美国环境犯罪控制范式研究

环境犯罪控制范式可分为威慑型控制范式和针对型控制范式。美国威慑型控制范式主要体现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上,对所有公司、个人以及政府机构都有效;针对型控制范式主要体现在刑事政策上,通过公司的自我披露、逐渐体制化的环保组织举报、政府信息收集和公开等形式提供环境犯罪调查的重点目标。我国应逐渐地由单一的威慑型控制范式转变到威慑型和针对型控制范式复合的模式上来,制定公司自我披露制度,加强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提高对民间环保组织的工作支持。     

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及其防控机制研究——基于75个犯罪案例的实证分析

当前我国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呈现多发态势。如何有效防控此类犯罪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运用频率统计、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对从公开媒体收集到的2001~2014年的75例相关案例进行统计分析,总结该类犯罪的特征,并对其制约因素和刑罚威慑效应进行检验分析,结果显示:犯罪人的贫困发生率是制约其犯罪的重要原因,而刑罚对其犯罪的威慑效应较小。因此,对此类犯罪应采取综合性的防控措施,做到社会控制与社会支持并重。     

环境犯罪刑事制裁的方式与选择——以刑罚轻缓化为分析视角

考察我国环境犯罪的刑罚体系,可以发现适用最普遍的当属有期徒刑和罚金刑。判处环境犯罪被告人有期徒刑存在重刑化倾向,判处其罚金刑也因为刑法没有规定具体的数额、比例或倍数,加之在司法适用中判处数额较低,从而难以对环境犯罪被告人起到威慑效果。在对环境犯罪刑事处罚趋于轻缓化论证后,应当秉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刑罚轻缓化理念,完善现有的刑罚措施,包括限制自由刑的适应范围、明确罚金刑的具体适用方式等,并增设新的资格刑和非刑罚处罚措施,从而科学地选择环境犯罪刑事制裁方式,理性建构环境犯罪刑罚新体系。     

"严打"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严打作为我国一项阶段性的执法策略,在20多年的实践运行中,虽颇有成效,却不尽如人意.于是从司法资源的稀缺性和刑罚威慑效应出发,以法律经济学的视角对其进行度量分析,以期达到理性控制的目的,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罪刑均衡与刑罚个别化关系论纲——兼及罪刑关系的重构

罪刑均衡和刑罚个别化最初分别是刑事古典学派和刑事实证学派所构建的罪刑关系理论。两派对犯罪和刑罚的理解是一元的,所构建的罪刑关系也是一元的。随着两派观点的逐步融合,对犯罪和刑罚的理解逐渐由一元走向二元,这也导致罪刑均衡和刑罚个别化由一元向二元演变。作为二元的罪刑关系理论,罪刑均衡和刑罚个别化都追求犯罪与刑罚之间的相互适应。罪刑均衡要求犯罪与刑罚保持对等性,刑事立法和司法都应该遵循,因而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刑罚个别化不仅要求刑罚与罪行,而且要与犯罪人的人身特征相适应,是处理具体刑事案件的要求,是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就二者关系而言,罪刑均衡是刑罚个别化的上位原则,刑罚个别化是罪刑均衡在刑事司法中的体现。     

论恢复性正义在环境犯罪治理中的功效——兼议传统刑罚理念的有限性

传统刑罚理念应对新型犯罪存在缺陷。针对环境犯罪,在传统的报应和矫治模式之外,应兼采赔偿式、修复式正义模式来作为保护环境的手段,真正达到保护环境的功效。建议设置责令补救、限期治理等非刑罚处置措施,以弥补已有的刑罚方法在遏制环境犯罪后果持续危害方面的不足,以收标本兼治之效。针对环境犯罪,加害者与被害者可透过协商机制达成损害赔偿及关系的修复,使环境刑罚对犯罪行为的处理及反应更具灵活性和弹性,并促使行为人改过迁善,达到犯罪预防之功能及刑罚的目的和效果。     

论对犯罪嫌疑人的报道

犯罪嫌疑人享有公民应该享有的一切权利,包括名誉权。因此新闻对其的报道应该是有限度的报道,即既要谴责其犯罪行为,又不能侵犯其享有的正当权利。作为新闻报道的对象,其报道价值表现在可以形成一种揭露、威慑和防范犯罪的舆论氛围,以打击和防范犯罪,形成对社会犯罪予以舆论控制的态势;对于公众而言,认清犯罪的本质,从心理上产生一种排斥感,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基于报道原则和报道价值的考虑,新闻对犯罪嫌疑人的报道方式为现场报道、非现场报道和批注式报道。     

刑罚的变迁、回归与突破

人类对犯罪的反应经历了报复刑、威慑刑、等价刑(报应刑)、矫正刑(教育刑)、折衷刑几种方式.当今各国出现了恢复性司法或是"事不过三法"、新社会防卫论等理论及实践.人们认识到解决犯罪问题还是要与犯罪有最直接关系的个人的意志起决定性作用,以人道主义为最高理念,以保卫社会及个人为目标,刑罚不断的变迁、回归与突破,甚至被刑事政策所取代.     

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化处理的原因

刑罚观念的转变和对刑罚功能局限性的认识,刑罚谦抑性以及刑罚经济思想成为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非刑罚化处理的理论溯源;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是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非刑罚化处理的现实根基和强劲支撑;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决定了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非刑罚化处理的必要性.     

我国单位犯罪的司法需求和立法重构

在定罪上,单位犯罪认定标准虚化、单位实施纯正自然人犯罪认定标准不合理、国家机关犯罪司法非罪化不理性。在量刑上,单位犯罪刑罚配置不均衡、刑罚种类单一、量刑情节不明确、裁量制度缺位。针对前述司法难题,以现行体系为基础的解释路径已经无法回应司法需求,为实现单位犯罪范围的合理性、刑罚安排以及量刑的妥当性,为破除法官实践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藩篱,应当从立法层面进行重构。具体而言,针对定罪需求,应当明确单位犯罪的本质、增设单位犯罪罪名、排除国家机关犯罪主体。针对量刑需求,应当配置均衡的刑罚、增设资格刑、明确量刑标准、构建裁量制度。     

恢复性司法在我国宜适用行刑阶段

一．恢复性司法的内生缺陷 （一）恢复性司法将“正义”推向了不确定状态 恢复性司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理念挑战在于刑罚报应主义的“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原则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正义”的标准的讨论。传统司法要求同样犯罪的人在法定犯罪内受到同样对待的刑罚。刑罚是国家预定的，对于个体来说不能更改。这实质是将正义用程序来界定，强调“公正”的原则——正义是作为一个普遍的概念来运用的。     

我国抢劫犯罪的对策分析——以犯罪经济学为视角

在犯罪经济学的理论中,任何理性人实施犯罪前都会进行成本与收益的计算。近年来,公安部开展"盗抢骗"专项打击行动,抢劫罪的立案数剧烈下降,表明在短期内,提升了抢劫罪的犯罪成本,有效遏制了抢劫犯罪。但针对基数庞大的抢劫犯罪,继续加大打击力度显然会造成司法投入的边际效益降低。从犯罪经济学角度看,预防抢劫犯罪对策主要有:首先,要在继续提高抢劫犯罪预期刑罚成本的基础上,适当调整刑罚结构保持边际威慑;其次,根据抢劫犯罪人机会成本的特点,宏观上提高潜在犯罪人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     

《刑法》第303条的司法适用及立法完善——以“两高一部”关于网络赌博犯罪司法解释为视角

赌博犯罪作为当前我国社会中存在的高发性刑事犯罪，与和谐社会建设进程格格不入，应子严厉打击。但现行法律对赌博犯罪客观行为界定不清、刑罚结构设置不合理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偏面及滞后，给司法实务部门正确认定及适用带来困惑。应当结合司法实践通过立法修正对赌博犯罪的罪名进行重构、对其客观行为作出明确界定、对刑罚体系进行完善，以更好发挥刑法打击赌博犯罪的功能。     

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视野下的我国少年司法程序

在《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联合国其他关于少年司法的有关文件中,针对少年犯罪的司法程序有着许多方面的具体规定。以此视野关照中国的少年司法实践, 我国在少年法庭,少年犯的羁押、量型、非刑罚措施,以及少年犯案底和改造方面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如何参照国刑事司法准则,完善我国少年司法程序,以更有效地预防少年犯罪,更地地改造失足少年,是我国批准和实施公约以健全法治所急需思考的问题。     

“综治”体系下侦查权的犯罪控制功能研究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新阶段后的改革目标。在国家治理的总项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也逐渐具备了治理现代化的意蕴。在综治体系下,侦查权的犯罪控制功能可以分解为"犯罪威慑功能"、"犯罪风险感知和治理功能"以及"犯罪黑数挖掘功能"。要充分发挥综治体系下侦查权的犯罪控制功能,必须减少对运动式执法的依赖,更加注重政策协同。     

“综治”体系下侦查权的犯罪控制功能研究北大核心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新阶段后的改革目标。在国家治理的总项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也逐渐具备了治理现代化的意蕴。在综治体系下,侦查权的犯罪控制功能可以分解为"犯罪威慑功能"、"犯罪风险感知和治理功能"以及"犯罪黑数挖掘功能"。要充分发挥综治体系下侦查权的犯罪控制功能,必须减少对运动式执法的依赖,更加注重政策协同。     

环境设计与军队犯罪预防研究

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突破了传统的预防模式,将防范的重心从消除犯罪根源、进行刑罚威慑逐步转向利用环境的天然作用,通过增加犯罪难度与成本,进而达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目的。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的要素包括:自然监督、领域强化、出入控制、景象维护与活动支持。应从指导和管理军队进行环境设计预防犯罪入手,建立健全建筑物安全防范措施的法规制度,注重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加大理论研究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