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分配正义的历史规定性

分配正义的历史规定性是指"历史"对于"分配正义"的"规定性"﹑"生成性"﹑"决定性"意义。既包含着对"历史是什么"的本体认识对于"分配正义"认识的"规定性"意义,也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方法论对于"分配正义"认识的"规定性"意义,且对"历史是什么"的本体认识决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因此要从本体论和方法论相统一的角度去论证"历史"对于"分配正义"的"规定性"。唯有此,才能在"分配正义"的认识上,避免"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才能驳斥马克思与正义关系上的"拒斥"论,才能真正认识"分配正义"在马克思理论里面的本真状态。     

简论中华"礼治"的六大核心理念

中华"治道"之核心,是"礼治".而"礼治"并非一种单独"治道",它只是"天治"、"君治"、"民治"三种"治道"之循环.三种"治道"循环相济相生、相制相克,就是所谓"礼治".三种"治道"之循环,由六大核心理念支撑:天下主义、和而不同、广土众民、兴灭断绝、执两用中、返本开新.其中"天下主义"与"和而不同"偏向"天治"一方面;"广土众民"与"兴灭断绝"偏向"君治"一方面;"执两用中"与"返本开新"偏向"民治"一方面."天下主义"对治"民族-国家主义","和而不同"对治"同而不和","广土众民"对治"小国寡民","兴灭继绝"对治"殖民主义","执两用中"对治"单边主义","返本开新"对治"弱肉强食".前六大理念,共同指向"王道";后六大理念,共同指向"霸道"."民族文化"之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核心理念"之复兴、古老"王道"之复兴.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推进高校内涵建设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推进高校"学习化"、"创新化"、"精细化"内涵建设,构建高校"学习化"、"创新化"、"精细化"建设方略,探索尝试"学习化"、"创新化"、"精细化"培育模式,培育学习、创新人才,实现大学理想——人人踏上终身持续最优化成长发展之路。     

“中国道路”哲学研究的核心概念之辨

中国道路哲学研究的"元问题"首先就是核心概念的辨析。"中国特色"、"价值共识"与"中国价值",不仅是其中最为核心的重要概念,也是最充满歧义和质疑的理论困难。"中国特色"不是每个公民的主观任意,它是中国道路践行中的"公民意识总和",即"中国道路"的"价值共识"。作为中国公民"精神路标"的"价值共识"不能脱离"中国特色",换言之,"价值共识"是"中国特色"的"精神路标"。"中国价值"不仅具有"中国特色",而且也是具有"世界价值"意蕴的"价值共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什么"与"不是什么"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必须弄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什么"与"不是什么"的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对象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仅指"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是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西方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通俗化",而不是"精英化"、"学术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而不是"教条化",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整体化",而不是"图谱化"、"肢解化".     

不妨突破框框

"创新"最忌"框框"。什么叫框框?说白了,就是枷锁。举个例子,认为小草"只能"种在地上,"只能"就是"框框"。那么,突破了"框框"会怎么样呢?请看三个成功的例子——一是"小草娃娃"。它与传统玩具娃娃最大的区别就是在头顶上"种"草。     

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存在”——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探讨

在齐泽克看来,意识形态不是对社会存在的"虚假"反映,而是一种与"意识"关系不大,倒与"无意识"、"欲望"有关的"社会存在"。因为意识形态建构着社会现实,参与了"社会存在"的形成。但这种由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社会现实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存在着不可弥合的"分裂"。这一"分裂"既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又成为意识形态存在的根据,因为没有现实的"分裂"也就不需要意识形态的"缝合"。然而意识形态这种"缝合"现实的努力不仅是漫长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简论晚明“中西哲学对决”之主要格式

晚明"中西哲学对决"之主要格式有:以亚里士多德"四因说"驳道家之"无"与释家之"空";以西洋哲学"实体-属性"之说驳中国哲学之"太极"与"理";用西洋哲学中之"发生论"释读"理生天地万物"之"生";以西洋哲学固有之"白板说"反驳儒家之"性本善"及"复初"说;以西洋"三司"知识论释读儒家之"仁"与"义";以西洋"生死"说置换儒家之"生死"说;以西洋哲学之"成见"颠覆中国"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观念;以西洋哲学中之"材料"与"形质"释读中国哲学之"气";以"物之元质"释读"太极";以西洋"原罪"说释读中国哲学之"恶";以西洋"定性论"驳中国"随性论";以西洋哲学之"本体论"驳中国哲学;等等。     

论中国哲学中的"和"是对"多样性"的一种追求——与陶德麟先生讨论"和"与"矛盾解决方式"

中国哲学中的"和",包含"协和万邦"、"保合太和"、"和与同异"、"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和实生物"等一些基本命题,这些命题中的"和"都是对"多样性"的一种追求,分别代表不同的矛盾解决方式,而不是只讲"融合"这一种方式."和"本身就是多样性,就是多样性的统一;将"和"的思维运用于事事物物,就可得到各种不同的矛盾解决方式.既包含"求同存异"的解决方式,也包含"保存对立面"的解决方式、"增损对立面"的解决方式、"拒斥对立面"的解决方式、"在矛盾双方此消彼长时不偏倚彼此"的解决方式、"双方同归于尽"的解决方式,等等.所有"矛盾解决方式","和"都可以容纳,因为这正是"和"之本义所在.     

政治学视野中的“中国梦”

从政治学视野来分析,"中国梦"是由"中国梦"意识、"中国梦"制度和"中国梦"行为构成的协调有序的社会系统组成。其中,"中国梦"意识是"中国梦"的灵魂,"中国梦"制度是对"中国梦"的规范要求和制度保障,"中国梦"行为是"中国梦"的路径。这三个部分之间相互依存并内在地统一。     

老子“啬”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啬"思想是老子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收敛、积蓄、慎用的丰富内涵。它引导人们回归本性,自觉服从于"道",从而达到"长生久视"。"啬"的践行之道围绕"去"与"取"的选择展开,包括个人行为的"去"过度欲望"取"合理物欲,社会风尚的"去"虚华"取"朴实,国家治理的"去"有为"取"无为。老子的"啬"思想在现代社会中也极具价值,它启示人们须直面社会现实,提倡以"啬"为荣,以"啬"来理事、养德、制欲。     

简讯

深圳转变发展思路深圳市今春"两会"的热点话题是社会建设,主角是"民生",目标是"幸福"。为此深圳在国内率先提出,在"十二五"末初步建成"民生幸福城市"。这意味着,深圳的发展思路出现"拐点"——从经济发展的"排头兵",转向社会发展的"最前沿"。     

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是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吗?

学术界有学者将"凯恩斯主义"的主张界定为"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这种观点颇值得商榷。凯恩斯主义的确主张政府干预经济,但其所主张的"干预"并不是没有条件的。凯恩斯主义认为,在短期内、在危机时、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应当积极地干预经济。将"凯恩斯主义"简单地等同于"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这种观点仅仅看到了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经济"这一"政策主张",却恰恰忽视了这一"主张"的"条件"。事实上,凯恩斯设定的"条件"正是运用这一"主张"的"前提"。关于"凯恩斯主义"的表述,比较准确的提法应该是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而不是"全面干预"。     

《论语》中的天道思想

"天道"是《论语》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孔子对于"天道"有着精深的认识,《论语》中"天道"与"命"有着密切的联系,《论语》中的"天道"通过"命"的方式呈现在人世,而使人能够通过命反观"天道",适应于"天道","天道"和人世通过"命"形成了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     

对"性相近,习相远"的一种新诠释

"性近习远"一句历来注解众多,但流行的注释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性相近"上,从而陷于释"性"的泥潭,而遗忘了澄清"性"与"习"的关系才是该句的指归.对流行的注释逐一作了分析与评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诠释路径:将"近"与"远"释为动词,从而对"性相近"作出了"人性相亲"和"人性亲道"两种解读.同时对"习"也作了 "明习"与"盲习"的区分,认为正是"盲习"使人与人相互疏远,使人远离了"道".人只有时时反观本心,自觉依循本性而行,才能与道相合,与人为善.     

中国增长理念的传承与超越

"包容性增长"是一种对发展模式认识上的提炼和升华。"包容性增长"理念是对以往中国"单一性增长"理念的传承与超越。"包容性增长"超越了以往"单一"关注经济增长,更加关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包容性增长"超越了以往"被"增长,而是更多地关注"参与"、"共享";"包容性增长"超越了改革开放以来"单一"的扶持"强"者的政策,更加关注"弱"者的受益。     

加快领导方式转变 推进基层社会管理制度创新——郑州市网格化管理探索

网格化管理,是针对现行管理制度弊端开展的一次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的机制创新,是"坚持依靠群众推进工作落实"长效机制的体现,其主要特征是管理理念从"以官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转变;管理人员由"高高在上"向"主动下沉"转变;管理方式由"粗放式"向"精细化"转变;管理手段由"传统化"向"信息化"转变;管理体制实现了由"阶段性"向"长效机制"转变。     

消解“存在自由”与“理性自由”差别的“生态自由”

自由问题是元哲学问题,并不仅仅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存在自由"认为"人的诞生"本身就蕴含"自由"的存在,具有本体论意蕴,意指"自由"根源于人的存在。"理性自由"认为"自由"应该被理解为个人追求私人利益的理性行为,依然是具有本体论意蕴,意指自由根源于人的理性意识。"自由哲学"的逻辑前提选择"理性自由",在一定意蕴上忽略了"存在自由"的自由逻辑。现实生活世界的"存在自由"的缺失与"理性自由"的虚幻,使得"自由哲学"更具彼岸世界般的"抽象哲学"意蕴。西方国家的"生态哲学"研究发现了"自由哲学"的理论困难,试图用"生态自由"消解"理性自由"的理论困难,但"生态哲学"本质上依然从属于西方"自由哲学"研究的范畴。     

林东城“义利观”与明代新“义利说”

儒家"义利之辩"是儒学的核心学说之一。从孔孟延续至明代,对士和士大夫阶层而言,一直奉行"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相对立的"义利离"之思想宗旨。林东城的"义利观"从"道殊相济,趋利义行"出发,遵循"尚义好礼,以义主利"的原则,进而认为"义利之辩"是"君子进德之几",若能"知止之几",足以"励世廉贪"。林东城是明代新"义利说"的重要代表,突破了传统义利观"义利离"之旧说,由以"士和士大夫"为立教对象转向对"四民"立教,由"义利离"转向"义利合"。士商"异业而同道",士与商社会阶层的交互影响,促进了新的价值观念的产生,对明清儒学的内在转向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形而上学的终结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路向

"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哲学"之终结并不意味着现实意义上哲学的终结,形而上学的"本体之思"是人类摆脱原始和蒙昧的"理性之光"。然而,日益脱离感性世界的"理性"逐步失去了其生存根基,在这个"终结"的萌芽里生长出了"历史唯物主义"新的哲学形态,这种全新的哲学形态在问题的来源、追问方式、思维特质、理论旨趣已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形而上学",其"地基清理"式的"实践"思维方式彻底动摇了之前"形而上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