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方法论诠释

作为命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带有明显的法律方法论属性。从方法论的角度解题,需要对命题之中的"融入"进行恰当的理解。"融入"不是硬性推行,而是要找到符合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要求的进入方式。这就需要借鉴中外历史上已有的法律思维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找到适合的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具体方法。立法是最为简单的融入方法,可以直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到法律规定中;但立法也是一种必须审慎使用的方法,而且也无法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常态化问题。因此,通过司法、执法的方法,也就是通过法律解释、法律论证和法律修辞的方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才是最重要的。     

世界主义、共和主义与法治

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将法治作为其核心概念,法治最本质的特征是非支配。在当代全球化的社会中,对法治的大规模侵犯在那些缺乏法律身份的"非法人群"身上集中表现出来,并反讽性地展示为公民对非公民的支配。这种侵犯的最终结果就是法治在共和主义意义上的失败。要解决这一困难,需要发展一种整合了世界主义理念的共和主义法治观,即在共和政体内部设计一种制度秩序,使其不仅可以提供一种最低限度的法律身份,而且能提供一组至少可以保护个人跨国行为的"自由权利"。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法治与德治是治理国家的两种不同方式,二者各有特点。对于国家治理来说,单纯的法治或单纯的德治都有局限性,好的国家治理需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国家治理、法治、德治内涵具有一定的时代性,法治与德治具有非常紧密的辩证关系,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和生态文明治理都需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立法、执法及法律宣传等方法并重;在守法方面,要在全社会形成守法的道德环境;在从严治党、从严治政的背景下,党政领导干部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从事活动,做到以上三点,方能促进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社区治理法律问题研究

社区治理是我国基层管理工作的一种手段,需要完善科学合理的法律作依据,保障管理人员的处世态度,增强基层部门依法行政的意识及行动力;需要管理执法队伍的高素质作为;需要法制宣传群众,共同法治,互动发展,适应社区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浅析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是一种对正义追求的高尚情怀。当然只有良法才能产生公信力和认同感,良法必须满足功利性、符合正义要求以及具有权利内容。梳理信仰与法治的关系是法律信仰重要性的体现也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必然环节。最后,笔者分析现阶段实现法律信仰存在传统法律观念限制、立法膨胀、司法体制弊端、法律工具主义阻碍因素,提出增强权利意识、法治精神同市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社会优位理念。     

谁之理性？何种法律？——古代希腊世界的法治追求及其困境

希腊人不仅把政治视为一种理性的活动 ,同时也把法治作为一种理想的政治状况加以追求 ,但他们这种不仅试图创造理性的政治、而且试图创造理性的法律秩序的努力却让希腊的政治生活走向了法治的反面。在希腊文明的后期 ,亚里斯多德终于意识到法治也许是一种与希腊式的理性政治正相反的范畴 ,但他自己也未能找到一种法治的制度化体现形式。     

青少年“法制教育”向“法治教育”的理念转型及其体系建构

有别于青少年"法制教育",青少年"法治教育"在教育目标、教学手段、教学方式以及教育内容等方面有所发展。青少年法治教育,除了对青少年要进行法律知识的教育之外,应当培养其法治精神,树立法治理念、法治意识,从而建立青少年的法治信仰。培养青少年的法治理念、法治精神,树立法治信仰不是一蹴而就的,法治教育需要一个过程,需逐步推进。第一阶段是培养青少年对法律知识的认知。第二阶段是培养青少年的法治理念、法治意识。第三阶段是培养青少年的法治信仰。     

俄罗斯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律观念

俄罗斯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具有欧亚双重特性的法律文化,在其发展进程中始终面临本土与外来、东方与西方多种异质法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问题。俄罗斯民族对真理和自由、个人和集体、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有着独特的理解,这些传统法律观念已成为俄罗斯当代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心理基点。     

中国框架下法律信仰的确立

法律信仰的实质是对法治的信仰。"法治应当包含两层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建立,客观上为实现法治提供了科学详尽的理论支持,主观上,如何实现民众由被动接受到主观认同的转变,从而引领整个社会走向法治,日益成为社会亟待解决的难题。信仰作为一种内在的驱动力,较之于外在约束,发挥着更独特、有效的作用。针对中国法治进程的境况,该文将通过分析现存问题,进行学术考量,阐释确立法律信仰的可行性和途径,以期为最终实现法治提供有益的借鉴。     

法治进程的成本分析

刚刚过去的2004年,在丰富的新闻事件中,“依法行政”、“违宪”等说法首次通过媒体频繁进入普通公民的耳朵。法治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不仅有相对完备的法律,而且严格依法办事。法治社会并非将所有问题都交给法律处理, 但一旦交由法律处理,法律的判断就是最高和最终的判断;法律具有最高权威, 包括统治集团及其代表人物在内,全社会都没有也不应当有超越法律之上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治是一种秩序。2005年是中国建设法治政府10年     

印度人民院大选情况初析

印度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拥有11.5亿人口和数千个政党。问及印度任何一个政党负责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对方必然回答：选举。若问：最重要的选举是什么？答案一定是：人民院大选。印度人民院相当于议会下院，是国家主要立法机构，主要职能包括制定法律和修改宪法、调控联邦政府收支、对联邦政府提出不信任案，     

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的科学化发展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构成一部党的建设科学化发展的历史。把科学化要求植入党的建设,事关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中国化、事关党的建设的与时俱进、事关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事关党的建设思想向实践的转化,意义十分重大。党的百年建设实践在科学化轨道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力随着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日益旺盛。坚持科学化的建设逻辑,驱动着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探索过程中收获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科学化发展积淀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是一笔宝贵财富,是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在新长征路上砥砺奋进的巨大资源优势。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提升父母教育素质

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影响因素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父母教育素质的缺陷。由于父母失职或教育不当,孩子身心健康受到伤害,厌学、逃学、沉迷刚络、离家出走、直至走上犯罪道路的越来越多。造成父母教育素质缺陷的原因主要是：家长自身学习不足、家庭教育指导执行不力、社会舆论引导偏颇。应当把父母教育素质提升作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重视家庭教育指导,着力强化依法履行父母职责、尊重和保护儿童权利的理念;引导家长自我教育,着力促进父母与孩子共同成长。父母教育素质的提升,将让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孩子从中受益,使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结构视野下的新型毒品使用行为研究

新型毒品作为娱乐场所药物，它的使用体现年轻化、大众流行与集体狂欢的娱乐特点。吸毒是个体在制度压力下的不恰当选择，与无业空虚、职业需要、社会交往、逃避现实等需求有关；应该通过促进就业、认清危害与树立健康的娱乐交往方式等治理办法减少吸毒行为的发生。     

数百万“网瘾少年”现象引发的思考

今年8月28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李建国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作关于检查<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时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数字,那就是目前我国约有4000万未成年网民,其中"网瘾少年"占10%左右.     

药家鑫案死刑适用分析

药家鑫案的死刑适用符合我国刑法第48条所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适用标准。成立激情杀人的关键要件在于被害人的严重过错，不能随意扩大激情杀人的内涵。同时，存在自首情节并不意味着必然获得从轻处罚，少杀慎杀的死刑控制政策并不排除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适用死刑。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之展望——以《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为视角

《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贡任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原则的正当理由和年龄的划分以及制裁提出了新的建议，代表了当今世界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发展趋势的展望。我国刑法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规范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检讨了中国现行刑法关于未成年犯罪刑事责任规定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的不吻合之处，并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模式、刑事责任年龄、制裁措施提出了完善建议。     

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建构——以“望、闻、切、问”四诊法判断机制为核心

少年审判中的刑事和解制度，是针对承认基本犯罪事实、愿意补偿损害、修复被破坏社会关系即主观恶性较小的未成年被告人提供的一种恢复性司法制度，适用该制度的两大前提之一是对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判断。本文在总结审判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判断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望、闻、切、问”四诊法，并以此判断机制为核心，构建了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即主观恶性的判断机制、主观恶性判断效度的验证机制、主观恶性判断的监督机制和主观恶性判断的保障机制，以期能够提高主观恶性判断的效度，充分发挥刑事和解制度的作用。     

试论实现法治目标的三大基本条件

法治目标的实现,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在观念意识方面,包括公民要具备"善法"与"恶法"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覆盖于全社会的法的统治意识和法律至上的观念以及全社会权利文化的形成;在制度设计方面,包括权力的控制与制衡,权力与责任的一致,权利义务一致性基础上的平等、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系统的健全与协调;在技术操作方而,包括法治的统一,法律的效力,司法的中立和独立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     

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解析

根据对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的解析，尽管组织未成年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中的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是由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完成，但由于本罪侵犯的犯罪客体主要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管理秩序，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也被限定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因此，本罪的犯罪主体不可能构成间接正犯。同时本罪的犯罪性质也决定了一旦“组织”行为中的暴力胁迫等行为超过一定限度、造成了未成年人不应有的伤害或死亡结果，应当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进行处理，而不能依照转化犯、包容犯等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