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纳式服务: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转型中的一个过渡机制

"后单位时期"社会治理格局的构建,理论上是如何处理"国家-社会"关系的问题。对中国社会来说,社会治理转型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不是一个简单的二维关系特征,该变化是在党、国家与社会三维框架中展开的。在社会治理实践中,基层党组织依靠"双轨化"的功能结构,一方面选择性地吸收社会力量,实现国家意志向社会"渗入";另一方面以服务为导向,通过吸收社会力量"反哺"社会建设。这一"党社互动"过程可以归纳为"吸纳式服务"。通过对广州开发区异地务工人员管理服务创新的案例研究发现,"吸纳式服务"在"双重整合"的运行逻辑下,呈现了"控制-支持"的"重层式"功能特征,有助于从增进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角度,缓解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造成的制度摩擦与转型压力。随着政府职能转变的持续推进和社会自主力量的成熟壮大,党组织与社会主体的互动方式将逐渐由"嵌入式引领"为主,向突出"兜底式服务"的方向转变。     

明清乡约制度与闽台乡土社会－－《闽台区域社会研究》之一节

本文从福建(包括台湾)的地方文献取证设论,描述和论述明清乡约制度与闽台乡土社会之种种关系"老人之役"、耆老之设与乡约的自治性质和自愿原则,乡民受约、自约和互约与乡土社会成员共同生活和共同进步的理想,乡约与地方行政制度、里甲(保甲)制度的关系,约所的设置与乡约的推行,神明的威慑与乡约的社会控制效能,"里老(耆老)听讼"的实体、程序和判例法原则,"国家制礼,达乎庶人"与闽台民间俗例即闽台民间习惯法的礼和非礼的双重取向,以及闽台乡土社会"礼法兼施"的传统.     

“马上办”和“按制度办”要兼顾

"马上办"凸显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本方向,"按制度办"厘清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性边界。现阶段,必须要理性认识"马上办"与"按制度办"之间的关系,实现"马上办"与"按制度办"的辩证统一,打造质量与效率均衡发展的政务服务新业态,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组织发展的“诺斯悖论”问题探析

作为制度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诺斯悖论"描述了国家与经济发展间复杂且矛盾的关系:一方面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另一方面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在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的背景下,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组织发展之间同样呈现为一种"诺斯悖论"式的复杂关系。一方面,政府购买服务为社会组织获取资金、活动空间与合法性等关键资源提供了机遇,为推进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另一方面,政府购买服务也可能对社会组织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引致社会组织主体独立性衰退、组织服务低效化、草根社会组织边缘化以及社会组织发展同质化等负面效用。政府行为逻辑的内在张力、政社间合作规则的阙如以及权力关系的失衡是这一问题的主要生成机理。因此,需要通过政社间"伙伴"关系的认知建构、以契约为核心的政社合作规则强化以及政社间权力关系的均衡化等路径规避政府购买服务对社会组织的不良影响,实现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     

论“村改居”后村委会的功能嬗变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农民集中居住现象在各地频生,考察村民委员会功能嬗变的实践逻辑及"村改居"文本制度与实践规则分离的作用机制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对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的个案研究显示,既不同于"解体论",也不同于"延续论",作为国家—农民关系的"桥梁",村委会以流动治理的形式保持国家—农民关系的延续,但"村改居"文本制度与实践规则发生了分离,村委会并非简单延续村治模式下的基本职能,而是以"嵌入"式治理实现功能嬗变,包括主体嵌入与规则嵌入,使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秩序得以可能。同时,"村改居"文本制度与实践规则分离亦会面临一系列规则冲突和制度困境。因此,如何透过"地方性知识"视角,合理利用村庄本土治理资源和内生治理规则,实现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应是学术研究的真命题。     

民富国强是国家的终极目标

历史经验表明,国家只有拥有一个公正合理、人民认同的价值制度体系,"民富"才有可能实现,"国强"也才有坚实的、可持续性的基础。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民富民强必须依靠一系列民主的制度安排和公共政策来实现,也只有实现民富民强,国富国强才有价值和制度保证。     

“和谐世界”理念与新自由制度主义比较分析

新自由制度主义将制度经济学的思想引入国际关系领域,主张在国际层面建立广泛的机制和制度实现国际社会的长久稳定。"和谐世界"理念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天下观"与"和谐观"共同构成了"和谐世界"理念的主要内容。"和谐世界"理念与新自由制度主义在认定国家间利益存在和谐性方面有着共通之处。同时,"和谐世界"理念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一致性及对世界政治最优状态的设想两个方面做出了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不同的判断,为当前世界秩序的调整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也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社会发展的合理性研究

发展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趋势,但发展过程并不一定是合理的,发展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在实现社会发展的合理性时,不仅要协调好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要协调好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关系,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当前,"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是对发展实践进行反思、寻求发展合理性的成果。     

“市场”与“社会”关系探究:社会政策研究路向思考——基于卡尔·波兰尼的“嵌入性”理论

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去论证社会政策的理论基础,是社会政策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路向。卡尔.波兰尼的"嵌入性"理论分析了"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存在吊诡:虚拟商品和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之间的内在矛盾。基于该理论的逻辑分析,通过厘清"市场"与"社会"的本质关系,可说明市场"嵌入"社会是社会政策研究路向的解释框架,"劳动力去商品化"是突破"市场"与"社会"吊诡关系的路径和选择,"社会公民权利"作为获取社会福利的资格条件成为社会政策的理论基础。     

当代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辩证法 ——以政党行动为中心的分析视角

全面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前提是准确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对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把握需要将视野放置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具体的历史进程之中。以历史制度主义为视角,将政党作为行动主体,可以发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呈现出辩证关系。革命时期政党对于基层社会的改造与整合是现代国家构建的前提,现代化建设资源积累时期社会内嵌于国家之内,改革开放激发了社会能动性的实现,社会的自主性进一步倒逼政党、国家制度的相应变革,形成了政党领导地位刚性与制度弹性的辩证统一,政党无产阶级特性与社会利益多元化的辩证统一,政党内在革命性与国家—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辩证统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党需要从三个层面创新治理机制,加强组织资源的社会融入机制,构建责任政府压力的分解机制,创新超越民族—国家单位的政党间合作与沟通机制。     

社会发展的合理性研究

发展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趋势,但发展过程并不一定是合理的,发展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在实现社会发展的合理性时.不仅要协调好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要协调好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关系,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当前,"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是对发展实践进行反思、寻求发展合理性的成果.     

宋元明清的“富民”阶层与社会结构

中唐以来,"富民"阶层的兴起引起了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宋代以后,虽然朝代鼎革,但"富民"阶层的发展一直贯穿整个历史过程,成为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核心,也成为认识这一时期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关键。这突出表现在3个方面:富民阶层始终是宋元明清的社会基础;国家与富民的关系是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富民是国家乡村控制的主要依靠力量。因此可以认为,宋元明清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具有高度整体性的社会,即"富民社会"。     

从《共产党宣言》看现代社会与国家的分化与统一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勾勒出现代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基本框架。社会与国家在资产阶级时代实现了现实的分离,这种分离的"现代"意义在于:"阶级"取代"等级"成为社会的基本主体;"货币本位"取代"权力本位"成为社会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代议民主"取代"君主专制"成为国家制度的核心内容。这种分离表现为资产阶级国家日益与社会相异化的趋势,同时预示着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与国家将最终被"自由人联合体"超越的历史命运。     

“民告官”背后的法治底色

在我国,"官贵民轻""民不与官斗"等观念曾根深蒂固。1990年10月1日,行政诉讼法正式实施,普遍建立起行政诉讼制度,塑造"民可以告官"的社会理念,为公民提供了一个与政府"掰手腕"的平台。近三十年来,随着行政诉讼制度的深入贯彻实施,"民告官"已从早期的轰动新闻成为平常事,并促进了整个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建设进程。     

“驾考”改革中的法治内涵——由“驾照自学直考”方案出发

我国驾考实践中的典型事例揭示出相关变革的直接动力源自于社会需求与国家制度供给之间的落差。必须严格区分作为行政许可的驾驶执照颁发以及驾驶学习中危险控制的不同要求,而两者都只能在国家出于公共利益所承担的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全的不同任务中而获得其正当性基础。作为制度改革"发动机"的公民权利保障观念,应被细化为对公民行为自由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认识。     

论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国家认同问题

台湾民主化进程中,"中华民国"在推动民主改革的同时也成为解构的对象,这使台湾社会的国家认同观出现分裂,在消解与捍卫对"中华民国"的认同的斗争中,民进党为首的反对派成功地瓦解了部分台湾人对"中华民国"的认同;国民党逐渐居于下风,"中华民国"成为一团介于"真实"与幻想之间的模糊体.90年代开始,在突破外部环境约束的过程中,两种对立的国家认同观在"中华民国"缩小化的基础上培育了共同点直至最后实现了合流,但仍然没有解决"中华民国"的认同危机.总之,民主化的进行不但没有强化台湾人对"国家"的认同,反而使台湾社会在国家认同问题上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只有恢复被威权统治损害了的国家统一的价值和声誉,才是消除台湾社会国家认同危机的根本途径.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取向——以“十二五”时期为例

前瞻"十二五"时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取向,要考量"十一五"时期的公共财政体系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之间,"十二五"时期的社会新形势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之间,"十二五"时期的公共财政体系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之间这三层对接关系。     

“政党—社会”关系变迁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政党、国家、社会是基本主体,"政党—国家"、"国家—社会"与"政党—社会"是制约国家治理成效的三组核心关系。因此有必要以"政党—社会"关系为研究出发点,从历史变迁、现实挑战和实施路径三个方面,探讨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应当如何通过"转变和改善党对社会的领导方式"以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梦的精神实质与实现路径——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制度文化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蕴含了深刻的制度文化发展逻辑,即建立在国情实际基础上的价值理想与制度发展的动态平衡逻辑。以这一制度文化逻辑解读"中国梦",就会很清晰地明白,"中国梦"的精神实质是强化社会主义价值牵引,在新的高度达成理想共识;保证价值理想与制度发展相匹配,是"中国梦"实现的关键。为此,必须在理想与制度的张力中保持合理的平衡:必须坚持用实事求是的阶段性价值目标引领社会发展和制度变革;必须坚持制度成长与理想共识相匹配来消除理想与体制的裂痕;必须立足政治关系和谐基础做好制度顶层设计,搭建理想实现的制度平台。     

东方社会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弄清东方社会理论的真实涵义是理解它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前提。东方社会理论主要是关于"跨越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跨越式"社会主义的建成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定的过程,它既包括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跨越,也包括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跨越。我国属于"跨越式"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关键是抓住全球化的契机实现生产力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