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权的刑事保护研究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专利权的刑事保护唯一的假冒专利罪,已不能满足专利权刑事保护的需要。扩大假冒专利罪的规制范围或者将冒充专利行为纳入假冒专利罪中是不适宜的。鉴于侵犯发明专利权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建议增设非法实施专利罪罪名予以刑法规制,以完善我国的专利权刑事保护制度。     

论海峡两岸刑事司法互助之“罪赃移交”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原则性规定两岸司法互助的“罪赃移交”事项。“罪赃移交”涉及打击跨海峡经济类犯罪之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两岸司法当局正在尝试与寻求突破。借鉴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有关“追缴犯罪所得”之理念与制度,两岸可构建罪赃分享、通过民事诉讼直接追回财产、不经定罪的没收、承认与执行对岸刑事裁判中的没收、在特定犯罪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等基本制度,为两岸“罪赃移交”实践清除法律与现实障碍。     

虚假广告代言人刑事责任分析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之规定,虚假广告罪为纯正身份犯,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而虚假广告代言人虽然属于无身份者,但其代言虚假广告行为也是能够构成虚假广告罪。广告代言人若明知是虚假广告而进行宣传,与虚假广告罪犯罪主体形成共同的犯罪故意,其代言虚假广告的行为是整个犯罪实行行为的帮助行为,在情节严重的情况下,同本罪犯罪主体构成共犯,应以虚假广告罪进行刑事处罚。     

建议增设挪用公物罪

《刑法》第384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或者特定款物归个人使用的，构成挪用公款罪。对于挪用公款和特定款物之外的一般公物的行为，《刑法》却没有将其纳入其中。笔者认为，这是我国刑事立法中的疏漏。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实行沉默权制度改革讯问工作之设想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规定"受刑事追诉的人不得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者强迫承认有罪".这就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强调并遵循的"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之原则,由此延伸出沉默权.随着加入WTO的临近,我国的法律制度、司法活动也不可能超然地游离于国际普遍规则之外,在我国实行沉默权制度势在必行.为此,必须改革我国的刑事讯问工作,如设置沉默权告知程序,加强对讯问工作的监督和控制等.     

恢复正义语境下侵犯财产罪适用刑事和解制度探讨

2013年1月1日，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实施，其中增设刑事和解制度，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延伸。但是，已确定的刑事和解制度是否真的达到人本观念的注重、法治精神的追求和合意思想提倡的要求？本文将从恢复正义理论出发，针对侵犯财产罪，对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进行探讨。     

论刑事免责制度在侦查中的构建

刑事免责制度有利于弥补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对侦查工作造成的不利影响;有利于侦查机关获取证据、打击犯罪;有利于侦查机关分化、瓦解有组织犯罪;符合我国的“坦白从宽”政策和相关法律规定;有利于对特定案件的侦查。在侦查程序中确立刑事免责制度应规定具体的目的、范围、原则和适用程序。     

论“拐卖人口罪”的恢复

现行刑法取消了79年刑法规定的"拐卖人口罪",以"拐卖妇女、儿童罪"代替之,从而造成惩治人口买卖行为的漏洞。它随着2007年"黑砖窑事件"的出现凸显出来,反映了我国刑事立法前瞻性的不足。所以,应当取消"拐卖妇女、儿童罪",恢复"拐卖人口罪"来弥补这个漏洞,同时对其他有关人口买卖的罪名进行整合。     

“恶意传谣”行为入罪的刑事法检讨——从主观事实的证明困难切入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损害商品声誉、商业信誉罪、诬告陷害罪、诽谤罪等的相似之处在于行为人捏造或传播了虚假的信息。刑事实体法对主观要素规定的繁简决定了主观事实证明的难易,将诽谤罪等的构成要件简化为"明知是虚假事实而传播"将给司法证明带来极大困难,"明知是虚假事实而传播"的行为也缺乏处罚必要性。我国刑法理论及立法对诽谤罪等相似罪名的解释和规定选择"虚假性"或"主观恶性"两个标准之一即可。     

TRIPS体系下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罪，与TRIPS协议关于未披露信息的保护规定既具有一致性，同时也存在较大差异。本文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犯罪对象、客体、主观方面以及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刑事程序等方面，对我国法律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规定与TRIPS协议的要求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侵犯商业秘密罪相关立法的建议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立法解读与司法纠偏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立法的新罪名，其在实践中的适用存在争议，值得探讨。我国《刑法》中不存在直接规定帮助行为的条款，第25条第1款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涵盖了对帮助行为的处罚。《刑法》分则将帮助行为实行化符合国际立法潮流与国内犯罪治理需要，阐明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帮助型犯罪”的行为本质。为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提供帮助之行为的存在是认定此罪的逻辑起点，但不是此罪成立的全部条件，司法实践中仍需认定帮助者的认识内容以及帮助者与被帮助者之间有无通谋，确定其帮助故意。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者不应被定位于相应犯罪的从犯，而应赋予其独立的量刑空间，因其可能在多人犯罪中发挥主要作用。     

论罚金刑减免制度的正当性根据——兼论其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运用

罚金刑减免,是指犯罪人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致使缴纳罚金确实有困难的,法院可以酌情裁定对原判决确定的罚金数额予以减少或者免除的一种刑罚变更执行制度。罚金刑减免能够实现刑罚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之目的,其存在具有正当性。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在罚金刑减免中贯彻和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时,一方面,要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另一方面,无论是从宽还是从严,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做到"严格依法,宽严有据,罚当其罪"。     

简论劫持航空器罪

劫持航空器的犯罪是一种性质十分严重的犯罪活动。国际社会在国际民航组织的努力之下订立了三个公约,各国政府也在国内法中规定了对劫持航空器的处罚规定。我国积极参加了国际公约,履行义务,并且不断完善国内立法,为惩治劫持航空器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阐述劫持航空器罪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的变迁,探讨劫持航空器罪中劫持的行为对象、劫持的行为方式、劫持航空器罪的既遂与未遂等问题。     

对破坏军婚罪犯罪主体的法理分析

我国法律对军婚实行特别保护,通过打击"破坏军婚罪"予以刑事保护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确定破坏军婚罪的犯罪主体时,不能只将侵害军婚关系的第三人作为犯罪主体,也有必要将军人配偶考虑在内。这符合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符合保护军婚的立法初衷,并且具有实践上的必要性。     

“枫桥经验”指导下刑事和解的实践与制度架构

刑事和解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方式之一,其概念、法律地位尚存在争议,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做法各异.“枫桥经验”指导下的刑事和解实践,以现实需求为立足点,注重矛盾的有效化解,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实证素材,但拘于现行法律的规定,其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刑事和解应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体现,应放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大格局中来构建,而不应限于“出罪”的范畴,其制度架构应当从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着手,对刑事和解的实体作用、适用条件、范围、操作程序、监督救济等加以完善.     

试论拐卖妇女儿童罪的立法完善

目前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刑法立法规定的六种实行行为与罪名存在不协调的问题,也导致实践中存在犯罪对象保护不周延的问题。对实行行为应规定准确,行为之间的界限也需要进一步厘清。要正确认定加重处罚情节中的罪数问题,增补拐卖中奸淫幼女的处罚情节,把偷卖儿童的单独立法处罚。     

完善刑事调解取代刑事和解

当前，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呼声在我国越来越高。然而，刑事和解有其致命弊端。在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实属无必要，刑事调解的实行表明其完全可以达到刑事和解应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应通过完善刑事调解来取代刑事和解。     

德国刑法对妇女的保护研究——以《德国刑法典》第238条纠缠骚扰罪为视角

基于针对妇女的纠缠骚扰行为在德国呈现出日趋严重之势,德国于2007年在刑法典中引入第238条纠缠骚扰罪(Nachstellung),然而此规定却引发司法界针对纠缠骚扰行为有无必要通过刑法进行规制的长期争论。本文立足于此罪在德国的立法过程,通过分析纠缠骚扰行为的刑事当罚性与刑事要罚性,论证刑法规制对妇女保护的必要性,并讨论该立法模式对中国妇女保护的参考意义。     

对强奸罪中“违背妇女意志”认定的探讨

我国刑法第236条规定了强奸罪。强奸罪作为严重侵犯妇女正当性权利和身心健康的暴力性犯罪，社会危害性大，历来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打击的重点。但在司法实践中，强奸案件的情况相当复杂，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往往容易混淆。因而正确理解我国刑法中强奸罪的规定，对于准确认定强奸罪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准确认定袭警罪切实维护民警执法权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对袭警行为单独设罪,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客观要求,是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的切实行动,是新时代推动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刑事立法精细化科学化的具体体现。要依据犯罪构成准确认定袭警罪,严格把握袭警罪的界限,做到精准量刑,严厉惩治袭警罪行为。要完善法律制度体系,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加强舆论引导,从而切实维护民警执法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