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定法官与法定法官——由我国台湾地区选定法官制度谈祖国大陆民事程序改革

我国台湾地区于2003年6月5日公布了《民事诉讼合意选定法官审判暂行条例》,这在世界范围内是一项创新性制度,该制度反映出了对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的保障,充分尊重了当事人对程序的选择权。我国的司法审判方式改革已经进行了十余年,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改之际,通过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制度改革,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提升公众对司法的信赖度、对裁判的信服度和接纳度,充分体现对人权的保障,在司法改革中坚持合宪性要求。     

法官裁判权的控制与司法公正的实现--以民事裁判制度为中心的讨论

秉承大陆法系传统、遵循依“法”裁判原则构建的我国司法裁判制度,以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规范作为司法裁判制度运转的枢纽——既作为当事人行为的准则、发动诉讼的根据,也作为法官裁判的标准、控制法官裁判权的基本工具,以及获得裁判结论正当性的基础;与此相应,程序制度没有独立的价值。这一制度体系与我国的法治现实极不适应。我们应该借鉴英美法系的做法,重构司法裁判制度通过程序制度使当事人、社会公众以恰当的方式参与法官的裁判过程,分享、制约法官的裁判权,正当化法官所“造”之法、所做裁判结论。     

表见代理司法裁判中法官集体行动逻辑实证研究

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及全国各高级法院2014—2021年1 362份判例的实证考察，揭示了表见代理司法裁判中的法官集体行动，具体表现为外观法理泛化适用、构成要件实用认定及判断标准续造修补。集体行动背后的逻辑是裁判者基于多重后果考量而进行能动司法，同时个案判决认知在多个司法交互场域中互相影响和递归，进而演化出司法裁判“自创生系统”。表见代理司法裁判的“切片样本”分析还表明，本土未来的民法解释体系可能会走向日趋成熟的法学理论、“自上而下”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及指导性案例以及“自下而上”的法官集体行动司法造法三方“共治共构”的路径。     

关于建立当事人合意选定法院、法官制度的设想——从当事人权利保护和加强法院自身建设的双重视角进行设计

如何加强法院自身建设,提升司法公信与权威是当前我国法院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在对我国现行协议管辖和案件分配制度进行重新审视的基础上,通过构建一种全新的当事人合意选定法院、法官制度模式,把司法服务竞争机制引入法院自身建设,以此形成对法院、法官科学客观的评价监督机制,在促进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的同时,推进法官个体和团队的精英化,实现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与增强法院自身建设的良性互动,以此达到维护司法裁判的既判力和稳定性,提升司法公信与权威的最终目的。     

李荣想、许家华:提升司法公信力的路径

正所谓司法公信力,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人民群众对法院、法官、裁判文书的信任度。对法院和法官而言,司法公信力是个大问题。司法公信力不仅体现在以事实为根据上,更体现在以法律为准绳中;不仅体现在裁判文书里,更体现在法官的言行中;不仅体现在法律效果上,更体现在社会效果上。一个良好的社会状态要看社会诚信,     

我国法院裁判产生机制的基本原理

我国法院的法官是以法律规定为大前提,以案件事实为小前提,得出作为结论的裁判。司法三段论为裁判的作出提供一个大的框架,法官的各种裁判思维都应当在此框架内运行。合法性、正义性、社会效果、司法政策和利益考量等影响法官作出裁判的因素,通过影响法官选择不同的大前提,判断涵摄能否形成及小前提能否得到证明等环节来影响裁判。建立并完善心证公开制度,健全内部监督机制,完善外部监督机制,不断提高法官的整体水平,有助于规制法官的主观因素,克服司法三段论的局限性,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     

民间法与裁判规范

裁判规范是法官在司法中援引或运用一定规则以直接适用于个案的规范。裁判规范分为两种：一种是法官援引一定规范所直接形成的裁判规范；另一种是法官运用一定规范而构造的裁判规范。民间法作为法律渊源，既可以被法官直接援引作为裁判规范，也可以被法官作为构造裁判规范的“原材料”加以运用。民间法作为法律渊源有一些制约性条件，需要法官识别民间法，也给法官增加了论证义务，以便使民间法作为裁判规范或者以民间法为据构造裁判规范时，获得当事人及其他社会主体的接受。     

法官当为“不可胜”

法官从事的审判工作虽然不是打仗，但法官处理案件过程中存在多个矛盾，所以《孙子兵法》“先为不可胜”的指导思想，对法官搞好审判工作，尤其是对法官如何适应当前社会形势和司法环境变化而取得工作成效，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法官审判的每一案件，不可能都胜败皆服，保证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说理充分与繁简适当——对读者诉《成都商报》“休刊启事”案判决书的点评

法院的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面向社会公布裁判结果,体现法官如何适用法律审判案件的一个载体,它的质量关系到人民法院的形象,关系到当事人服判息讼和社会安定。人民法院的法官在制作裁判文书时既要体现公开、透明,又要强化说理性,突出制作裁判文书的法律依据,以提高公信度。因此,使法官制作裁判文书的能力达到“辩法析理,胜败皆服”的效果,对加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实现司法公正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此,本刊自2005年第一期起开辟“裁判文书点评”这一栏目,力争每期刊登一篇有特点的裁判文书请专家点评,以期对提高裁判文书质量有所裨益。     

法律涵量、法官裁量与裁判自律

<正> “法律涵量”与“法官裁量”是矛盾的两个方面。从静态来看,“法律涵量”限制着“法官裁量”,“法律涵量”越大,“法官裁量”也越大,反之亦然;从动态来看,“法官裁量”是实现“法律涵量”的载体或过程。“法律涵量”过大必然造成“法官裁量”过大,在法官综合素质状态不佳的情况下,势必造成裁判不公、司法不一,出现“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甚至枉法裁判。为解决这一难题,有必要引进“裁判自律”机制,使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仅要受法律、司法解释的制约,还要受法院制作的并经审核批准的判例的制约。这也许是在我国当今法制实际状况下,继审判方式改革、错案责任追究制之后,从深层次、从根源上推行司法改革的重大措施。     

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费率管辖权之争——各国管辖根据与中国司法选择

在当事人没有达成管辖合意的情况下，一国法院裁判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费率是否会造成司法管辖权冲突，如何理解专利权地域性、专属管辖与裁判全球许可费率的关系，如何确定一国法院裁判全球许可费率的管辖根据，上述问题迫切需要厘清和解决。纵观域外司法实践，主要司法辖区依据不同管辖根据确立裁判全球许可费率的管辖权。在借鉴域外司法经验的基础上，建议我国统一各类标准必要专利纠纷的民事案由为“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降低更密切联系的要求，修改不方便法院原则的审查标准和法律后果，以及完善管辖权异议规则，为实质性解决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争议贡献中国司法的理性和智慧。     

裁判的规则、艺术与效果在司法过程中的体现——探求本土视角下的司法理念

如何在有效解决纠纷的同时又能确保社会正义的实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笔者认为,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裁判的规则、艺术、效果的关系并实现这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打开通向司法正义之门的钥匙。一、裁判的规则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并非是任意挥洒,而是必须要遵循相应的规则——依法裁判。从司法传统来讲,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首先要“遵循先例”,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裁判中的第一要素则是依照成文法。尽管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我国的法律体系是独立于两大法系之外或者说两大法系优势兼收并顾,但从沈家本等人修律以降,我们更多地汲取了大陆…     

法官职业的方法论特质

人类司法经历了由“神性法官时代”向“理性法官时代”的发展 ,而法官裁判的方法论一直是受到关注的问题。近代以来 ,法官裁判的方法论已成为法官职业自治乃至于整个法治的基本前提之一。这种方法论不能以单一特质来加描述 ,它是逻辑、经验、技艺、哲学和艺术五大要素的复合体 ,这些特质的整合与统一可以造就出理想的法官 ,塑造法官职业的辉煌。     

论检察员出席民事行政再审法庭的发问制度──兼论对民行抗诉出庭制度的完善

检察员出席民事行政再审法庭是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效果的最直接表现，它直接关系到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社会价值的最终实现。在民事行政抗拆案件再审法庭上，检察员的发问权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它直接影响出庭效果。目前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均未引起重视，本文就检察员出席民事行政再审法庭的发问权作些有益探讨。 一、设置检察员发问制度的必要性 司法权力无论如何运作，都离不开法官这一操作者。公正的司法裁判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价值判断。审判人员缺乏良好的法律专业素质和基本的道德素质是我国目前司法不公的主要结症…     

司法执行力的文化影响机理探析

司法执行力深受文化心理的影响,信任心理是司法裁判顺利执行的前提,畏惧心理是司法裁判能够执行的基础,逃避心理是司法裁判难以执行的消极因素,对抗心理是司法裁判执行受阻的直接动因;司法执行力深受文化观念的影响,当事人、社会公众、法官、执行人员对司法过程、司法结果的文化认识是左右执行程序、影响司法执行效果的重要文化要素;司法执行力受文化意识的影响,当事人的自觉执行意识是司法执行取得理想效果的文化动因,执行人员的能动执行意识是执行高效原则的必然要求,其他机关协助执行的文化意识是司法执行顺利开展的有力保障。     

量刑说理初探

量刑说理是裁判说理制度的应有之义，它在制约法官量刑权和促进量刑理性化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法律意义。西方各国普遍实行了量刑说理制度，并形成了“强制说理”与“提倡说理”两种模式。而我国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了判决量刑说理严重不足，这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刑事司法的健康发展。为此，我们必须作出相应改革，为法官量刑说理创造有利条件。     

法律推理与司法裁判

司法裁判活动离不开法律推理.推理是法官裁判的基本思维方法.在具体案件的处理时,法官可以结合案情实际情况运用形式法律推理和实质法律推理来进行裁判.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法官在审判实务中不注重法律推理,不重视裁判理由的证成和裁判结论的说理.因此,我们要强化法律推理在司法裁判活动中的地位,正确认识其功效.     

让现代司法理念看得见 试论如何增强疑难案件裁判文书的公信力

民主、公开、公正、透明,是倍受推崇而又神圣的现代司法理念,但它常常给人“雾里看花”的感觉。裁判文书作为司法运作的终端和公共产品,是司法理念的载体,由此推之,疑难案件裁判文书则是浓缩司法理念的文本。然而,疑难案件的裁判往往无“唯一答案”,很容易引发外界对裁判或法官的信任危机。正如学者所言:“社会对司法的公信力不强,当事人完全有理由也能够找到理由对司法公正与公正司法表示怀疑,并将这种怀疑所带来的不满归结为司法腐败,从而迁怒于司法官员乃至整个司法制度,进而向法官和判决提出挑战,永无休止的申诉和投诉,导致反反复复的再审和改判,本应充满自信的法官变得缩手缩脚。”毋庸讳言,司法公信力问题到了非重视不可的时候了。避开复杂的外部途径不论,实现疑难案件裁判文书充分说理与法官职业化建设的互动,乃是从内部提升司法公信力的不二法门。     

对完善我国法官保障制度的思考

随着我国法制进程的推进，社会对法官的要求、对法院的期望越来越高。在目前愈加复杂的司法环境下，法官要履行好惩恶扬善、匡扶正义的职责，作出公正的裁判，其承担的难度和压力是可想而知的。笔者认为，我们在一味强调法官要自我约束、提高自身素质的同时，应建立相应法官身份和经济保障制度，为法官严格执法、独立公正地审判案件消除顾虑。本文用比较法的方式，通过国外法官身份和经济保障制度与我国目前相应制度的对比，提出完善和建立我国法官身份和经济保障制度的必要性，继而对建立“法官信任制”、“资深法官终身制”、“平等审判案件制”、“科学监督评价制”以及“高薪制”等有关保障法官身份和经济收入的制度进行了设想和阐述，以对推进我国法官的职业化进程提供思路和见解。     

司法的道德性与法律方法

在一些具有道德意味的案件中，法官是否具备明确的道德意识，并正确地回应社会公众的道德需求，已成为判断裁判社会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法官应当掌握一定的裁判技巧，遵循一定的司法方法论原则，以缓和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内在张力。从法律方法论的角度，司法道德性可以在四个视域内加以分析：以规则适用实现法律规则中的道德要求；以原则裁判宣谕法律的道德内涵；以客观和平衡的司法方法遵循社会主流道德观念；以确认和规制良心司法体现法官道德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