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研究述评

2008年以来,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研究逐渐兴起.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研究视角日益不同,研究方法日益多样.这些研究主要涉及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的内涵、性质、类型、成因和治理等方面.但是,以往的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深化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研究,要进一步丰富研究内容,进一步改进研究方法,进一步扩大研究视角,进一步提高研究深度.     

浅论公安机关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群众工作

我国群体性事件基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群众工作是我党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公安机关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要树立群众路线的观念,把群众工作作为解决群体性事件的首选途径和方法。     

关于民警在群体性事件现场“软处置”存在主要问题的剖析

所谓群体性事件现场＂软处置＂,是指民警在群体性事件现场以对话方式解决参与群体性事件中的群众诉求或利益问题。通过对话能够解决武力威胁和震慑无法解决的问题。在群体性事件现场处置中,受民警自身素质的影响,还无法和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进行对话。表现在：在群体性事件现场处置的形成阶段,民警不愿意与群众对话;在群体性事件现场处置的对峙阶段,民警不懂得与群众对话;在群体性事件现场处置的激化阶段,民警不敢与群众对话;在群体性事件处置各个阶段中,民警不善于与群众对话。     

新疆边境民族地区公安边防群众工作探析

新疆边境民族地区群众工作具有敏感性、军事性、复杂性、长远性等特点。公安边防部队在开展该地区群众工作时,应以确保国家安全和边境和谐稳定为基本目标,以加快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重点,不断增强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群众的政治认同和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正确执行党和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严格区分民族宗教领域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通过在边境少数民族群众中开展宣传活动、扶贫帮困活动等多种途径做好公安边防部队群众工作。     

边境族群冲突事件原因 特点及处置对策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排除因族群纠纷的个案处理不当,部分群众在受境外"东伊运""世维会"等敌对势力煽动、挑拨而引发边境族群冲突事件。边境族群冲突事件往往呈现出诱发原因复杂、人员成分多元、事态发展迅速、组织化趋势明显、易于反复等特点。如果不及时控制,极有可能加重双方对抗情绪,产生隔阂,进而演变成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加强对边境族群冲突事件的预测分析和战法研究,消除隐患于萌芽状态,对公安边防部队控制事态发展,妥善处置边境族群冲突事件,确保社会的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公安派出所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基础工作探讨

基层公安派出所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工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派出所民警应当正确认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端正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工作中,要着重做好信息预警工作,同时注重化解社会矛盾,尽最大努力减少事件的发生;要解决好角色定位问题,当好基层党委、政府的参谋助手,着重做好前期处置和说服教育群众的工作,尽量将事件的危害、损失和不良影响控制在最低限度.     

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 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关于近年来楚雄地区群体性事件处置问题的思考

近年来 ,楚雄地区群体性事件有增加的趋势 ,其原因主要有五个方面。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必须坚持六项原则 ,同时 ,重视解决“五个不适应”的问题。为了从源头上降低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概率 ,今后 ,必须着重加强五个方面的工作 ,以保证大局稳定和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群体性事件与基层基础工作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基层党政组织、群众自治组织及其所从事的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反映了群众对基层党政组织、群众自治组织信任程度的降低,也反映了基层党政组织、群众自治组织社会控制能力的弱化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机制不完善.要有效地预防和妥善地处置群体性事件,应加强基层党政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建设,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制教育,建立和完善处置社会矛盾的各项工作制度.     

群体性事件中的敌意与调控

并非所有的群体性事件都具有社会危害性和违法性,也并非所有的群体性事件都有敌意。社会冲突没有制度化,对社会冲突不够宽容,将群体性事件泛政治化,权力对权利的傲慢态度,群众对部分地方政府日益增强的不信任,这些因素都将导致敌意的产生、累积和传播。政府应以宽容态度对待社会冲突,通过建立社会安全阀和缓冲机制来调控群体性事件中的敌意。     

边境民族地区群体性械斗事件的特点及处置对策

边境民族地区群体性械斗事件原因复杂,械斗双方法律意识淡薄,械斗后果严重,后期容易反弹。公安边防部队应快速机动,运用防暴战术,坚决果断处置,尽量减少伤亡。处置结束后,要积极协助地方政府做好善后工作,防止反弹,妥善处理该类事件,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和民族团结。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