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再给信访制度加压吗

<正>农工党中央向本次政协大会递交的提案建议,应将群体性事件或其他相关极端事件纳入信访政绩的重要考核指标,问责政府的信访责任。其目的是希望通过强化信访问责制,迫使地方政府和领导人解决各种矛盾,以减少群体性     

重塑政府公信力，化解城乡群体性事件

最近几年我国进入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防控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任务。群体性事件频发与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公信力缺失直接相关，所以，重塑政府公信力是化解城乡群体性事件的前提。     

浅谈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对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启示

群体性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极端反映,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消极因素。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对于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正视矛盾是处理群体性事件的首要前提;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妥善应对群体性事件中的利益诉求。     

浅谈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对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启示

群体性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极端反映,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消极因素.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对于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正视矛盾是处理群体性事件的首要前提;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正确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妥善应对群体性事件中的利益诉求.     

新时期浦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经验与启示

在加快推进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中，浦东新区群体性事件数量明显上升，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影响也越来越大。近年来浦东树立人本观念，整合机制，革新体制，多途径化解群体性事件，使群体性事件化解缓解率不断提高。浦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经验对推动其他地区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具有借鉴意义。     

山西省群体性事件的法律探讨

群体性事件为山西省的转型跨越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效应。从依法治省的角度分析,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应牢固树立法制理念,切实依法处理信访问题;严格依法行政;畅通群体理性合法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法制教育。要依法打击群体性事件中的严重违法行为,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法治视角下的群体性事件研究

群体性事件作为各种社会矛盾所导致的特定集群行为，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客观存在，应该摈弃传统的将群体性事件定性为政治事件或违法犯罪事件的思维模式，从法治的立场和公民利益表达以及利益博弈的角度，定位群体性事件的性质，探讨群体性事件的防控机制。     

网络群体性事件：原因、影响与对策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群体性事件的一种新的特殊形式,网络的普及客观上加大了群众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网络群体性事件常常误导民众、制造矛盾,使事态失控或恶化,引发现实突发事件,其影响要远远大于传统的群体性事件。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必然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要不断完善我国的网络政策法规,从技术层面加强网络管理,积极搭建政府与民众的网络对话平台,建立舆论监控机制和预警机制,同时,政府要加强引导,真正提高网民素质。     

善治语境下的群体性事件化解机制研究

目前，我国已进入群体性事件多发阶段。本文尝试以善治理论为基础对群体性事件化解机制进行研究，指出可通过加强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建设，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良性互动、合作的善治模式，以此有效应对、化解群体性事件。     

政府在群体性事件各阶段中的应对之策

群体性事件从产生到发展直至最后爆发一般都要经过萌芽阶段、显露阶段、发展阶段和激化阶段四个阶段。因此,政府作为主导社会正常运行的一方,也要做到因势而为,采取预防和处置两种应对之策。在萌芽阶段,政府要高度重视改善民生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基础作用,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建立民众利益表达机制。在显露阶段,政府要建立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在发展阶段,政府要努力畅通政府信访渠道,妥善处理具体案件和依法及时做好信息公开。在激化阶段,要坚持尽快平息事件原则,建立群体性事件的预警与协调机制,恰当谨慎使用警力,并注意引导社会舆论。     

群体性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应急和对策

今年以来，接连发生了贵州瓮安“6·28事件”、陕西府谷县“7·3警民冲突事件”等一系列群体性冲突事件，引起舆论广泛关注。在北京奥运会这个背景下，这一系列事件被放大，并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当前干群关系、警民关系的看法。为此，胡锦涛等中央领导人多次对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发表重要讲话并作出批示，中央部署了全国开展“县（市、区）委书记大接访”活动和中央国家机关在奥运会期间组织干部下访工作，     

网络群体性事件与政府舆情引导能力建设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群体性事件的一种新的特殊形式。本文分析了网络群体性事件区别于一般群体性事件的新特征及产生的深层原因。笔者认为要防止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关键是要加强政府对网络舆情的观测与引导,促进政府网络舆情引导能力建设。     

网络群体性事件与政府舆情引导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群体性事件的一种新的特殊形式。网络群体性事件具有不同于一般群体性事件的新特征,其产生也有深层次原因。防止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关键是要加强政府对网络舆情的观测与引导,促进政府网络舆情引导能力建设。     

提升网络环境下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网络作为信息载体和舆论平台是一把"双刃剑",若运用得当,能有效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反之则会直接引发群体性事件,或间接推动群体性事件向恶性发展。为此,政府要科学应对群体性事件,必须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净化网络环境;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加强道德自律;强化网络阵地建设,弘扬主流旋律。     

群体性事件和谐处置的经验分析——以浙江仙居和谐处置“12·18”事件为例

近几年我国已经进入群体性事件高发期,群体性事件往往因其突发性、偶然性而增加了政府处置的难度,而处置策略、方法的优劣则决定了处置效果。从云南孟连,贵州瓮安,湖北石首等地发生的事件来看,政府处置不当,极可能导致苗头性的事件不断扩大化、恶性化发展而成公共危机事件,从而加大其破坏力,影响政府公信力和政府执政的合法性。本文以浙江仙居和谐处置"12·18"群体性事件为例,具体分析了政府在处置群体性事件过程中的成功之处及其对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启示。     

群体性事件:当前态势与地方政府应对思路

群体性事件是社会群体性矛盾的外在表现，是社会关系不协调、不和谐的一种现象。当前群体性事件尽管其表现形式各异，但最终的指向都是政府特别是事发地的地方政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有些地方政府应对能力的薄弱与不足。地方政府应当从多方面来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综合治理，努力实现标本兼治。     

信访机构划归人大管理的几点思考

要解决目前愈演愈烈的个人上访、集体上访、越级上访、重复访以及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这一状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改革现行信访体制,将党委、政府、法院和检察院及相关职能部门的信访机构整体移交给人大,使各级信访机构成为人大的工作机构,依托人大职能开展工作.     

重大群体性上访事件的特点和原因

<正>重大群体性上访事件是群体性事件的一种特殊类型,是指利益相同的信访群体,在一定人员的组织下,为谋求对其信访诉求的满足,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聚众在特定环境下共同实施的扰乱社会治安秩序、危害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的群体性事件。近年来,重大群体性上访事件在一些地方频繁发生,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的治安问题,能否对事件进行妥善处置直接考验党的执政能力。     

信访工作：将“群体性事件”消弭于未萌期

2005年发表的《社会蓝皮书》表明,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经从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与“群体性事件”相伴的是信访的激增。2003年被中国媒体称为是“信访洪峰年”。然而,到了2004年,国家信访局受理群众来信比2003年上升11.7%;接待群众来访批次、人次,分别比2003年上升58.4%和52.9%。所以。可以这么说,要处理好“群体性事件”,就必须处理好信访问题。根据一些对“群体性事件”以及“大规模群体信访”的学者研究,其“主体”一般属以下这些类型的人:一是城镇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部分下岗职工再就业难,收入减少,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二是部分企业经营不善,长时期拖欠职工和离退休人员工资造成部分职工生活困难;三是政府出台一些整治管理措施对部分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四是非法集资和金融风波严重危害部分群众利益;五是历史遗留的自然资源权属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六是征地拆迁及补偿安置政策的配套和落实出现问题;七是农民负担过     

信访例会：基层民主的一种好形式

“三级信访例会”丰富和完善了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多年来，中国基层民主仅仅是村（居）民自治，主要表现为村（居）委会换届选举，或其他极少数重大事情决策前的村（居）民代表大会表决。而日常的一些“小事”，则村（居）民很少有参与的机会。但是，很多集体上访事件和重大群体性事件都是由小事积累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