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指导的实施

任何国家都可能面临自然或人为因素引发的公共危机。在对这些公共危机进行管理时，政府需要实施行政指导。行政指导因其柔软性、灵活性和民主性的特点而适用于公共危机管理中。本文论述了政府实施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指导的理由，分析了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有效推行行政指导的行为方式，提出了有效推行行政指导，促进公共危机管理的基本思路：公开透明、社会监督和问责机制。     

疫情防控与我国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反思——以政府行政管控手段为考察对象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和社会生产生活带来了不容小觑的影响,面对突如其来的公共危机事件的不利冲击,应当从规范行政税费政策、精益行政审批、构建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厘清政府与市场、社会三者间的功能定位等四个方面着手,进一步同美国第四次税改及政府优化改革进行对比分析,为我国政府规制公共危机的手段与边界提供一些现实思考。在此次疫情下,政府与市场、社会三者间的关系应当是以政府规制为主导责任,以市场的有效调节为辅助,以社会的自主调节治理能力为基地。     

从行政生态学的视角看中国行政改革的重点

行政生态学是生态学与行政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一个边缘学科,它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公共行政.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带来了社会的全面转型,因此,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传统行政管理必须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化行政管理转变.     

新公共管理的行政理论创新

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对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理论概括 ,是对公共行政理论的新发展。新公共管理理论以公共理念与市场理念的融合为灵魂 ,以政府公共职能的重新厘定为基础 ,以公共管理运行机制的重构为基本内容 ,以行政组织体制的创新为支撑 ,以行政决策与执行创新为立足点 ,以行政管理方法创新为手段 ,进行了行政价值观念创新、行政职能创新、公共管理运行机制创新、行政组织创新、行政决策和执行创新、行政管理方法创新 ,对公共行政学理论有重大发展     

借鉴型公共部门改革的实践及其启示

新公共管理运动确实具有全球性;新公共管理是政府应对全球化、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危机或困难的重要工具;新公共管理运动主导行政改革30年,是人类社会大变革时代的幸运和智慧.各种借鉴型公共部门改革的实践昭示,发展中国家可以针对自己国情有选择地应用新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的兴起与行政法的发展

行政法的发展总是与行政实践相伴而行的,当今各国都兴起了以新公共管理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改革。行政主体多元化和行政方式非权力化被认为是新公共管理的比较明显的两个特征。中国的行政改革理应遵循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市场化取向。传统的行政学理论已经不能解释公共管理中多元化的行政主体和非权力性的行政方式的新变化。行政法在公共管理实践和改革的背景下必须转变传统行政法观念,即从国家行政观念转变为行政包括国家行政和社会行政的公共行政观念,必须顺应公共管理的社会化、市场化取向,顺应行政主体多元化和行政行为、方式非权力化现象日益增多趋势,补充、丰富和发展行政法内容。     

里格斯“行政生态”理论的建构及当代价值——纪念弗雷德·W·里格斯诞辰100周年

里格斯作为美国当代著名的行政学家,运用生态学理论与方法,构建起全新的行政生态学理论体系,对公共行政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统治形式和实质的不相符为里格斯理解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行政,形成"棱柱"概念提供了重要线索。他创制了"农业型与工业型"的"两极模型",随后依据社会的分化程度重新建立了"融合——棱柱——衍射"的单维度"棱柱模型"。进一步研究后,他重新以社会分化和整合程度的双向维度对原有模型进行了修正和完善,提出了双维度"棱柱模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价格不可决"已超出了单一国家的视野,它应放在全球化框架中以"超棱柱"现象来解释。     

优化我国行政生态系统浅论

行政生态系统由行政系统和行政生态环境两大系统构成。从目前我国的情况看,我国行政系统和行政生态环境均存在着不和谐因素。构建和谐行政,必须以行政生态学理论为指导,树立人本理念,加强行政主体建设,改革行政体制,完善行政机制,调整行政政策,健全行政法规,优化行政生态环境。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建设服务型政府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在中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成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这一判断的基础上进行的,并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这种社会背景对政府管理提出了挑战。要应对这种挑战,必须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是行使公共权力、代表公共利益、管理公共事物、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秩序、承担公共责任的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是法治、责任、廉洁、高效。     

新公共管理下的官僚制价值——兼论我国行政组织的改革取向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场以"摒弃官僚制"为口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西方各国传播开来,改革者批评官僚制导致了组织的僵化和低效率,引起了民主政治的危机,并忽视了组织中人的因素.本文在分析官僚制及新公共管理对其批评的基础上,认为新公共管理并没有实现对官僚制的超越,官僚制仍有其存在的价值.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的行政组织改革应以塑造理性精神,完善官僚制为基本价值取向,同时借鉴西方公共管理改革的经验.     

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新公共管理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西方国家,它是一场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以市场价值导向为取向,追求经济、效率和效益的政府公共管理革命.文章分析了新公共管理的背景原因、理论基础和主要思想,论述了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几点启示.     

行政思想必须适应市场经济

我国现有的行政思想植根于计划经济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社会的来临 ,传统行政思想导致了政府管理的种种危机。为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要求 ,必须对传统行政思想逐步作出适应性调整。     

形式、实质与整合:服务行政阶段论——以德国模式为路径

服务行政理论起源于德国.其发展线索是沿着国家-社会关系而演进的.德国服务行政的发展阶段可以分为:以"生存照顾"为特征的警察国式的形式服务行政的阶段;以"发展中的生存照顾"为特征的自由法治国式的实质服务行政的阶段;吸收.辅助性理论"的社会法治国式的整合服务行政的阶段.每一阶段体现了不同的行政理念,这为打造我国服务型政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行政生态学视域下政府职能转变与非政府组织发展

行政生态学是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行政现象、行政行为与行政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行政学分支学科。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根据行政生态学理论,对政府职能转变的研究必须改变过去囿于政府系统本身,而应该将其置于整个社会大系统中考察。     

行政生态学视野下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分析

本文以里格斯的行政生态学理论为理论基础,从影响各国的行政生态要素入手,分析我国行政生态要素的现状。通过分析,认清我国行政生态环境中存在的问题,以十八大所提出的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为指导,在行政生态学视野下,探讨我国行政体制应如何应对行政生态要素的困境。     

论行政合同的双重性

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特别是国家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管理公共事务的一种重要的行政管理手段。通过行政合同双重性的探讨来研究这种行政管理手段的特殊属性,以便在国家公共管理活动中更好地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     

突发公共事件中公民权利的保护机制分析

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止突发公共事件的巨大冲击力导致整个国家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需要运用行政紧急权力并实施应急法律规范,来调整紧急情况下的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有效控制和消除危机,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法律秩序, 维护和平衡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为此需要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公民权利进行界定,明确界限、建立程序制度保障和救济机制,以寻求突发公共事件中行政紧急权力与公民权利保护的平衡．     

论危机管理中的行政伦理原则

本文探讨了危机管理中应当遵循的行政伦理原则,即道德控制原则、公共利益至上原则和效率优先原则,以真正达到危机管理的社会目的,提高危机管理的水平。     

当代中国行政问责文化的社会学分析

2003年以后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大规模建立并运作,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除了问责制度自身的问题以外,问责文化的不足成为制约中国行政问责制度建立与运作的主要原因。从政府角度看主要表现为行政文化缺失,包括管理价值成为公共行政的唯一价值,"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缺乏民主和服务意识,责任意识不强,缺乏道德自律;从公民和社会角度看,表现为权利意识淡漠与民主参与意识不足;公民与政府官员共同患有的公共精神匮乏与法治观念薄弱也是行政问责文化危机的主要表现。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利益冲突、信任缺失和社会价值失范等是造成行政问责文化缺失的主要原因,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也给行政问责文化的孕育与发展提供了启示。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公共行政理论述评

公共行政理论丛林的形成既是公共行政学学科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公共行政学对现实社会急剧变化所作出的理论回应.根据目标取向的不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工具理性取向的行政科学,坚持效率至上,单纯追求行政的科学化和技术化,却很少提及甚至忽略公平、正义、民主等公共价值,代表理论主要有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整体性治理理论；二是价值理性取向的行政哲学,强调公共价值,积极倡导公共行政精神,但缺少制度化的途径和可操作的机制,代表理论主要有新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公共价值管理理论.而事实上,公共行政必须以价值理性为指导,以工具理性为支撑,才能实现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