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行政与社会管理创新——以司法行政权的剖析为切入点

司法行政权是一项行政管理权,包含着培育社会自治、促进公民民主与法治等内容。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不仅是司法行政机关服务大局、服务群众的价值追求,而且司法行政权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它在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当前,司法行政机关加强与创新管理体制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管理体系的需求迅速增长与司法行政工作科学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为此,必须重点处理好几种关系：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治之间的关系;＂惩罚＂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公权执行与社会力量参与之间的关系;法制宣传与依法治理之间的关系。     

当前边疆民族地区司法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研究——以新疆地区为例

司法体制改革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民族地区的司法体制改革工作要在借鉴其他地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稳步开展。要以实现当地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为重要目标,树立司法权威,增强司法机关解决民族地区社会矛盾的能力,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和创新司法队伍管理模式,强化司法机关在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社会管理创新语境下检察环节信访处置机制研究--以福州市检察机关涉检信访工作为例

社会管理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为检察机关参与和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了契机.在社会管理创新境下,建立检察环节信访处置机制,必须确立以解决利益冲突为原则的思路,构建利益诉求的受理和反馈、利益协调和矛盾调处、利益分配和确定三个机制,健全和完善检察司法与调解的衔接、公开听证、司法救助、信访终结等制度,推动信访型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     

论以法治理念推进公安机关社会管理机制创新

社会管理需要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等综合手段,但最关键、最根本的是实现社会治理的法治化。公安机关的社会管理机制创新是管理方式和管理模式的创新,并通过社会管理的理论、机制和方法创新以及制度建设,促进公安机关社会管理机制法治化的过程。因此,公安机关必须在强化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念、依法办事法治理念、公平正义法治理念和民主参与法治理念的基础上,逐步强化规则意识和法治思维、健全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律制度、强化化解社会矛盾机制的法治化取向,从而不断提升自身社会管理的效率和质量。     

关于改革劳动教养制度整合司法行政资源的应对措施研究

改革劳动教养制度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以劳动教养制度改革为契机,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继续加强管理,确保劳教干警的思想稳定、队伍稳定、管理秩序稳定,确保劳教场所安全、资产安全、监管安全；整合场所、资产、队伍等司法行政资源,强化司法行政职能；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兼顾,确保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安全稳定、协调有序.     

司法审判社会认同的受限性及其改进

司法的社会效果主要体现于司法对社会的功能和社会对司法的认同。＂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当前衡量审判工作的重要标准。在司法公信力缺失的今天,应当推进审判公开制度、建立裁判文书质量管控机制、加强法官职业化建设,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提升司法审判的社会认同     

社会管理创新与软性司法之治——以检察权为视角

社会管理创新在司法领域的反映应当体现为司法方式的转变，而功利主义的引入又为这种转变提供了可能，在司法的空间内衍生出软性司法，软性司法所追求的社会整体和谐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价值具有一致性，软性司法在补缺硬性司法漏洞、民意聚拢等方面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使之成为与硬性司法并行不悖的司法手段。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反思及其可能的走向

现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被赋予了司法民主的价值期盼，实践证明，法律赋予它的价值却没有很好的体现出来；制度本身与现行的诉讼实践和法律规定也多有矛盾之处。为此，应该在现有的社会背景下重新审视和变革人民陪审员制度。采取专家陪审与大众陪审相结合的方式完盖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及管理由当事人启动陪审程序重构陪审程序完善现行法律，明确陪审员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司法能动主义与社会管理创新结合之维

司法能动主义要求我们在司法的过程中必须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出发,发挥司法机关的主观能动性,而在发挥司法机关能动性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将司法能动主义的理论与社会的管理创新的实践联系起来,在动态中把握能动司法与社会管理创新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司法认知功能刍议

薄弱的证据法传统和并不浓厚的证据法意识使我国证据法的发展必须从本土之外寻找启迪。司法认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了我国证据法学者的研究视野。该制度能兼顾诉讼公正与效率,强化司法在一国政治及社会体系中的平衡器地位,弥补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缺陷,因而对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合作司法:司法公信力的社会治理谱系——基于福柯权力谱系学的展开

司法公信力是司法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在司法领域中的着力点。构筑司法公信力需要从社会治理高度对司法运作机制以重新审视。合作司法是社会治理谱系下从管理向治理转变在司法中的体现。降低司法成本和实践司法公正是合作司法实践路径中的两个向度,统筹两者是合作司法之于司法公信力的意蕴所在。     

论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之司法公正

公正是司法的永恒标志与基本价值。对于司法公正的评价标准，人们缺少统一的认识。我国目前的司法工作还存在着大量不公的现象，司法公正的实现还存在着诸多障碍。究其原因是：司法体制制约、妨碍区域利益冲突，造成司法活动中地方保护主义盛行；“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影响司法公正；司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而实现司法公正，促进司法制度改革的途径是：把司法改革纳入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强化法制的统一性，防止司法权的地方化、部门化；完善管理体制，增强司法公正的独立性；推进程序公正，健全司法公正的运行机制，等等。     

金融领域刑事立法与司法的错位与矫正

金融刑事立法与司法错位的表征有：金融刑事立法积极扩张,而司法适用谨小慎微,立法含混而司法解释有僭越刑事立法之嫌,司法自由裁量空间过大以及刑罚预防效果甚微等。主要原因有：刑事立法理念的导向、刑事立法新旧罪名衔接断层、司法系统金融专业素质薄弱以及金融犯罪刑罚配置不合理等。革新金融刑事立法理念,提高刑事立法的逻辑性和协调性,提升司法队伍的金融专业素质以及完善金融犯罪的刑罚配置将有利于金融刑事立法与司法错位的矫正。     

百年中国司法权体系的发展进程及现实反思

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司法能否独立,直接取决司法权体系能否独立与完整。我国近代意义上的司法权体系肇始于清末,至今时届百年。在这不算短的历史长河中,司法权体系的发展经历了大陆法系模式、三权分立模式、五权分立模式及社会主义模式,由于缺少良好的政治、社会及文化环境,其独立进程坎坷起伏,障碍重重,难以健康发展,对国家政治稳定及社会秩序造成过巨大负面影响。反思百年中国司法权体系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为当下中国建立健全真正独立完整的司法权体系、促进法治社会的建设寻找良策。     

司法不作为现象及司法管理对策初探

司法不作为是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或宪政原则,拒不、怠于或迟延履行法定司法职责的现象,是“司法渎职的灭迹者、公民权利的活埋者”,严重侵犯公民诉讼权利,妨害司法正义及社会和谐的实现。司法不作为可表现为种种形式。其主要成因是司法制度缺陷、地方保护主义、司法程序漏洞、司法官员素质低下等等。应通过完善司法制度、强化国家赔偿、提高司法官员素质、完善司法程序、加强司法的社会监督等司法管理手段,对司法不作为行为进行预防、救济和制裁,以提高我国司法运行质量。     

关于司法的社会效果内涵之评析

良好的司法社会效果必须建立在严格依法的基础上 ,以得到社会的认同为必要 ,并有利于改革、发展与稳定。衡量司法的社会效果 ,需要正确界定社会效果与社会评价、司法职能目的、法律效果、司法公信力、法律秩序等的关系问题。通过分析论述 ,文章得出结论 :司法的社会效果主要体现在司法对社会的推动和社会对司法活动的认同性。     

论美国的政治司法化

在美国 ,司法成为了强大的政治力量 ,政治责任从立法和行政向司法转移。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之所以能够承担政治司法化的功能 ,是因为他们拥有一项强大的权力 :司法审查权。由于拥有司法审查权 ,美国联邦法院通过判例为政治生活树立了新的行为标准 ,承担着重要的政治责任。联邦法院以普通法院审判诉讼案件的方式行使司法审查权 ,能使法官巧妙的解决政治纠纷 ,既约束法官的权力 ,同时又能使司法审查充分发挥作用 ,对美国的政治生活起着莫大的影响     

浅论陕甘宁边区司法制度

本文主要论述陕甘宁边区司法体制和司法机关建立健全的发展过程，特别突出了在建设新民主主义良好的社会秩序中，边区司法制度进一步得到完善，司法工作不断改进和加强的相关问题，并总结了边区司法工作的显著特点。这些好的传统和经验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     

论道路交通事故损害救济机制的创新——以厦门市常驻式道路交通法庭的设立为例

为提高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效率,厦门市公安局和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总结道路交通事故巡回法庭经验的基础上,设立常驻式道路交通法庭,以审判机关为主导,整合公安、司法、保险等社会资源,实行调解、保险理赔、民事诉讼等"一站式"服务,使诉讼周期大大缩短,赔付更加便捷、高效,有效解决了因交通事故赔偿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促进社会矛盾的化解,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完善刑事执行程序若干问题的探析

随着依法治国和司法体制改革进程的深入发展，现行《刑事诉讼法》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基于社会形势与刑事政策的变革，司法实践中积累的新经验、国际刑事司法交流协作发展的新趋势等，对现行《刑事诉讼法》也提出了新挑战。尤其是“执行”程序的立法空白、不足、冲突等体制性“硬伤”，从立法层面上造成诉讼实践中执行程序与其他诉讼程序的不对称，彰显法律支撑不足，以致司法层面出现“重审判、轻执行”，“重惩罚、轻改造”等不良现象。因此，亟待通过立法修订，进一步完善有关执行程序的法律规范，提高诉讼效益，实现诉讼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