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E框架下城市智慧治理研究述评：从多维性到整合化

城市治理是一个复杂系统，事务密集繁杂，城市智慧治理的研究视角也是多维度、多层次的。技术创新对于治理有着双重效应，在擘画城市蓝图的同时，也蕴含着诸多技术幻象；城市治理结构与技术创新存在互动关系，呈现出“组织吸纳技术”和“技术重塑组织”的演进逻辑；城市发展所表现出的集聚效应在为智慧治理提供场域支撑的同时，也加剧了城市治理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基于此，引入TOE框架，进一步构建出城市智慧治理研究的整合框架，可清晰展现当前研究进展，启发未来城市智慧治理研究。     

建设智慧城市的路径与对策研究——以哈尔滨市为例

智慧城市是信息化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以先进信息技术、智能技术和多网融合为依托,城市发展的新模式和新形态。建设智慧城市对于加快哈尔滨产业转型升级,幸福哈尔滨、低碳哈尔滨建设和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意义重大。哈尔滨建设智慧城市具有很多有利条件。我们要以全新的理念和积极的姿态去加以推进,积极参与建设智慧哈尔滨的探索与实践。     

面向公共价值创造的城市公共数据治理创新

城市治理数字化、智慧化是以数据为基础的,数据的真正价值是在使用中实现的。基于公共价值管理研究范式,本文阐释了面向公共价值创造的城市公共数据治理创新逻辑,并以上海、成都、银川等三座城市的公共数据管理办法为例,分析了中国城市公共数据治理的当前实践。研究发现,三座城市的公共数据治理都有一定的制度创新并在一些方面实现突破;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包括高价值公共数据开放应用的手段和方式不完善、管理服务场景细分不具体、公共价值协调和测评还很薄弱。针对未来发展,指出应推动形成针对场景应用并由政府主导的多元主体联动局面,具体建议包括在部门层面以场景驱动数据资源汇集、在城市层面以数据支撑公共价值测评、在更高层面以改革破解外部制度约束。     

高风险社会的智慧社区建设与敏捷治理变革

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高风险阶段且面临多重叠加风险。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5G通信技术为标志的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推动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建设走向新的发展阶段。高风险社会的智慧社区建设,既需要充分挖掘和利用新兴技术所带来的治理效能,又需要规避技术风险复杂性及其与传统风险的叠加效应。针对人工智能技术风险的敏捷治理完全可以应用到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的建设中来,这需要考虑五个维度上的变革:适应性治理理念、风险响应的社区多元共治体系、风险预测与防控的城市与社区联动机制、助推式的风险治理政策工具、社区层面的首席信息官制度。在智慧社区的推进环节,需要城市与社区的顶层设计,需要充分考虑风险感知、决策分析、组织协同、合作治理、社区动员与科技赋能等多个关键环节及其衔接,以综合打造高风险社会的智慧社区敏捷治理体系。     

技术适配城市：数字转型中的主体压迫与伦理困境

数字技术与公共治理的深度融合既经历了从数字地球到数字国家再到智慧城市的实践推进,也面临着数字压迫下的主体性危机和伦理困境。数字化转型的历史出场与人类社会的伦理纲常彼此勾连,主体性的保卫在数字压迫下无奈启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暴发的"数据邻避"现象使得城市数字治理不得不思考便捷生活同个人隐私、技术导向和以人为本等复杂关系间的调和与平衡。数字技术具有发展上的不确定性和应用上的异化可能,因此,必须警惕数字化转型滑向算法独裁的潜在风险。在技术适配城市的过程中,城市成为数字技术价值体现的最佳场域,数字化转型又为提升城市能级,促进整体跃迁提供了重要的技术跳板,二者间形成了彼此依存的紧密连接。然而,无论是西方智慧城市探索,还是中国城市数字化转型实践,教训和经验都提醒着一个重要事实:必须尊重人的主体性价值,在观念、制度、规范变换中引导科技向善和城市数字治理现代化的协同推进。     

数据共享、数据风险与智慧城市的平台选择——基于深圳市S区的实证研究

数字平台是智慧城市的业务架构、信息枢纽和决策中枢。平台模式的选择与智慧城市治理的有效性紧密相关。当前，智慧城市治理面临着数据共享与数据风险之间存在内在张力的问题。基于类离散结构的分析框架，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的数字平台的优缺点都非常明显，而处于中间状态的政企共建模式则有助于平衡二者之间的张力。通过对深圳S区智慧城市建设的实证研究，发现具有国企背景的平台公司在政府授权下，拥有对职能部门提供协同数据需求清单的考核权力，倒逼职能部门提供协同数据，进而提高了数据共享程度。与此同时，国有平台公司又通过专业技术力量降低了与智慧城市项目供应商之间的技术不对称，从而极大地规避了因供应商机会主义行为而导致的数据风险。兼具政治属性与技术属性的国有数字平台打破了政府部门的利益窠臼，消解了商业平台的数字垄断，有效地解决了数据共享与数据风险之间的困境，为大数据时代的智慧城市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基于空间治理视角的城市贫困研究综述

相较于农村贫困,城市贫困是一种在空间上集聚的相对贫困,明晰它的空间特征、演变规律及影响因素等对于城市贫困的精准治理有着重要作用。为此,应用Citespace科学文献可视化工具,对Web ofScience数据库中1052篇城市贫困主题的英文文献(1995—2019年)和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2912篇相关中文文献(1981—2019年)进行分析,可从空间视角总结国内外城市贫困的研究现状及研究热点。结果表明:研究趋势上,国外对于城市贫困研究的关注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而国内城市贫困的研究起步较晚、增长幅度较大,但在关注度上出现倒U型结构;概念上,从空间视角定义城市贫困多是认为居住区内的人们遭受了不同类型的“剥夺”;研究内容上,城市贫困空间的测量与识别、时空动态变化、影响因素分析及大数据的应用等是国内外城市贫困的研究热点;贫困空间的演变及成因上,受居住、种族和阶级隔离等多种经济文化因素的综合影响,国外的城市贫困呈现由内及外的郊区化现象,而国内城市贫困空间演化较为复杂多变。     

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政府治理理念的选择与转变——以四川省郫县为例

智慧城市的发展方向与模式对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笔者通过考察郫县智慧城市建设现状以及面临的问题,从政府治理的角度探讨适合现代智慧城市的治理理念,提出相关建议:从整体出发,推进行政体制和机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管理职能,适应城市智慧化要求;推进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改善企业投资环境;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加强行政监督和问责;深化审批制度的改革,激发社会活力;以人为本,改善智慧城市治理理念;公众参与,拓宽智慧城市的多元途径;建设服务型政府,提升智慧城市的综合水平;建设电子政务,推动政府治理走向智慧化时代等对策建议,从而推进国家以及政府在城市治理领域的现代化。     

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动因、内涵与路径

数字时代呼唤与之相适应的城市治理新形态。技术变革的驱动力、治理生态的不确定性、治理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治理需求的多样性共同驱动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要及时回应数字时代需求,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重视制度变革的基石作用,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驱动力,实现城市治理的科学化、精准化、智慧化与高效能。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现,需构建全功能集成、全网络融合、全周期管理、全要素连接的数智治理体系,促进城市治理现代化。     

人工智能在城市治理中的应用逻辑与风险应对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应用愈加广泛,其影响力和内在优势也逐渐显现。人工智能技术由于其特征与城市治理目标的契合,开始被引入城市治理领域,并在融合和应用中推动城市治理转型。人工智能在城市治理中应用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风险、数据不开放风险、主体不平衡风险和技术不确定性风险。转变城市治理理念和技术理念、健全治理体系和政策规划、建立健全防控体系、拓宽多元主体参与等,有利于保障人工智能技术在城市治理中应用的合理性、合法性、平衡性和协同性,也是推动城市治理智能化和现代化实现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