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利益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形式的转换——美联储货币互换协定兴起的政治逻辑

霸权国是国际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霸权国主要通过授权国际组织和签订双边协议网络两种方式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形式的转变,是霸权国调整国际体系公共利益和霸权利益之间关系的结果。当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条件恶化时,霸权国通过缔结双边协议网络临时替代基于委托—代理的国际组织,收缩国际公共产品的惠及范围,增加国际公共产品的排他性,捍卫霸权利益。在60年代的国际收支危机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美联储通过货币互换协定网络替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救助机制,成为危机中的国际最后贷款安排。通过国际最后贷款供给形式的转换,美联储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救助美国金融利益和战略价值覆盖的国家。     

金融危机与美国霸权战略的调整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金融是霸权的基础。金融危机削弱了美国综合实力，使美国霸权战略不得不进行一系列调整：在经济领域，实施经济优先的战略方针，推动霸权战略的“国内化”转向，夯实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霸主基础；在国际政治领域，加速推进“转型外交”进程，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协作；在军事领域，采取相对收缩的军事战略，适时调整海外军事布局，全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区域性公共产品与和谐世界建设

<正>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给人最强烈的信号是:美国真正是衰落了!靠美国人来提供全球性的公共产品,一是根本靠不住,二是私利性极重。罗伯特·吉尔平早就把话说得很清楚。美国之所以在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提供以IMF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北约为核心的国际安全体系、以WTO为载体的国际贸易体系以及以世界银行为通道的国际援助体系,是为了维系体系内的稳定和寻求意识形态的认同。说穿了,本来就是美国人维持霸权的工具。冷战结束后出现的"一超多强"的国际态势使一部分人产生误解,把昙花一现     

东亚安全秩序变迁与中国的地区战略选择

冷战结束后,东亚安全秩序经历了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从美国强化日美同盟,牢牢掌握地区安全主导权的霸权秩序;转变为美国联盟体系依然占主导地位,但同时允许东亚地区合作兼容发展的复合秩序;再到2017年以来美国联盟体系转型且不断冲击东亚地区安全合作,从而形成竞争秩序。中国是东亚安全秩序变迁的直接推动者,通过管理中美关系,推动国际权力和平转移,重建地区国家政治信任,以新经济关系促进新安全关系,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塑造地区安全的多边治理框架,中国逐渐从权力、关系和治理三个维度建构自身的地区角色和地区战略。为了防止竞争性安全秩序进一步向对抗和冲突方向演变,中国应以维护地区秩序稳定为首要目标,在保持自身战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推动新安全格局的构建,并聚焦全球安全倡议的重点合作领域,拓展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的方式和路径,为推动东亚地区从竞争性秩序向包容性秩序的变迁而创造条件、积蓄能量。     

当今围绕世界格局问题的争议

世界格局问题在冷战时期便存在争议。自从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首先指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不能决定世界命运、世界呈现多极化趋势之后,那时的争议基本上围绕两极还是多极化展开。苏联和华约解体、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特别是美国肆无忌惮地于1999年发动科索沃战争、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单极世界论凸显,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论断再次受到挑战。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鉴于美国的霸主地位减弱、国际影响力下降,于是否定单极世界的无极论大为抬头;     

八国集团与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供给:集体霸权的视角

本文在批判霸权稳定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介绍了集体霸权的理论,认为八国集团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大国多边战略对话与协调机制,具有集体霸权的特征,并分别从八国集团的权力优势、集团认同、成员国资格、会议筹备过程、大国之间系统性互动、大国互动的文档六个方面来分析集体霸权的构成要素,在此基础上结合国际金融稳定的案例,探讨了八国集团在全球性公共产品供给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指出,八国集团必须进行改革,更多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的利益诉求,才能在当前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全球卫生治理的“金德尔伯格陷阱”与中国的战略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触发了全球安全危机,这也是对全球卫生治理的一场未曾有的压力测试。有效的全球卫生治理取决于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供应。一般而言,霸权国家通过其全球领导力在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发挥关键作用,从而促进全球卫生安全体系的发展和稳定。但是,当霸权国既无能力、又无意愿维护全球卫生安全体系时,全球卫生治理将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当前全球卫生治理体系的失序以及日益恶化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本质上就是"金德尔伯格陷阱"风险的体现。因此,在双边层面促成中美卫生合作,在区域层面提升东盟与中、日、韩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卫生合作机制化,在全球层面优化世界卫生组织和二十国集团的全球卫生治理功能,应当成为中国全球卫生治理战略的多维图景。另外,推动卫生治理的区域化合作更具操作性和现实性,也是国际社会跨越全球卫生治理"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必由之路。     

试析全球治理的非正式化与私有化发展

传统的全球治理模式主要是霸权与多边主义的结合,是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以国际组织为载体的治理。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由于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以及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使得传统治理模式遭遇"治理赤字",非正式与私有化治理模式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非正式治理模式是世界主要国家就应对全球问题进行平等协商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私有化治理模式是非国家权威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的治理体系,主要在环境保护与气候变化等领域发挥作用。新治理模式的灵活性、操作性强的优势弥补了传统治理模式的不足,因此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虽然新的治理模式也存在缺陷,但其在未来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将进一步提升。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对中国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需要处理好新旧两种治理模式的关系,并推动全球治理朝着公平和民主的方向发展。     

霸权周期与危机时期的中欧合作

中欧关系是全球性的战略关系,中欧关系的战略空间并不仅由中欧关系决定,而是在全球格局之中生成。在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的B段,霸权衰落,多极化格局显现,同时全球性的公共物品供给不足以及社会层面的失衡愈加显著。在霸权衰落时期,在全球治理以及维护全球与地区稳定方面中欧有着巨大的战略合作空间。但是,要进行多维的全球合作,尤其需要欧洲抛弃欧洲中心论,审视多元文化,理解多种发展模式,并能够理性处理大众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的关系。只有以战略视野透视中欧关系,才能在战略层面维护中欧关系。     

从美国霸权看联合国集体安全的悖论

集体安全作为一种内向型的安全合作方式,要求一旦内部某一成员对另一成员发生了侵略行为,其他所有成员就应以集体力量反对侵略并确保和平。但集体安全思想与国际政治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冷战后,美国霸权以及因此而造成的国际力量格局的失衡状态,制约了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的功效性与公正性的发挥,美国霸权与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因此,联合国集体安全存在着一个现实性的悖论。     

多层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方式和原则

公共产品可以分为全球、区域、国家和地方四个层次,前两者是国际公共产品,后两者是国内公共产品。从公共产品角度来看,当前各种国际问题主要由三个原因导致:一是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二是国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引发负外部性;三是各层次公共产品供给错配。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主要由霸权和国际机制的供给缺陷所致;国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主要由于国家政体与国情不相契合所致;多层次公共产品供给错配的原因在于未能对其适用目标进行区分。国内公共产品供给总体上比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更为有效,原因是其在成本融资、公共选择、产品界限、转移支付等方面更为合理。因此加强政体与国情契合度、借鉴国内公共产品供给经验可分别提升国内和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应用匹配性和辅助性原则可明确各层次公共产品组合,利用各层次公共产品间的互补与竞争关系,也有助于加强多层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和供给效率。     

美元霸权基础的动摇与美国应对战略探析

长期以来,美国缺乏实体经济支撑的债务型、虚拟型与服务型经济增长模式冲击了美元霸权的物质基础,国际力量格局的改变也动摇了美元霸权的制度基础、信用基础和安全基础。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为维护美元霸权,美国通过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以恢复实体经济,强化美元霸权的物质基础;通过延缓国际货币体系改革、TPP谈判等以主导全球治理体系,维系美元霸权的制度基础;通过遏制金融主义、亚太再平衡战略等来维护美元霸权的内在运行机制。在美国经济地位相对下降的背景下,军事霸权成为维护美元霸权的辅助手段。对此,需要适时采取措施来消减美国维护美元霸权所造成的战略压力。     

区域公共产品与明代东亚国际体系的变迁

在明代东亚体系中,作为核心国家的中国在"天下"观念的支配下,向地区供给了区域安全公共产品、区域贸易公共产品和区域文化公共产品,从而保障了区域安全、维护了区域贸易稳定和促进了区域共有文化交流。明代东亚地区公共产品并非始终是一种所谓弱需求与弱供给模式,根据明朝向区域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方式和水平的不同,明朝的东亚体系分为六个阶段,并因此构成了明代东亚体系内部的体系变迁。其中,区域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与国际体系结构之间的互动,以及区域公共产品自身性质两个层面构成了决定明代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变迁的因素。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评估与展望

由美国次贷危机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两大重要国际金融组织以及国际金融监管体系领域均实现近年来最大改革,新兴市场国家崭露头角。但是在国际金融体系的公平性、公正性和有效性方面,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中国应以G20为主要平台,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继续深入,加强国际监管协调,支持储备货币多元化和人民币国际化,同步推进区域和双边金融合作,以真正实现全球金融安全网。     

安全公共产品供求矛盾与东亚安全困境

二战后,美国以建立双边同盟体系的方式向东亚地区供给安全公共产品,以此构筑了美国主导的东亚地区安全体系。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快速崛起,东亚力量结构加快调整,一方面使东亚国家对安全公共产品的需求不断上升,另一方面美国提供的安全公共产品因日益"私物化"而难以满足地区的安全需求,由此导致该地区安全产品的供求矛盾。安全产品的供求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中国作为地区大国,在满足地区安全需求和避免中美两种安全产品恶性竞争的基础上,应扮演东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供应者,既要向东亚提供新的安全观念,也要主导建立集体安全合作机制,以缓解地区安全困境,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帝国政治的外交争论

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优势,随着反恐战争的进行,显得越发的明显。伴随着这种超级大国霸权地位的,是一种以单边主义为支柱的“新帝国论”。这一思想的出现不仅仅是源自于西方文明长期以来所持有的优越感,而且也是美国外交对于冷战结束以后的世界的一个新的反思。但是,建立在这种思想上的美国外交战略,对于自身乃至国际社会而言,都不能说是一个理智的和建设性的战略。     

美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战略撤退

尽管关于美国如何绞尽脑汁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的文章屡见不鲜,有些还带着强烈的阴谋论的色彩,但从总体上看来,美国在国际经济领域已经开始战略撤退,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扩大话语权逐渐腾出空间。美元霸权对美国至关重要国际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权力是国际货币安排中的支配权。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国际货币体系被称为"金本位制"(Gold Standard),     

结构、关系与影响:美国网络霸权的基础

权力结构、权力国际战略与权力运用是观察美国网络霸权的三个视角。在权力结构上,虽然美国在网络空间的基础层与逻辑层稍有衰退,但在网络空间内容层,美国仍然主导着权力结构,足以支撑其霸权地位。在权力国际战略上,美国在网络空间成功建构了地缘关系、业缘关系、价值观同盟关系,用以推动美国网权的扩散,为网络霸权的分担寻找国际支持,最终形成"扩散性网络霸权"。在权力运用上,美国通过强制、威慑、防范、建构等方式对别国产生影响,也通过吸引手段对国外公众产生影响。美国在虚拟世界建构的全球网络霸权不仅与美国在现实世界的霸权起到互补作用,也可能会对其霸主地位的日趋衰微起到延缓作用。     

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

伊拉克战争的爆发说明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伊拉克问题的走向事关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事关联合国的地位与作用,也事关中东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冷战结束后,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凭借军事、经济优势,意欲建立单极世界,主宰国际事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表现突出。特别是近年来,“新帝国论”在美国甚嚣尘上,单边主义盛     

金融危机的政治学分析

金融危机实质是美国霸权的过度透支和过度消费,而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是金融危机的中介和催化剂,美国的自由民主与自由市场的政治经济是金融危机的制度原因。金融危机使美国在短期内再次发动战争可能性降低,同时也削弱了美国模式的国际影响力。但危机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造成了伤害,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其实没有实质变化,美国霸权受到的影响有限。金融危机反衬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某些优势,但中国要居安思危,在处理中美关系方面保持审慎的态度,同时也要充分地利用这一契机转变经济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