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全观与中国和东盟的安全困境

针对世纪之交东亚地区安全与区域一体化形势的发展,中国于2002年7月向东盟地区论坛提交《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方的安全观念和政策主张。这些观念与东盟当时的地区安全观彼此相容,为本世纪头十年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随着近年来东亚地缘局势的变化,东盟的地区安全观出现重大转变,中国与东盟在地区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实现地区安全的基本条件以及维护地区安全的方法等方面均产生较为严重的分歧。在此情况下,东盟对华战略疑虑不断上升,一些国家开始大力提升军备并寻求区外大国的帮助和保护,这又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相互契合,形成东盟与美国合作共同抗衡中国的战略态势。由此而来,中国和东盟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安全困境,对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形成严重障碍。为了巩固有利于自身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中国须调整和补充新安全观的具体内容及表现形式,对其进行及时"升级"。具体而言,需要在坚持新安全观核心思想的基础上,重点促进地区各国对利益相系、义利相融这一原则的共识,主动消除东盟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不断扩大双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意识,从而逐步超越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困境,使双方关系重回全面包容性合作的轨道。     

安全公共产品供求矛盾与东亚安全困境

二战后,美国以建立双边同盟体系的方式向东亚地区供给安全公共产品,以此构筑了美国主导的东亚地区安全体系。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和中国的快速崛起,东亚力量结构加快调整,一方面使东亚国家对安全公共产品的需求不断上升,另一方面美国提供的安全公共产品因日益"私物化"而难以满足地区的安全需求,由此导致该地区安全产品的供求矛盾。安全产品的供求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中国作为地区大国,在满足地区安全需求和避免中美两种安全产品恶性竞争的基础上,应扮演东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供应者,既要向东亚提供新的安全观念,也要主导建立集体安全合作机制,以缓解地区安全困境,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双边同盟体系制约下的东亚地区主义:困境与趋向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亚地区主义快速发展,但近年来美国不断强化其主导的双边同盟体系制约了东亚认同意识的形成,解构着东亚地区主义的社会文化基础;阻碍地区共同目标的建立,影响着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层次及其机制化水平;造成东亚权力结构的对立,加剧了东亚国家间的互不信任,由此导致东亚地区主义发展陷入困境。由于地区内部驱动力不足以及域外因素美国势力的强力介入,东亚地区主义在地缘范围上将从"东亚"加快向"亚太"转移,在结构上将从多层次竞争性多边机制加快整合为统一的地区制度模式,在形式上将从松散模式向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化方向转变。     

东亚秩序重组的特点及其挑战

2010年中国在东亚进入了战略挑战期。2011年挑战深化,形势严峻,其主要标志是美国宣布东亚是美国的战略重点,并在东亚发起了全面攻势和破坏性介入。东亚局势极速变化,秩序重组呈现四大特点:经济特性、权力特性、海洋特性和军事特性。中国只有充分认识东亚秩序演变的新特点、新挑战,调整思维,增强实力,优化战略,真正把战略重点放在东亚,主动创造战略机遇,加大战略运筹力度,强化地区塑造能力,主导机制化进程,解决以中国为核心的经济体系与以美国为核心的安全体系二元分离的倾向,才能推动地区秩序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多节点结构：东亚国际秩序的转型与“轴辐体系”的困境

战后美国在东亚地区建立的以双边主义为基础的安全同盟体系即"轴辐体系"是美国亚太政策的支柱,但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这一体系正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冷战期间,双边主义的组织模式与东亚权力分配格局相吻合是"轴辐体系"有效运转的基石。冷战结束后,东亚权力分配格局向"多节点结构"转型,推动东亚国际秩序向多边主义导向的网络化方向发展。这使"轴辐体系"的双边主义组织模式与东亚国际秩序的多边主义取向之间出现结构性错位,进一步凸显了"轴辐体系"的两大弊端即"残缺性"和"外部性"。对此,"轴辐体系"难以有效应对东亚面临的多元安全威胁,东亚的长期稳定仍需要建构一个与"多节点结构"相匹配的兼具"内生性"和"完整性"的区域秩序。     

中国与东亚地区安全——以地区复合安全的"过程导向"为视角

鉴于中国和东亚地区日益上升的国际地位,双方在安全领域内的互动关系不仅在本地区,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与思考.国际关系研究已为此提供了几种关系模式,如中国中心的等级制,权力转移背景下的"安全困境",大国协调或共治,地区安全共同体等.上述看法都在某种程度上带有结构(结果)决定论的烙印,并不具有说服力.作者提出地区复合安全的"过程导向"的分析范式,即东亚安全是地区复合安全,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东亚在安全领域的互动关系,其现状与发展趋势具有"过程导向"的根本特征.文章对ARF机制下中国的适应与"学习"及中国在朝核危机中的角色与作用两个案例的实证分析,显示出"过程导向"的现实意义.这不仅有利于塑造中国自身的安全,而且有利于重塑整个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秩序.     

美国与东亚国际体系的变迁

美国和东亚国际体系的变迁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美国是东亚国际体系变迁的重要推动力。美国和东亚关系的开启,在很大程度上是两种原先相互独立、性质不同的国际体系之间交往和冲突的过程。美国与东亚关系的发展,是东亚被逐渐纳入现代国际体系和美国塑造东亚地区国际体系的过程。东亚国际体系的变迁也对美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东亚地区多边主义的发展,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与东亚之间关系的性质。     

印度与越南的防务安全合作:现状、影响及趋向

近年来,印度与越南的防务安全合作步伐持续加快,无论合作规模还是合作层次均有很大提高。印越防务安全合作隐含很多"中国因素",其用意和指向颇为微妙。基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安全等方面的现实考量,印越两国不断推进和发展防务合作关系,将对东亚地缘格局形成一定影响。随着地区形势和国家利益的微妙变化,印度和越南将会进一步积极调整防务安全战略,不断扩大和深化两国合作关系。不过,受制于国防工业实力不足、现实战略需求效应和东亚地缘格局变迁等因素,印越防务安全合作对地区格局的影响又相对有限。     

东亚安全新态势:海洋领土争议与大国权力竞争

<正>近年来,东海和南海主权争议一直是困扰东亚地区安全稳定与合作的重大问题。从表面上看,东亚海洋领土争议升级的原因是有关当事国无法达成妥协而引发的冲突扩大但其背后实质是随着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权力变更"(Power shift)现象的突出,东亚大国间权力竞争的不断深化。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2019年国际安全形势：和平局面保持、乱象危机频发

2019年,世界多地动乱频发,特别是拉美地区,发生在一国之内的政治和社会动荡向多国蔓延,并呈持续扩散之势。西亚北非、欧洲、南亚等地区的动乱此起彼伏;传统安全问题进一步上升。除俄罗斯外,各主要国家军费开支再创新高,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初露端倪,美国退出《中导条约》正引发严重后果,太空战也被提上大国军事战略日程,海湾地区冲突和战乱不断;特朗普政府继续坚持“美国优先”,大力推行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等霸凌政策,与传统盟友关系裂痕加深,与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博弈更趋复杂,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不断加剧,大国安全合作不进反退。在上述背景下,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明显增多,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趋稳向好,但潜在热点和不确定因素增多。同时,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未变,维护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基石的积极力量在不断积聚,这将对国际安全秩序的重组、重塑产生积极影响。     

中美关系与东亚安全秩序:调整和变革

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安全的状态和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美关系所决定的。两国究竟以什么方式来处理各自的安全关注,以及如何在相互难以避免的潜在战略戒备与防范中依然保持合作,是稳定和发展东亚安全秩序的关键。东亚地区安全依然存在着诸多因素的困扰,例如,朝核问题与依然没有达成的朝鲜半岛     

中国“补课”周边外交安全短板——专访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周方银

东亚的经济合作正在以较快的速度发展,然而,长久以来,美国在这一地区扮演安全秩序中心的角色,与中国积极推动的地区经济一体化形成了安全与经济关系的割裂。未来如何形成可持续的"亚太价值链",将有赖于中国能否弥补安全短板。     

区域公共产品与明代东亚国际体系的变迁

在明代东亚体系中,作为核心国家的中国在"天下"观念的支配下,向地区供给了区域安全公共产品、区域贸易公共产品和区域文化公共产品,从而保障了区域安全、维护了区域贸易稳定和促进了区域共有文化交流。明代东亚地区公共产品并非始终是一种所谓弱需求与弱供给模式,根据明朝向区域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方式和水平的不同,明朝的东亚体系分为六个阶段,并因此构成了明代东亚体系内部的体系变迁。其中,区域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者与国际体系结构之间的互动,以及区域公共产品自身性质两个层面构成了决定明代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变迁的因素。     

东亚海洋非传统安全问题及其治理

东亚地区不仅有复杂的海洋传统安全问题,还面临日益凸显的海洋非传统安全威胁,这既给东亚地区的政治与安全形势带来挑战,也为区域内政治安全合作提供了机遇。当前,东亚海洋非传统安全治理呈现两个重要特征:一是部分海洋非传统安全领域形成了国内治理责任、地区性协调合作机制、国际技术性多边合作机制三个层面的治理结构;二是某些领域形成海洋非传统安全及其治理的区域性多边国际公约,对全球性海洋安全治理机制进行"填补"或"具体化"适用,为东亚国家在海洋非传统安全治理中的协调与合作提供了法律基础。中国是东亚海洋非传统安全治理进程的重要参与者,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应积极扩展东亚海洋非传统安全治理的合作空间,推动东亚海洋非传统安全治理持续深化。     

美国的东亚安全战略及其挑战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在美国对外安全战略中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凭借超级大国的地位及在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绝对优势,美国不断调整其东亚安全战略,力图主导地区安全事务,在东亚扮演霸权国家的角色,为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服务.     

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方针与发展方向

拜登政府推出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作为临时方针以及未来制定正式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原则,体现了其国家安全战略的大致发展方向.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延续了以实力为原则的战略传统:建立强大的美国经济,从更强势的地位迎接新挑战;希望重返特朗普政府退出的国际组织和多边协定,重新领导世界,并以美国的价值观和原则主导全球治理体系;根据国际格局的变化组建模块化联盟体系,借助盟友的力量应对不同领域的挑战;强调与中国的大国竞争,将中国视为唯一能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提出严峻挑战的国家.尽管不排除在一些全球和地区事务上与中国进行合作,但战略竞争甚至对抗将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轴.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新变化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

近年来,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出现新变化,突出体现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在周边有新的动向,世界其他地区爆发的武装冲突对周边地区安全产生外溢性影响,周边热点问题有效管控的难度有所增大。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新变化对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产生多方面影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需要通过稳定的合作增加国与国关系的确定性,提振周边国家的合作信心;从小事做起,强化合作路径的稳定性;通过释放政策红利,展现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坚定态度;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避免地区安全问题对地区发展问题产生过大干扰;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提升引领和塑造周边安全秩序的能力。     

日本因应美国战略东移的举措及其影响

从民主党鸠山内阁到自民党安倍内阁,日本对美国战略东移的因应,经历了一个调整、呼应、进而加以利用的过程,体现出较强的战略连续性,表明日本因应美国战略东移的基本思路是,在国际权力转移特别是东亚力量结构发生转变之际,对日美同盟关系进行再定义,重新确立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定位,寻求对东亚地区秩序的重塑发挥主导作用。     

美国主导下TPP的战略特点与中国的应对

在美国主导下的TPP谈判时有发展的情况下,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呈现出两个次地区独立展开、"跨地区"与本地区经济协作竞争的迹象。东亚经济合作范围虽扩大但发展方向不明。美国借助TPP的战略化特点创造出一种广域一体化(或宏地区主义)的新模式。它试图发挥国际经济机制(如TPP)与战略或安全问题的互动功能,开辟一条美国主导的东亚经济一体化道路。美国对中国加入TPP仅口头上表示欢迎,而中国目前选择暂不加入。中国应趁TPP谈判受阻,抓住机遇,作出次优选择。     

全球金融危机条件下的东亚金融合作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受到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影响和欧元诞生的启示，十几年来，东亚地区各国均致力于金融市场的改革和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寻求推动和完善东亚地区金融合作的途径。时隔11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东亚地区的金融安全再次面临着巨大威胁。只有进一步推动和完善东亚地区的金融合作，才能最大限度降低金融危机对东亚地区经济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