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作为犯罪中先行行为范围比较研究

刑法意义上的先行行为是指在行为人自己的行为使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处于危险状态时,行为人负有排除危险或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行为。先行行为可以是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但不能是犯罪行为;先行行为既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先行行为不属于刑事归责的义务,不必考虑其是否有责任或无责。     

刑法上业务过失若干问题研究

业务过失是行为人实施基于社会生活的需要而反复继续的专业化而危险的行为时违反注意义务,造成社会危害结果的情形。业务过失的注意义务,并非是基于行为人的身份或者业务知识技能而赋予,而是基于业务行为的危险性特征,并且包含避免危害结果的内容。在立法上,应当就业务过失在刑法中加以明确规定,使之区别于普通过失,在刑罚的设置上,要考虑...     

违法性认识的结果与价值评价

当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时,体现出行为人的主观具有社会危害性。行为人的意志与社会的主流标准背离越大,体现出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也就越大。行为人明知自己所做的行为是违法的而执意要去做,就表明行为人对主流道德、法律标准背离性越大,社会危害也更严重。行为人对于自己的行为并没有违法性认识在客观上也造成了法益被侵害,但是所体现出的行为的主观恶性较弱。     

诈骗罪的事后行为和诈骗行为不成立牵连犯

对于行为人利用欺骗方式进行兼并,然后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兼并后的单位的财物占为己有的行为,不能成立诈骗行为和侵占行为的牵连犯。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之后,处分财物的行为,是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在刑法意义上,行为人只有一个诈骗行为,没有侵占行为,不得以牵连犯惩处。     

共同正犯与认识错误关系问题探析

共同正犯的认识错误对于其犯罪构成及犯罪形态的认定关系重大。行为人对法律的误解不能改变其行为的法律性质,不影响对行为人行为的法律评价,但如果行为人对自己行为违法性的错误认识是由于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缺乏认识造成的,则可以排除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行为人对事实的错误认识,无论是同一构成要件内的错误还是不同构成要件内的错误分别对待,都应按各行为人预谋犯罪的既遂处理。对于其间意思联络上的事实认识错误,可在构成要件重合限度内肯定共同正犯的故意成立。     

英美刑法中权利限定性原则

英美刑法传统上不考虑被害人行为对犯罪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刑事责任取决于加害—被害的互动过程中责任。当被害人以自己的行为而放弃法律所保护的权利时,那么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就应在此限度内相应的予以减轻,这就是英美刑法中的权利限定性原则。被害人权利的减少可以是自愿的也可以是非自愿的。目前该原则主要在被害人同意、正当防卫以及挑衅行为中适用。权利限定性原则既考查了行为人的不法行为,也考虑了被害人的行为,是对犯罪事实中的刑事责任的全面反映。因此,应当在刑法理论中建立一套完整的体系,使其得到广泛的适用,而不仅仅是适用于个案。     

日本刑法上的被害人危险接受理论及其借鉴

被害人危险接受是指被害人意识到危险并且自己积极地走进危险,或者被害人单纯被动地意识到危险,从而在被害人和行为人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法益侵害的结果。被害人危险接受通常出现在过失犯之中,其核心问题在于被害人的行为是否影响行为人的不法。对此,我国司法实践一般持否定态度。与此不同,日本的判例和学说认为在被害人危险接受的情形下,应当考虑其对行为人不法的影响,因为按照自我答责原理,每个人只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应为他人的行为负责。在被害人危险接受的情形下,被害人自我答责必须具备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我国司法实践应当借鉴日本刑法上的被害人危险接受理论,以便更好地实现刑法的公平和正义。     

论刑法中不作为之行为性

不作为具有自然的和法律上的不同内涵,对二者的正确辨析是解释其行为性的基础。然而当前各行为理论对不作为之行为性的阐释皆有缺失。跳出传统存在论的窠臼,从社会规范和法价值的角度评价,刑法中的不作为是具有社会意义的;违反法规范的行为,体现的是行为人的目的和主体人格。     

刑法上认识因素的实用主义法理学分析

"天价葡萄案"引起了人们广泛的讨论,但是法律人应当理性地思考一个重要问题:法律是否应当考虑行为人的心智.根据实用主义法理学,可行性、成本和效果是分析这一问题的三个角度,即:由于法律上难以确定一个客观的意志标准,由于法律考虑行为人意志的成本过高,并且由于法律考虑行为人的意志并没有什么好处,所以,法律应当放弃对于行为人意志的考虑,而是采用一个更为客观、更为实用的理性人标准.     

再论盗窃罪既未遂的区分标准——以行为过程为分析视角

传统上认定盗窃既未遂的观点存在共性缺陷,引入行为过程的概念能够克服之。行为过程是一个主客观相互作用的过程,因此科学的盗窃既未遂认定标准也应主客观相结合,同时围绕犯罪行为人的行为过程来设计。其认定标准有二:一是行为人的主观计划是否实现;二是行为人的行为在客观上是否对受保护的法益造成损害,即是否实际控制被盗财物。     

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来源新论

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是认定不作为犯罪成立的核心问题之一。关于作为义务的来源,在刑法理论上存在着从形式的作为义务理论到实质的作为义务理论再到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作为义务理论的演变过程。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应当仅限于刑事法律义务,其产生根据有两个,即规范根据与事实根据。     

对形式主义罪刑法定原则渊源的再反思

产生于贝卡利亚,成型于费尔巴哈的罪刑法定原则,是近代欧洲国家加强王权和民族统一的政治需要的产物。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显示它本质上是为了限制法官权力的纯粹形式主义的法律技术规则。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与保障公民自由并无必然联系。罪刑法定原则后来由形式主义走向实质主义,说明只有刑法的实体内容合理才能真正保障公民自由。     

论我国刑法对结果加重犯的处罚原则

结果加重犯是我国刑法中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本文通过论述对结果加重犯处罚的客观与主观基础 ,认为我国刑法对结果加重犯的处罚应同时具备两个条件 :即客观上行为人的犯罪行为与加重结果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主观上行为人对加重结果的发生具有过失。     

试论落实"双思"教育的思路

江泽民同志号召要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开展"双思"教育.关键在于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内在要求是紧浇密联系实际,增强针对性;要讲究一定的方式方法;要狠抓实效,解决在实际中出现的问题,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双思"教育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浅议“可视为新的证据”制度及其对民行检察工作的影响

2008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了审监程序司法解释,提出了＂可视为新的证据＂作为启动再审程序的条件。然而＂,可视为新的证据＂作为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条件及应用与再审＂新证据＂近似却存在着不同,容易混同,故本文拟通过对二者概念、特征及条件进行比较与分辨,结合民行检察工作实践,就该制度在实践应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进行探讨,从而达到更好的认识这一新的制度,完善我国民行检察工作的目的。     

略论多种量刑情节的适用原则与方法

量刑情节的种类不同 ,其作用效力有别 ,在各种量刑情节交错并存时 ,其适用的先后顺序及方法不同 ,也直接关系到刑罚的裁判结果。对多个同向量刑情节或多个逆向量刑情节并存时的法律适用 ,应在遵循总体原则的前提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力求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 ,充分体现刑法基本原则的内在要求     

论麦耶（Mayer）的构成要件理论

在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的发展历史中,麦耶的构成要件理论地位十分特殊。一方面他继承了贝林(Beling)开创的构成要件理论,认为构成要件与违法性是相互分离的两个评价层面;另一方面他又超越了贝林的理论,认为在构成要件中存在规范的构成要件和主观的违法要素,因此构成要件是违法性的认识根据。由此可见,麦耶的理论是古典犯罪论体系与新古典犯罪论体系之间的过渡,他既完善了贝林的构成要件理论,又为梅兹格(Mezger)的构成要件理论奠定了基础。     

最新司法解释视野下的扒窃司法适用

2013年4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颁布了关于盗窃的司法解释,其中对扒窃行为进行了明确限定。但这一司法解释对扒窃的行为方式等仍未细化,笔者认为其构成要件需要明确的是:公共交通工具是对扒窃场所的注意性规定;随身携带的范围仅包含贴身范围、可控制范围,排除不可控制范围;扒窃对象仅限于体积应当较小的财物;扒窃不是行为犯,其存在着未遂的犯罪形态;携带凶器可作为量刑情节来考虑,并不是扒窃的基本构成要件。     

简论胡瑗的“大中之道”

"中"是宋代理学家胡瑗理学思想的重要基础。纵观胡瑗的所有论述,无不显示其"中"的底蕴。他把"中"看着是"正"的前提,无论是谈自然,还是言人事,都离不开一个"中"字。胡瑗一方面继承了中庸之道,另一方面又发明创造,把中庸之道改造为他所说的具有辩证思想的"大中之道"。     

略论我国刑事案件的证明责任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通常认为公诉案件由控方举证,自诉案件由自诉人举证。针对刑事案件中出现的与证明责任问题有关的情况笔者提出以下观点：刑事案件证明责任的分配划分为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两个方面,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的证明责任分配通常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但是不同的量刑情节要有不同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