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信仰的价值及培育

法律信仰具有实践性、科学性与指引性的理论品质,它不仅体现了法治的精神意蕴,而且沟通了法治与德治的共同追求——和谐社会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德法互济找到了新的结合点。在法治与德治新形势下,法律信仰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精神动力,有利于社会价值秩序的重构,并成为现代公民品格的重要体现。法律信仰的培育,需要通过价值认同机制、社会环境营造机制和法律实践机制三个途径来实现。     

论法律的权威

<正> 王家福同志在给中央领导同志所作的法制讲座稿《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中,提出了“法律应当有极大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的观点,认为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这一观点的提出,不但极具现实意义,且对于建设一个文明、民主、富强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一启蒙思想家潘恩以比较形象的比喻描述了法律的权威,他说,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在法治国家里法律便应该     

法律的可诉性研究

法律的可诉性是现代法治国家法律的基本特征之一,它有助于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切实保障权利、维护法律公设判断机关的公信力和法律自身的权威性,进而维护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加快了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却有大量的法律不具有可诉性,这不仅使权利得不到保障,而且还使法律失去了"生命力"。通过对法律可诉性的缺陷分析可知,立法技术的缺陷、公民法律意识不强、中国法治历史的短暂性是导致法律不具有可诉性的主要原因。因此,有必要通过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建立相应的权利救济制度、追究破坏法律可诉性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重视典型案例的作用来提高我国法律的可诉性。     

古代清官的法律人格及其现代转化

清官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法律人,具有明显的法律人格特征。他们道德高尚,品行端正,精通儒家经义,追求社会“正义”,以儒家理论为断案依据,兼用科学和迷信查破案件,高于但不脱离平民百姓。清官的法律人格是中国特定的文化塑造出来的,这种人格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但清官匤扶正义的社会效果非常有限,而且麻痹了平民百姓的抗争行为,对中国的法治建设造成了消极影响。在今天的法治建设进程中,不能对清官文化一概否定,而应当引导其进行现代转化,充分发扬清官法律人格中的优秀传统,吸收精华,剔除糟粕,使之为今天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服务。     

实现法治现代化必须树立法律信仰

健全的立法是法治社会的前提与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然而,从国家与社会的发展目标和更高层次要求考量,法律体系的形成,仅仅是法治现代化的一     

法律信仰与中国法治化

<正> 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诸多困难中,笔者认为最深层的、最实质的原因是法律不被信仰。而“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当法律形同虚设时,法治必然会被人治所替代,从而难以完成党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使命。本文就法律信仰与中国法治化的关系做一探讨。一、法律信仰是法治建设的观念基础无论何种形态的社会,人们都有一种精神上的信仰对象。如原始社会的图腾信仰,奴隶社会的神灵信仰,封建社会的君主信仰或权力信仰,近现代社会的领袖信仰或法律信仰。人们对信仰对象     

从法律体系走进法治体系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迈进法治体系,是法治进路的内在规律,是法治国家的历史必然,是法治中国的现实任务。宪法至尊、民主政治、立法科学、法律权威、保障人权、依法行政、司法公正构成法治体系的核心要素。推进法治体系,必须系统把握法律规范与多元社会规则、权力与权利、权利与义务、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衡平。     

从法律与革命关系论我国法治进路

西方法律与革命的关系类似于西方科学与革命的关系 ,存在着辩证的紧张和互动关系 ,每一次社会革命总能引发法律的进展。而中国尽管朝代更迭频繁 ,其变化却局限在从较早时代承袭下来的基本结构内 ,法律的专制精神无根本改观 ,当然亦无走上法治之路的可能。冷静而不冷漠、理智但不理想、渐进而非激进地推进中国法治进程 ,才是中国法治的现实路径 ,也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论法律信仰与法治

新中国建立之后,特别是最近20多年来,在法治理念、法制建设上有了巨大的进步和长足的发展,但存在的问题还是显而易见的,有法不依、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等现象还严重存在。面对如此司法现实,必须在全民中树立法律信仰,使得法律受人尊崇,使法治意识深入人心。关于法律信仰:法律信仰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的现象的一种特殊的主观把握方式,是社会主体在社会法的现象理性认识的基础上的一种神圣体验,是对法的一种认同感和依附感,是人们对法的主观心理境界。在许多人看来,法律信仰对于解说法治和中国实现法治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但中国实行法治的根本…     

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与现代化构建(下)--从中国法律文化的现状谈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构建

在几千年的法律发展史中形成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是世界法律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中, 中国的法律文化表现出了其不相适应的一面。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构筑法治社会的前提和基础。因此, 从传统法律文化向现代法律文化转化, 是当前中国法治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从继承发扬传统法律文化、借鉴吸收外国法律文化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律文化三个方面, 对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与现代化构建问题作一较系统的探讨。     

法律行为概念探析

法律行为是法哲学最基本的范畴之一,在法学理论中居于重要地位,但法律行为理论却是我国法理学中的薄弱环节,我国尤其缺乏对法律行为的性质、特征及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律及基本模式的系统研究,不能为各部门法学研究具体法律领域的行为提供一般理论。同时,现有的理论与部门法理论又很不一致,这无疑会影响我国法律调整的效果,影响法治进程。如何使法律行为成为各部门法行为的共同上位概念,实现对部门法的指导,改变法理学与部门法学脱节的状况,为未来我国民法典法律行为制度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是当前我国法律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论文化转型中公务员的法律意识

目前,中国正处在从人治文化走向法治文化的转型期,从法律文化转型的角度来看,公务员应该摒弃权力至上主义,确立法律至上意识;应该摒弃法律虚无主义,全面确立法的功能意识;应该摒弃法律工具主义,全面确立法的价值意识;应该摒弃法外特权观念,强化法的责任意识。这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也是目前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努力建设法治政府的需要。     

公法领域无契约

契约是一种法律行为,法律行为又是私法自治的工具。法律行为制度在传统民法理论中居于重要地位,近年来,我国法理学中有某种过度扩展法律行为概念含义的趋向。这不仅与民法学中法律行为本来的含义大相径庭,而且也有悖于英美法理学者的本意。法律行为是私法中独有的概念,只有私法中才有意思自治,才需要通过法律行为来表达。公法中,如行政法与刑法,根本不存在意思自治原则适用的余地,当然也就不可能有法律行为生存的土壤。     

公安工作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践行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公安工作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确保公安工作社会主义政治方向的客观需要,也是建设高素质公安队伍的客观需要。当前,在公安工作中应进一步增强党性观念、大局观念,牢固树立严格、文明、公正、效能、公开的执法思想,切实提高法律素养,自觉接受法律监督,从而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要求。     

中国法治化的政治基础和路径选择

当代中国法治化进程是一个由“完善法制”到“实现法治”的转变过程。法治的政治基础中有若干的普适性原则 ,如民主合法性、权力制约、政治文化等 ,但这些原则必须立足中国法治化的历史与现实 ,才能形成中国法治的具体实践模式。基于这样的中国背景 ,中国法治化的现实路径必然有其特点 :在民主政治与权力制约的法治体制选择上 ,应以中国基本政治规范为基础 ,以规范党政关系为核心、提升人大的地位和作用为现实切入点 ;在法治的文化建设上 ,应立足中国的国情 ,把握现代先进的法治文化的精神实质。     

法学教育的内容设定

法律人才既应该是具有特殊性素质的全面性人才,也应该是具有普遍性素质的专门性人才。法学教育的内容应该是一个丰富的知识体系。概括说来,在法学教育中,教育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法律规则与技术,法律原理与理论以及人文知识与精神。法学教育的内容应是普遍性与针对性的统一。     

节约型社会视角下的物权客体

传统物权客体理论在指导思想、物的特征表现、价值属性和使用方式等方面与节约型社会理念存在诸多矛盾。节约型社会视角下的物权客体制度需要以经济学的“效用主义”为指导，通过非市场评价法将物的生态价值货币化，从而建立一个以一般法和特别法相结合的法律规定为主体、以法律解释为补充的法律体系。     

机遇与展望:行政执法检察监督法治化轨道

人民检察院是我国《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应当是检察机关的一项职能。囿于法律规定缺陷,行政执法检察监督一直未能有效开展,导致大量的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存在。回顾我国检察历史,行政执法检察监督一直在曲折中发展。在从域外经验、理论基础、实践价值等三个角度分析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可行性与必要性的同时,建议从司法改革中树立法律监督权威、修改完善相关法律规定、明确检察监督方式、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促使检察监督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新时代背景下民族工作法治化发展的法理学思考

民族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复杂性和特殊性。将民族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客观要求,又是促进民族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助推器"。研究民族工作法治化发展既能促进民族法治理论体系的完善,又能对民族工作实践中呈现的具体问题作出合理化的解决方案,以达成理论与实践的"双效合一"。鉴于此,文章立足法理学的研究视角,从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和动力论四个维度,试图架构研究民族工作法治化发展的初步逻辑框架。     

法治、维权与维稳

当前,我国进入改革攻坚期和社会稳定风险期,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具有必要性和正当性。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的实质是维权。法治是维权与维稳的结合点。通过法治实现维权和维稳的统一,要求政府依法办事,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行使权力,要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要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要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要树立法治底线,不能突破法律底线维稳和维权,同时要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也就是要坚持依法执政、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一体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