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之立法与司法解释评析

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是长期困扰刑法理论界和司法部门的一个难题。国家立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虽对其作过多次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但却仍然存在内涵不清、外延不明,难予认定的问题。为此,本文对历次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解释之得失进行了回顾、比较与评析,旨在为准确理解和把握本概念提供有益的思路。     

“国家工作人员”立法解释质疑──兼谈腐败犯罪构成的特征及分类

本文认为,我国法律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立法解释不断发生变化,表明了这一概念内涵的不确定性和外延的不易穷尽性,且现行的立法解释也犯了逻辑和语义上的错误。本文还对腐败犯罪构成的特征及分类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对现行刑法第93条进行修改的建议：以“国家公职人员”取代“国家工作人员”。     

浅议我国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

国家工作人员在我国刑法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是决定一些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刑罚轻重等重要依据之一。为了便于司法机失正确处理国家工作人员犯罪,“国家工作人员”这一法律术语应该有其确定的内涵和外延。但是,现状令人遗憾。刑法虽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内涵,     

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关系密切的人”范围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将与国家工作人员或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收受贿赂的行为,或者是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本人利用原来的地位、工作便利和影响力索取和收受贿赂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但是,《刑法修正案(七)》并未明确规定"关系密切的人"的内涵和外延,这给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增加了难度。一、"关系密切的人"的具体范围认定一般而言,除了近亲属之外,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或     

“国家工作人员”探析

在我国刑事立法上，对“国家工作人员”曾有过两次不同的规定，但由于对这一概念的表述不甚明了，对其范围的界定过于庞杂，因而，人们很难准确地把握其内涵和外延，曾一度给司法实践带来混乱。新《刑法》吸取以往的教训，较为准确地阐述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含义，科学地界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为正确适用法律，笔者就有关“国家工作人员”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粗浅的认识和看法，以求教于同行一、国家工作人员的种类新《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界定

我国现行《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作出了清晰界定,但对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存在不同的见解,“身份说”与“公务说”为两种代表说,其中,“公务说”得到首肯的较多,但在实务中应正确界定其内涵的外延。     

国家出资企业中贪污贿赂犯罪主体认定问题研究

本文着重分析国家出资企业中贪污贿赂犯罪的主体,指出在司法实践中,委派人员的难认定和非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经济不平等保护的问题,并且在最后提出了立法建议,建议在今后的立法中,对混合所有制企业中那些人为国家工作人员应该进行更清楚的界定,并且一定程度上降低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的最高法定刑,来减少与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之间的法定刑差距,以此来平等保护公有制经济行和非公有制经济。     

受贿罪问题探讨

受贿罪是我国目前多发而且社会危害性非常严重的犯罪之一。在分析了国内和国外相关法律规定和学者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受贿罪侵犯的犯罪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犯罪对象为多种利益,既包括财产、财产性利益,也包括非财产性利益。在此基础上,作者还认为性贿赂也可以成为受贿罪的犯罪对象,因为性贿赂与普通的财物相比具有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无论是国内立法还是国外刑法理论和法律规定都有类似规定,认定性贿赂为受贿罪的内容符合我国立法本意。受贿罪的犯罪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除此之外,离退休的国家工作人员因为存在着"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也可以成为该罪主体,符合司法实践和我国刑法理论,也与我国国情相适应。     

论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挪用公款罪是刑法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一种，其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公款及特定款物的使用权。界定挪用公款罪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定“归个人使用”。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先后就“归个人使用”的含义作出了前后不同的解释，体现了刑事价值取向的变迁。司法实践中，应在坚持遵循立法解释的前提下，注意把握个人利益归属化基础和单位的财产独立基础。同时，建议立法解释将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非国有单位使用，没有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认定为“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赃款赃物及其处理程序浅探

在司法实践中,赃款赃物尚无统一的内涵和外延,立法规定的多样性导致了司法实践中操作的混乱。本文阐述了我国司法中赃款赃物的内涵、外延,并对其程序处理问题区分各种情况进行较为详尽的论述。     

价值冲突中的非法证据再认识

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即,其中非法证据取舍问题可谓众所瞩目.从理论上更加准确地界定非法证据的内涵和外延、认定非法证据的效力以及认识并平衡期间所产生的诉讼价值冲突,不仅是立法之先声,更是正确实践之先导.     

挪用公款罪若干问题的研究

挪用公款罪是日前常见多发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类犯罪之一。本文拟从挪用公款罪犯罪对象、司法认定、二方面出发,分析了现阶段我国立法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找出了一套比较完整又行之有效的的对策。着重探讨目前公款范围界定过窄、以借贷行为挪用公款行为认定等问题。     

论行贿罪的主观要件

行贿罪的主观要件在我国刑事立法中有一个从无到有的变化过程,前后立法规定不尽一致。1997年刑法将行贿罪的主观要件表述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理论界对这一主观要件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存在分歧,实践中对此也理解不一,导致行贿罪在适用中很不一致。本文在回顾立法变迁的基础上,就行贿罪主观要件的内涵和外延及判断标准等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     

我国足球腐败犯罪主体探讨

对我国足球反腐案中涉案的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我国足球协会工作人员犯罪主体身份分别分析,当犯罪主体具有双重身份时,主要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受贿的,应当定受贿罪;主要利用非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受贿的,应当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犯罪主体的双重身份的认定,不能仅依据重罪身份判处受贿罪,而对轻罪身份选择性忽略不进行刑法评价.对于涉案裁判员,只有在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才能对犯罪主体定罪处罚.此外,本文还对非法赌球行为的立法完善提出了建议.     

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是受贿罪的合格主体

关于“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能否成为受贿罪主体,理论界和司法界一直有争论,根据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的规定,行为人是否属国家工作人员,取决于行为人实质上是否“依法从事公务”.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可以直接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构成受贿罪的主体.     

复合实行行为的着手问题浅析——以新定型说为视点

我国传统刑法理论对于复合行为着手的认定上存在着与刑法条文规定相矛盾的问题,既有的刑法理论关于着手认定的诸多观点均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应该用不同于旧定型理论的新定型说来解决这个问题。外国刑法理论和我国传统刑法理论对于解决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若干罪名的着手认定上存在明显的误区。对于我国刑法中的诬告陷害罪、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和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可以进行立法技术上的简单修改,解决刑法理论与刑法条文之间的矛盾。     

论我国渎职罪主体的司法认定

一直以来,我国的渎职罪主体的范围在立法和司法解释上都是不断变化的。1997年刑法将渎职罪的主体从国家工作人员修订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对国家机关的认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的界定等等,刑法没有作进一步的规定,无论司法实践还是理论上都存在极大的争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两高”已出台多个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但争议的问题仍然突出,成为制约反渎职侵权工作发展的一个瓶颈问题。本人结合法律的新规定和司法实践对渎职罪主体进行梳理与总结,谈一下对渎职罪主体的具体适用问题。     

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立法表述的困境和出路

“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是重要的法律概念。但由于其内涵和外延的缺乏明确性,人们在实践中难以准确把握其范围。本文从内涵和外延方面指出其在立法表述上的困境,以寻求新的立法表述方法。     

关于证据裁判原则的法律思考

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诸多国家立法中普遍确立的一项基本诉讼原则,它是指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应依证据进行,没有证据不得认定案件事实。本文就证据裁判原则的内涵和实施困境作了简要的论述,并就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证据裁判原则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国有控股金融机构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

本文从立法目的、现有立法的支持、公司治理结构、国外经验、国有控股公司本身承载的特殊社会功能诸方面考察认为国有金融机构等国有控股公司应视为国有公司,从而参照国有公司的规定认定其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