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儿童乞讨需针对性综合治理——基于比较法的经验

导致儿童从事乞讨的原因是复杂的。因此，在选择解决儿童乞讨问题的对策之前，应先探究迫使儿童走向街头的具体原因。如果政府想更有效地解决乞讨问题，就必须关注和区分乞讨者的年龄结构。有效的乞讨规制政策（法律）必须对成年和未成年乞讨者加以必要的区分。如果拐卖儿童犯罪的确是导致我国儿童乞讨现象的主因之一的话，那么政府就必须动员足够的执法力量“斩草除根”。同时，应当善于动员各种社会力量，使全社会共同关心、共同解决儿童乞讨问题。在通过“打拐”切断儿童乞丐的滋生土壤之后，政府应当专注于规劝仍然在街头从事乞讨的未成年人，并且通过各种方式帮助他们重新回归社会。儿童福利应当成为政府政策侧重点所在。     

语录：总有些话让我们泪流满面

★“求求你们让我再去救一个!我还能再救一个!”——在余震中被命令撤离的消防战士跪地落泪 ★“灾区的人比我更困难，他们的生命都受到威胁，不客易啊!”——乞讨老人为地震灾区捐款105元     

儿童何来乞讨权

于建嵘教授在春节期间发起的“微博打拐”，随着媒体和公安机关的介入，战果不断扩大。上周末，于建嵘及多位参与者又提出“全面禁止儿童乞讨”立法建议。于是，一些人士担心“禁童丐”会变成“全面禁讨”，甚至有学者认为“全面禁止儿童乞讨”剥夺了部分儿童的“乞讨权”、“生存权”。     

禁止在机动车道乞讨，“罚”的是什么？

不久前，同样是针对车道上的乞讨施舍现象，河北省石家庄市交管部门在该市繁华路段竖起交通警示牌——“为确保道路交通安全．严禁向乞讨人员施舍钱物”。相比石家庄市。珠海市的做法显然更进了一步。不仅将该禁令上升为地方性法规，而且制定了明确的惩罚措施。     

试论合同诈骗罪

试论合同诈骗罪夏朝晖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是近年来我国诈骗犯罪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为了更有效地同合同诈骗犯罪行为作斗争，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２２４条增设了“合同诈骗罪”这一新罪名。本文试图对这一新罪名作一些理论和实践上的探讨，以便人们更准确...     

经典金融骗术之风险防范

金融服务很重要，金融服务须创新。金融服务创新，特别是金融法治服务创新，关键在于帮助“金融人”防范金融欺诈风险，而防范金融欺诈风险的关键又在于揭露经典金融骗术。经典金融骗术一般有“十二头”：金融来头诈骗、金融空头诈骗、金融改头诈骗、金融盼头诈骗、金融彩头诈骗、金融甜头诈骗、金融噱头诈骗、金融指头诈骗、金融撞头诈骗、金融搭头诈骗、金融磕头诈骗、金融床头诈骗等。经典金融诈骗之风险防范，可以围绕“六不”进行：不贪；不信；不傻；不独；不急；不弃。     

女老总制造的连环诈骗案

一对长期在京城房地产界屡骗不爽的“情侣”，竟然被一个初出茅庐的“骗子”一下子骗走了45万元“好处费”。被骗的北京广厦通房地产公司总经理陈健民和情妇张馨茗为出这口恶气．设计将诈骗他们的“骗子”自某挟持到某星级酒店，在勒令白某返还欠款的同时向警方报案。但是。陈健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白某供出这起诈骗的幕后指使者竟然是和自己联手诈骗别人的情妇张馨茗和自己的手下李浩刚，陈健民更没有想到，正是这次报案，引出了一系列扑朔迷离的诈骗奇案，也把自己和情妇一同送进了监狱。     

经济诈骗犯罪及其综合预防措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国家经济建设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但是,我们清醒地看到,伴随经济建设取得成效的同时,在经济领域里,犯罪分子打着“开放、搞活”的旗号,千方百计地钻改革的空子,大肆进行走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盗窃、诈骗等经济犯罪活动,其中,诈骗犯罪相当严重。经济诈骗案件屡有发生。一些诈骗分子有恃无恐,犯罪活动十分猖獗。经济诈骗是在商品经济广泛发展的新形势下,应时而“兴”的一种     

政府限制乞讨与保护儿童权利

乞讨虽是成年公民的自由，但任何人均无义务向乞讨人施舍。承认成年公民乞讨自由与适度限制乞讨，应当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题中应有之意。政府对流浪乞讨的未成年人实施主动救助、强制救助是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优先保护，应当视为未成年人的自愿接受。政府有权适度限制乞讨行为。其一，应当区分行乞的主体；其二，应当区分行乞的地点；其三，应当区分善意乞讨与恶意乞讨；其四，应当区分谋生性乞讨与经营性乞讨。应当按照“最大利益原则”保护儿童权利。政府是保护儿童权利的第一责任人，我国保护儿童权利的法律法规尚需进一步严密化，保护儿童权利必须打通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     

微博“给力”，更需积极引导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教授在新浪微博上开设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引起全国网友、各地公安部门的关注。网友纷纷将乞讨儿童照片上传至微博．希望家中有孩子失踪的父母能借此信息找到自己被拐的孩子。广州市公安局有关方面表示，他们已经关注“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     

老年再婚要“馅饼”更要提防“陷阱”

老年再婚，是一个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话题。然而，老年人找老伴要多长个心眼儿，要“馅饼”更要提防“陷阱”。最近，南京市建邺区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利用征婚信息专骗单身老人的特大诈骗案件，一个巧舌如簧、风韵犹存的半老女子，诈骗8个“男友”的金额高达近200万元，个中教训，发人深思。     

谨防“打拐”滑落为“打贫”

日前，由于建嵘教授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多位参与者在北京召开研讨会，出台了将于全国两会期间拟交提案草案，从修改立法、完善救助等层面提出建议，以实现“全面禁止儿童乞讨”目标。据了解，该行动在各地愈演愈烈，不少反对声也随之而起，     

中国内地与香港刑法乞讨罪比较研究

修改后的内地刑法增加了“强迫乞讨罪”，虽然中国内地与香港刑法均有与“乞讨”相关的罪名，由于两地分属不同的法系及两地人权保护理念和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程度的不同，使两地对有关乞讨行为的法律规制诸如立法时限、犯罪主体、犯罪对象和法律处罚等有较大的差异。     

关于乞讨儿童的法律思考

乞讨儿童问题日益严重，已经成为社会的“顽疾”有非常多的乞讨儿童是跟着父母乞讨或者被父母出租给了职业乞讨者。其中还有一部分乞丐儿童是被拐卖的失踪儿童。解救乞讨儿童不仅解救那些被拐卖的儿童，而是让所有的乞讨儿童，从乞讨的生活状态中解救出来。当被拐卖的儿童面临失去生存权、生命权的时候，问题的关键是应当确立国家社会福利机构的辅助监护制度和儿童的福利保障制度，以及儿童保护法的完善才是解决儿童乞讨问题的根本。     

基于法院审理视角的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探讨

市场经济的飞快发展，科技水平的快速提高，使人们越来越追求高效、快捷的方式，金融交易的“去现金化”使信用卡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日趋重要。近年来，信用卡使用渠道不断增多，在人们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中不断渗透，以及征信系统本身存在的漏洞，其风险也随之俱增。信用卡诈骗犯罪逐渐增多，其中‘!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行为增长尤为明显。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的预防和惩治逐渐成为银行系统、司法实践中的重要关注。本文拟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以为解决法院审理中遇到的问题提供些许参考。     

帮助取款行为的诈骗共犯归责误区及其匡正

针对电信网络诈骗中帮助取款行为，实践中存在“罪名定性以诈骗罪共犯为主”“电信网络诈骗共犯无需具有犯意联络”“电信网络诈骗共犯都是从犯”三大归责误区。目前亟待匡正此类行为的诈骗共犯归责进路。具体而言，首先，应当确立此类行为的定性逻辑为独立犯罪认定优先，诈骗罪共犯认定居后。其次，在归责标准上，帮助取款人的主观明知是决定其行为定性的关键。应当基于功能性因果关系论，以取款人的犯罪参与规范时点及其身份类型、行为分工，判断其行为时是否认识到自己与他人正在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最后，通过取款人的组织身份及其主观认识，判断其是否为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骨干成员，亦或在实现诈骗犯罪中起到了重要或关键作用，以界定其在诈骗共犯中的主从犯地位。     

路在何方——残疾少年歌手王亮街头“卖唱”的尴尬

2004年2月3日,来自安徽省界首市的14岁的农村残疾少年王亮,荣获“2003首届中国少年儿童艺术节全国少年儿童歌唱大赛少年组金奖”,被著名歌唱家李谷一称为“少年天才歌手”。这个曾被医生判为“死刑”的孩子,靠“卖唱”乞讨,不仅度过了生命中最为黑暗的岁月,而且一步步地走向了闪光的舞台。在“卖唱”乞讨的日子里,王亮得到了许多人的关爱,也遭遇了不少冷眼,一次次地被城管人员赶走,甚至一度被收容遣送。但他还是从“卖唱”乞讨中找到了一线生     

法社会学视角下的乞讨问题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当人类社会跨入21世纪的时候，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但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极不协调的乞讨现象以其存在的规模之广，影响之大而令人深思。乞讨问题已经作为现今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展现在了我们面前。笔者将从具体分析乞讨问题产生的原因入手，并从乞讨问题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分析以寻找弥补的方法。     

古代拐卖儿童的罪与罚

前不久，著名网络人和菜头在他的一篇博文里说：“拐卖是因为缺乏子嗣，乞讨是因为谋生乏术。拐卖儿童然后弄残疾再送去乞讨，无论从风险还是成本的角度计算，都只会是小概率事件。”     

3人合伙婚姻诈骗网上迫逃无处藏身

3名陕西、四川籍男女使用化名，合伙到高平市进行婚姻诈骗，骗得1．6万元“彩礼”后“撤退”。近日，高平公安局经侦大队民警远赴湖南省长沙市，将涉嫌诈骗的网上逃犯吴丽娜押解归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