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建设中的人本理念与实践

城市社区建设的本质内涵,体现了人本理念的基本原则。但是,人本理念与实践之间还存在着某些不和谐的因素。人本理念与实践上的反差表现为:由"单位人"向"社会人"和"社区人"转变中人本理念上的缺位;由"居委会"向"社区"过渡中社区组织功能错位;由"单位"和"政府"包办向"居民自我管理"的转型期社区居民自治意识的淡漠;由于"单位制"混杂于"社区制"使社区资源整合相对滞后。城市社区建设中坚持人本理念的落脚点就是要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人本理念与实践的统一要以洞察人的需求为基点,要突出体现出社区人文关怀的特色,要以实现社会公平、社会互助和社会和谐作为主导型价值取向,要改变社区组织"准行政化"的趋向,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居民自治"。社区建设中人本理念所体现出的自主意识、参与意识、互助意识、共享意识已经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区的切入点。社区建设中人本理念还有待于进一步在实践中探索与发展。     

试析特大城市社区冲突治理面临的困境及其成因

通过对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深圳五个特大城市社区的调查,系统探究社会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冲突治理存在问题之缘由。直接原因包括:社区冲突治理理念滞后,跟不上时代步伐;基层政府公信力流失严重,合法性权威受到影响;社区居民主人翁意识弱化,社区认同感持续下降;社区社会组织发育缓慢,社会力量弱小;社区冲突治理过于"碎片化",难以形成合力;相关法规政策建设滞后,冲突依法治理水平较低等。而深层原因则涉及五大困境:社区冲突主体的重叠性与冲突主客体的同一性;社区参与不足但社区冲突数量不断增加;社区冲突的频发与冲突化解制度平台的缺失;社区冲突控制成本的上升与治理成效的下降;社区冲突治理呈"有法律却秩序失范"的困境等。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创新：动力因素与类型阐释——基于42个实验区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社区治理创新是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突破口。以42个城市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案例作为分析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法对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影响因素以及组合形式进行探究,进而归纳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类型样态。研究发现: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必要条件是党和政府组织领导能力与社区公众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类型主要分为:"经济发展+信息平台建设+党政主导"型、"经济发展+资源驱动+党政主导"型、"信息平台建设+党政主导+资源驱动"型、"信息平台建设+党政主导+公众参与"型和"信息平台建设+资源驱动+公众参与"型。     

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与城市基层共同体的重构——社会学视野下社区建设的“中国经验”(1986-2012)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渐解体,我国城市社会实践发生了一系列结构性巨变,这使得旧有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单位制逐渐被新型社区体制所取代。相对于西方自下而上的社区发育实践来说,我国社区建设走的是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理论界必须具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认真对待我国社区建设的实践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中国特色的社区理论。本文从历史背景、历史使命、实践历程、实践模式等方面入手,梳理了我国社区建设的内在逻辑,并初步概括出社区建设的"中国经验"。     

发展主义语境下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困境及出路

通过对支配中国旅游发展的现代性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后果的批判性反思,以阿马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和权利理论为基础,提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立场由"物本主义"发展范式复归发展的"人本精神"和真正的工具理性。基于这种反思—实践的问学路向,社区参与问题研究借此可以获得一个新的视角和理论途径,以旅游资源产权权利的清晰界定和合理配置为中心,围绕社区参与的机会保障与能力建设从社会体制和政治制度上进行全面的制度设计。     

西双版纳傣族园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行动逻辑——兼论中国农村社区参与状况

对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傣族园社区旅游发展过程的研究表明,追求经济利益是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最主要的动机,社区成员对于旅游业所能提供的生存和生活资源的依赖度决定了他们的参与程度、策略和形式。这与西方以"自治"为中心的社区参与存在本质性区别。中国农村的社区参与需要在政策上和制度上承认中国社会利益高度分化的现实,通过赋权还能,培育村民的公民意识和集体精神,健全农民的正式参与制度来改善目前社区参与旅游的低迷境况。     

“村居型”社区多元共治模式的构建——以治理理论为分析范式

在“村居型”社区内部存在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三大治理主体，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各自利益为结点的网络。本文分析了社区内外不同性质权力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这些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建构并维持社区内外的各权力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与合作，从而实现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稳定秩序与和谐。     

城市社区多元治理模式的构建

将多元治理理论引入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对创新城市社会管理机制,以及引导城市社区管理走向多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城市基层管理的主要问题表现在治理机制上没有实现有序衔接,在基层治理的责任划分上并没有脱离压力型体制的束缚,社区居民主动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不高。社区多元治理模式的形成是社区自治和政府推动相互合作的过程。     

城乡社会变迁统合性视野中的城市社会与社区——“全域城市社会”理念下的生态社区建设

当代中国城乡社会异常快速的变化引发了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其中包括日益严峻的城市生态环境问题,而城市社区已成为各种社会问题的一个聚合终端。这种异变标志着以往城乡二元结构理路的失败,也意味着必须对城乡社会发展及社区治理的理念与路径进行深刻反思和检讨。为此,应具备城乡社会变迁的统合性视野,树立"全域城市社会"的理念。城乡社会发展的合理性、人文性和品质性以及社区生态治理的探索,都绕不开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性和公平性这一核心问题。运用社会资源配置这个杠杆,促成生态社区建设过程的基层治理的转型,各地的实践探索是富有成效的,如杭州市上城区通过"联街结社"共建社区生态文明,佛山市南海区里水社区以"美村计划"构建公园里的城市,临安市"绿色家园、富丽山村"的绿色新社区建设,等等。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类探索是推动当今中国走出初级的、粗放的旧式城镇化,真正转向高级的、精致的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所在。     

中国和平发展理念国际传播的阻碍因素与应对策略

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社会尤其是传统西方大国的质疑之声和忧虑之情与中国力量的提升呈现出一种"正比例"关系。中国"和平发展"话语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个重大全球性命题。由于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当今世界话语体系中西方话语权的绝对优势、东西方文化差异、目前西方国家利益的现实考量以及中国和平发展理论自身的建构与传播存在的问题,造成中国对和平发展理念的追求并没有在国际社会赢得足够的认同,极大地阻碍了当前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国际传播,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形成了巨大挑战。为了改善我们的国家形象为顺利实现"中国梦"的千年梦想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我们必须统一认识、坚定意志、加强中国和平发展理论构建与传播等方面的工作,推进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国际传播。     

共同体重建与社区建设研究综述

通过对社区共同体概念演变的细致梳理发现,当前社区研究中存在五种"社区共同体"模式,直接或间接反映了现代城市社区发展和分化的多种方向。社区建设的最终目标在于重建社区共同体,需要重新定位国家、市场、社会三种力量的作用,构建适应城市化发展的新型社区共同体,关键是要充分认识城市社区发展中的差异性,积极引导市场力量参与社区的建设,鼓励和促进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区建设。     

居民参与社区共治机制研究——以武汉市中央花园社区为例

正城市社区是在公共事务治理中一个需要亟待改善的领域。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很多城市现代商业小区运作模式的成熟,城市社区治理开始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态势,城市社区发展正在从社区治理向公民治理演进。武汉市中央花园社区在公民居务、政务、商务、服务等方面创新了居民参与的渠道和平台,突出了居民的主体地位,是拓展社区治理的一个有效途径。一、多元主体参与的价值导向城市社区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石,基于治理理论的城市社区建设展现了多元主体参与的价值导向,是政府引导     

中美社区警务与社区矫正的比较研究

社区警务要求警察以"服务于民"的姿态出现,深入社区,熟悉辖区情况,依靠群众,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性,共同参与治安管理.社区矫正则是让罪犯有条件地与社会保持接触,接受民间帮教,促使罪犯尽早转化为社会人的一种行刑方式.社区警务和社区矫正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起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在预防违法犯罪、提高社区居民安全感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近几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执法机关也开始重视并引进社区警务和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中美社区警务和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践,有利于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区警务和社区矫正模式,促进中国和谐社会建设.     

论街镇综合执法改革中的社区社会组织建设

街镇综合执法改革是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的一种创新模式和探索方向,街镇综合执法与社区社会组织建设发展的相互依赖和协同合作是社区基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必然趋势和内在要求。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街镇综合执法中发挥"缓冲器""黏合剂""稀释剂"和"催化剂"的功能,但还存在着建设理念认知不足、参与效能低下、角色差异明显、缺失协同联动平台、素质和能力滞后、保障乏力等困局迷思。面向街镇综合执法的社区社会组织建设发展引导策略应沿循两条进路对应推展,一条进路是深化街镇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完善街镇综合执法治理网络,提升街镇综合执法协同效能,创新街镇综合执法社会参与模式,保障街镇综合执法质量;与此对应的另一条进路是创新社区社会组织协同联动机制,搭建社区社会组织参与互动平台,提高社区社会组织协同服务能力,完善社区社会组织协同方式,加强社区社会组织协同监管及激励。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社区治理——基于对治理场域之社会资本培育的分析

本文将城市社区治理视为一个场域,研究如何对城市化带来的流动人口进行有效的社区治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极大地阻断流动人口与其户籍地有关的人际交往和社会支持的同时,在流入地的社区生活层面,又未能形成吸纳流动人口、鼓励其社会参与的开放机制和环境,削弱了本已稀薄的社会资本,使"弱社会"更弱。要实现合作共赢的治理目标,离不开一个具备深厚社会资本存量的社会,故而,流动人口社区治理问题的关键在于培育社会资本,改变社区"弱社会"的状态。基于对流动人口社区治理场域中政党、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这五大主体的场域位置和关系构型的分析,本文探讨了中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并据此得出结论:以国家和社会的双向互动为基础,改变"强政府,弱社会"的基层格局,重塑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结构,才能有效地实现社区的共同治理。     

城市社区合作治理失灵的矫正：一个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

在当前向基层治理赋能和赋权的背景下,城市社区合作治理为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具体路向。以社会信任、社会参与、社会规范等为核心要素的社会资本理论与城市社区合作治理存在紧密的内在逻辑关联,为城市社区合作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然而因社会资本发育和存量不足而引致的治理主体间信任不足、社会参与网络尚未形成、社会规范尚不健全等问题已成为城市社区合作治理失灵的关键因素,为此,需从理念层面、结构层面、制度层面、工具层面增量社会资本,矫正城市社区合作治理的失灵。     

欧洲中世纪城市文艺复兴启示录——从再造人类"集体记忆"与"城市文化资本"说起

西方中世纪的城市文艺复兴,给人类带来了全新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形态.当代中国正值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变迁期,而城市是这个时代社会与文化转型的集中地,中国城市的"文化转向"和"空间转向"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发展,是一种城市文艺复兴意义上的结构性变迁,我们应该在科学的认知上、理论的研判上、学术的研究上及社会发展的应用上有所准备,创造超前意义的认知与对策.     

论社区建设的中国道路

怎样理解社区建设的战略地位?如何认识中国的社区建设?如何理解社区建设中的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是中国社区建设亟需回答的基础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立足中国社区建设的过程、事实、经验,提出社区建设超越了公民社会建设领域、国家政权建设领域,是中国努力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国家战略。社区建设的中国道路是以社区建设为路径,在共产党领导下,以社会责任为基础,重塑政府主体性、市场主体性、社会主体性,共同推进社会建设,实现社会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道路。社区建设的中国道路尚未成熟,仍处于实践过程之中。政府主体性错位、社会主体性虚弱、市场主体性缺失是中国社区建设需要解决的体制性问题。公民社会理论、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第三领域"理论难以解释中国社区建设的过程和事实,需要建构一种以责任为基础的"主体性互构理论"———政府主体性、市场主体性、社会主体性在社区建设中交互建构。     

城市社区治理结构要素分析

随着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城市社区正在成为城市社会举足轻重的一部分。治理理论以其先进的理念和运行方式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社区建设中。然而,治理理论在城市社区发挥作用的自主性、充分性、系统性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为解决这些问题,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必须改变过去存在的自发性、片面性、缺乏系统性的观念和做法,改变"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式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用联系的、系统的方法实现结构化的城市社区治理,并对其诸多的结构要素及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应具备四大要素:目标、载体、制度、运行方式。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城市社区治理的"树形结构"来阐明。     

厦门“最具安全感城市”建设的初步研究

建设"最具安全感城市"是厦门市近期努力实现的一个重要目标。从社会制度、经济、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相关指标着于,可建立较为全面的"最具安全感城市"的评价系统。厦门市近年来从完善政府管理、改善社会环境以及提高群众自我防范意识等方面,努力建设最具安全感城市。在城市安全性建设过程中,结合环境犯罪学的理论研究,推进具体的、细节性的犯罪预防实践;结合社区力量,引导市民共同参与犯罪预防,以小平安构建大平安,并在活动中更切实地体会作为市民的自己是在被保护的,以提高自身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