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与城市流动人口管理

我国城市化过程的加快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选择 ,而城市化背景下城市中社会流动人口的急剧增长 ,既给我国的城市管理注入了新的活力 ,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文章剖析了城市流动人口管理过程中存在的政府管理错位 ;市场调节低效 ;社区治理薄弱等不足。从政府与社区互动、流动人口的归属取向、社区流动人口管理与城市建设等多个层面上分析了城市流动人口管理中社区平台的意义。从流动人口的社区档案管理 ;城市流动人口的社区教育 ;城市流动人口的社区服务等三个角度探讨了我国社区治理与城市流动人口管理的具体措施。     

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的城市社区精神培育研究

社区的安全稳定与井然有序是实现城市基层社会善治的根本保障。"社区精神"作为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对当地社区公共生活的共性认知,对缓解社区治理场域中的矛盾问题、满足社区居民对美好生活的种种需要,带动城市基层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至关重要。在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下,充分考虑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复杂环境与时代特征,有效培育社区精神的着力点在于:理论探析社区精神及其培育的概念内涵、构成要素和主要功能;现实考察社区精神培育的发展脉络、典型经验与现实困境;全面探寻以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式培育社区精神的长效路径,最终提升城市基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质量与社会治理水平。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演进:基于公共价值视角的研究

随着全球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的形态、结构和承载的内涵发生了明显变化,作为城市的基本单位,城市社区也受到外部变化的冲击和内部调整的共同影响,呈现出新的特点,也产生了新的问题。本文以PV-GPG理论框架为视角,回顾和梳理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发展变迁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初期以管制为主、政府通过行政途径实施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逐渐转向政府支持,社区负责组织和提供服务,以发展社会资本为目标,而当前的城市社区治理由政府主导,社会、社区、市场多元主体合作互补来实现冲突的调解和公共需求的满足,体现了基于公共价值的治理思想。展望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变化和新情境,城市社区治理中仍应重视公共价值,并以促进价值生成作为治理目标。     

城镇开放社区公共安全的复合治理

开放社区由于其场域建构过程的风险属性,越来越成为各种类型矛盾和冲突关系集聚的时空场域。在各种传统和现代因素影响叠加、社区内致性风险和外部冲击相结合的复合型风险背景下,开放社区公共安全成为城镇基层治理的紧迫问题。通过复合治理理论的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维框架的分析发现,当前开放社区存在着宏观制度缺失、中观场域系统弱化和微观行动能力不足三大困境。城市开放社区作为典型的复杂系统,要实现安全治理的目的,单单局限于社区某些领域或者社区安全治理本身的举措和机制的调整完善是远远不够的,而需要社会、经济、政治等各领域在现存制度结构框架内的"元创新"。在复合治理理论视阈下,城镇开放社区公共安全的治理路径应是:加强"一核多元"社区安全治理制度设计,建立弹性协调的社区安全治理中观机制,构建和谐有序的社区治理微观共同体。     

治理场域:一个社会治理分析的中观视角

治理场域是一个可以刻画社会治理系统性、复杂性、动态性的中层分析概念,在结构上包括了治理中的能动主体、位置关系、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文化—认知性要素。当前社会治理中的问题需要从以上治理场域的要素进行考量和分析。未来治理场域转型需要从理性的社会建构机制、政府的功能发挥机制、非市场治理机制三个方面入手。     

社区治理背景下“城市管理进社区”的历史演变

正社区是城市空间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水平关系着城市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和人口迅速集聚,居住区事务类投诉量一直居高不下,其中与城市管理职责相关的投诉占了很大比例。"城市管理进社区"最初的目的是宣传教育,但是随着城管执法进社区、城市管理进社区等工作的不断深化,其与社区治理的融合度越来越高,成为践行群众路线、深入服务基层的生动实践和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的有效抓手,实现了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让治、信任与整合: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建构——基于N社区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SSCI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元素,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交互场域。新型社会治理格局的建构需要社区层面的实践呈现,而社区治理共同体是政府行政治理与社区自组织、自治理共同作用的产物,并主要关涉地方政府、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会组织三大主体。研究发现,N区政府通过“三事分流”的制度创新,让渡地方政府的社区治权进行“全能型政府”治理格局的自我解构,并提供相应的支持性资源;N社区居委会则在政府制度化的合法性支持下,通过微小公益路径的居民需求回应及资源整合视角下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和支持,实现与政府让治的功能对接与互补。N区政府让治转向与N社区结构化信任和治理主体资源整合的有机结合,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实践层面的正向反馈。     

网络化治理: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新路径

"治理"概念的出现,意味着政府部门从事公共服务供给思维的转变。随着治理理论的实践,提供公共服务无疑成为社会治理活动的"终端"。与传统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的逻辑格相对应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陷入服务供给的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社会失灵的历史怪圈。作为社会治理理论发展的新形态,网络治理理论在批判继承传统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将分析的重点放在政府、市场、社会这些不同工具和机制的相互协作上,并将"场域"和"资本"引入公共服务供给的治理网络中加以考察,以此探索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新路径。     

共同民主治理:互联网社区治理分析——以新浪微博社区为例

新浪微博社区治理作为一种新的互联网社区治理,不同于传统的公司治理或政府治理,是一种混合型的"共同民主治理"。这种模式由"政府—企业—网民"三种力量联合构成,不同的治理机构各司其职、共同合作。其中,社区委员会主要负责维护社区基本秩序,实施社区治理;同时,国家机构参与监管,打击网络违法行为,公司也进行监督,保障微博正常运作;重要的是,每一个网民也实施自我约束和自律,由此创造出一种自治型的互联网社区。"共同民主治理"改变了以往传统的互联网治理模式,发挥了多种力量的共同参与作用,也逐步培育了理性与协商精神,最终促成微博社区共同体的形成。     

“村改居”社区:治理困境、目标取向与对策

"村改居"社区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社区。"村改居"社区治理目前面临着集体经济发展瓶颈、组织关系不顺、社区自治能力不强、公共服务落后等诸多问题。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积极推动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结合"村改居"社区治理的现状,探讨"村改居"社区的特征,分析目前"村改居"社区治理的困境,并提出"村改居"社区治理亦应从集体经济改制、理顺组织架构、培育社区社会资本、优化公共服务等目标展开。     

社区治理的理论范式与实践逻辑

城市社区是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缩影,是中国地方治理的主要单元。随着单位制式微和住房制度改革,传统的、单一的、垂直型的街居制已经转变成为现代的、多元的、扁平型的社区制,社区政治话语的变迁和社区治理方式的变革诠释着社区时代的来临。社区治理创造了国家与社会分权的一种治理新范式,有力地改善了当下中国社会的治理结构,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形成。本文着重探讨社区治理的理论基础、基本结构和实践模式,以期对当下中国社区治理实践做一个简要的归纳和期许。     

突发性公共事件治理模式分化及现代化转型

随着我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政府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方式实现了由管理到治理的飞跃。目前，我国形成了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和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目前，我国突发性公共事件治理三大模式的实践表现都未能满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因此明确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强化政府主导下“一核多维”的治理框架、推动多属性治理的法治化，能够推动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明确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加强公私协同关系的制度化建设、实现公私主体在协同关系上的情感嵌入是实现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现代化转型的路径。明确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强化社会主体的自治能力、促进与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的衔接，能够实现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     

整体性治理下的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重构——基于重庆市沙坪坝区香炉山街道的实证调研

正城市社区是城市基层社会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平台,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场域。2015年民政部、中央组织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开展社区减负工作的通知》推进社区工作减负; 2016年民政部等十六个部门联合印发《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0年)》,加强社区治理法治化、科学化、精细化建设;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提出了社区治理体系、治理水平、治理短板和组织保障五个方面的社区建设重点内容。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     

广西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成效与启示

正面对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新要求,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仍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2000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全面推进社区建设工作,充分利用社会变革、城市转型的重要契机,积极探索城市社区治理新模式,为破解社区治理难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找准政府在推动社区治理创新中的位置如何处理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的关系,是当前中国社区治理的一个难题。在推进社区治理创新中,广西很好地破     

数字化社区治理:应用政务热线大数据创新物业管理

社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重心,物业管理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关涉到政府、社会与市场三方的互动关系。为了解决传统社区治理在激发公众参与、促进政府回应方面的不足,本研究基于政务热线大数据探索数字化社区治理模式的实现路径,通过政务热线采集北京市社区物业管理的全量诉求,识别物业管理问题的时间趋势、类型特征和阶梯式的分布模式;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调研访谈和案例分析诊断社区治理的重点和难点。研究发现,城市化起步较早的核心区和中心城区,物业管理诉求集中于共有设备和公共秩序;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物业企业和业主组织等社区治理主体成为市民关注的重心。针对各城市发展区域之间差异化的物业管理诉求,政务热线可辅助社区治理决策的精细化和精准化,推动社区治理模式向数字化转型。     

城市社区治理结构要素分析

随着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城市社区正在成为城市社会举足轻重的一部分。治理理论以其先进的理念和运行方式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社区建设中。然而,治理理论在城市社区发挥作用的自主性、充分性、系统性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为解决这些问题,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必须改变过去存在的自发性、片面性、缺乏系统性的观念和做法,改变"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式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用联系的、系统的方法实现结构化的城市社区治理,并对其诸多的结构要素及相互关系进行分析。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应具备四大要素:目标、载体、制度、运行方式。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城市社区治理的"树形结构"来阐明。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刍议

正城市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的好坏对于城市安全、城市环境、城市稳定和城市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目前,我国很多城市在社区治理实践中都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新鲜经验,基本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街居治理新格局,初步实现了政府依法行政管理与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1]。但在这一过程中,同时存在着社区人口膨胀、社区资源紧缺、社会服务缺位、社区精神沦丧等问题。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定位与重塑

在特定社会环境条件和国家治理理念影响下,基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和社会现实因素的双重考量,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强政府与弱社会"关系和改革开放后较长时间内的"政府与社会二元分立"关系。在我国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无论是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还是从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来看,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理应是一种"强政府与强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通过政府与社会信任关系的修复与建立,政府职能的切实转变,社会力量的培育,政府与社会职能领域的合理区分等途径持续不断地构建政府与社会合作伙伴关系,是实现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社区多元协同治理——新时代基层社会矛盾源头治理的有效机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虽然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与民生相关的一些矛盾纠纷仍然大量存在,而基层社区往往是社会矛盾纠纷的首发、多发场域。因此,构建以社区为中心、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基层矛盾纠纷治理机制,有助于使矛盾纠纷处置关口前移、重心前置,实现源头治理,从而有效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     

从“弃管小区”到“居民自治”——基于长春市长山社区治理实践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单位制的解体以及街居制的改革,社区承载着越来越多的社会职能,并日益成为城市基层矛盾交织的"场域",为此,必须通过加强社区自治能力,大力提升社会管理水平。长山社区作为物业弃管小区,其从"弃管小区"到"居民自治"的治理成效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为治理社区提供了一个微观的样本。长山社区的自治之路虽然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但也存在"行政整合过度"的问题,社区治理体制还不够完善,要保证长山社区居民自治的长期、稳定和有序发展,还需要更进一步培育社区的自治能力,并且完善相应的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