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文化传承与变迁

中国的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都受着外界因素的影响和推动,具有外源性显著的特点,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是两个联系紧密又相互区别的历史进程。在这些转变进程中,传统文化与现代因素或杂然并存,或互相排斥,或批判继承。因而,民族文化的变迁过程,是个既有冲突又有融合,既有传承又有发展的过程。从社会和文化交织变革的角度解读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文化冲突与融合,有利于深入了解社会转型中人的思想、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转变,引导社会管理创新。     

中国行政文化的历史传统与现代重构

当代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社会转型,政府行政系统在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迁情况下,也必然要进行变革,与政府改革必须同步的是行政文化的重构。在中国行政文化的现代重构中对中国行政文化的历史传统进行辩证的扬弃是首要工作,同时对政府行政管理改革的趋势作正确的认知也是必要的,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了我国行政文化重构应遵循的价值维度。     

监狱企业体制改革探讨

中国跨入21世纪后，随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历史变革，最终使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革。当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面逐步融入到世界这个大潮流中，各种思想理念、制度设计冲突不断。这就为监狱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政府行为的规范化将促进监狱工作的法制化，市场经济的优化提供了监狱经济新的发展平台，履行世贸规则也限制了监狱企业发展空间。应对新的形势变化，新的挑战格局，在监狱企业的管理方式上要进一步重组生产、经营职能，实现监狱生产专门化管理，建立健全监狱企业内部激励约束机制。积极调整监狱企业产业结构，大力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适宜产业，建立满足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的刑罚执行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监狱生产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监狱企业经理人管理体制．加快经理的职业化建设．努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正义图景的“变与不变”:转型中国民众正义观念的总体特征

价值观念现代化是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但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价值观念内容的现代化进程并不是同步的。民众正义观念是普通人心目中的正义图景,体现为普通民众对正义主体、客体、原则等问题的认知,也会随着社会的转型而变迁。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已有民众正义观念的研究大多是从共时态视角围绕其中一个具体的维度进行的,不仅缺少历时态的研究,在正义观念的不同内容之间也缺乏系统整合,难以呈现其总体特征。通过历时态的整合式研究我们发现,当前民众正义观念总体上呈现出"变与不变"的双重特征:从不变的方面来看,家庭领域的需要原则依然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从变化的方面来看,政府再分配偏好、机会平等原则等内容已经具有较高的现代化程度,而社会纠纷解决主体偏好等内容的现代化程度还不是很高。     

政府治理变革的技术基础——大数据与智能化时代的政府改革述评

新技术革命是当代政府治理变革的基础和推动力。本文探讨政府治理变革的技术基础这一主题,在描述大数据与智能化时代来临的基础上,回顾了政府治理变革技术基础的历史,进而评述大数据与新智能技术驱动的新一轮政府治理变革。强调必须充分认识包括大数据和云计算在内的信息通信技术与人工智能在推动国家治理或政府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高度重视国家治理或政府治理变革的技术基础的研究。     

外来人群社会融合与地方政府责任——以宁波为例

外来人群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特殊现象,它的产生是由市场竞争和地区发展不平衡性所决定的。外来人群的社会融合与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观念的变革紧密相联。作为外来人群流入地的政府,在社会融合进程中必须担当起应有的政府责任,改革妨碍社会公平的流动制度和流动规则,清除歧视和排斥外来人群的社会现象,加快和睦相处、平等发展的社会体制建设,使外来人群尽快地融入当地社会。     

大数据时代政府智慧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有效的政府治理"不仅是实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也是对时代发展和政府面临诸多挑战的现实回应,更是主动顺应世界政府改革趋势和潮流的一种选择。而此轮改革正处在一个新的社会背景中,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那就是"大数据"时代。如果说政府治理是实现总目标的基本保障,那么大数据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技术路径,它具有催生管理革命和服务模式创新的效果。在大数据时代政府要实现有效的治理,就必须应对大数据时代给政府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制度体系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带来的冲击及新的变革需求。     

大数据赋能政府应急管理模式变革：类型归结与未来向度

大数据的应用与发展是推进政府应急管理模式变革的关键基石。以“大数据赋能”为政府应急管理模式变革的起点，分别从理念转变、知识驱动、需求牵引等三个维度透析政府应急管理模式变革的价值逻辑、机制运作逻辑和目标逻辑。从大数据与应急管理互嵌视角出发，归结出“平台共建+精准应对”型、“信息共享+协同联动”型和“技术集成+智慧处突”型等政府应急管理模式变革中的类型，有利于明晰未来变革的向度。基于大数据赋能，政府应急管理模式变革的未来向度在于注重平台建构与应用、数据获取与更新、数据匡正与使用、信息呈递与交汇等，以实现应急管理方式系统化、应急过程精细动态化、应急行为标准规范化和应急主体多元协同化，有助于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     

政府责任研究:实践基础与理论背景——基于文献检索的分析

1985年以来的文献数据表明,我国学界主要从政治学、法学、行政学、伦理学及经济学等不同学科视角对政府责任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是在以下实践基础下完成的:政府主导型的改革模式促使政府责任成为实践和理论界的热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整体到具体逐步深入,社会转型与社会问题凸显,民主政治进程的推进引发了社会和民众对建设责任政府的强烈愿望。同时,这些研究也奠基于人民主权与委托-代理、市场失灵与积极政府、民主与法治、公共产品供给和社会转型成本承担等理论背景之上。     

改革制度 转变观念 创新文化生态环境

制度变革过程中有很多制约因素,其中文化对制度变革有着深远的影响,而文化的变革需要长期的演变,故构筑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是制度改革的重要环节。从加快思想观念转变和促进文化生态环境变迁两个方面来阐述如何创新文化生态环境。     

略论农村文化建设与城市化的融合

城市化是每一个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必经过程,这个过程顺利与否与多种因素有关,文化因素是其中之一。农村文化建设的程度及农民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我们应认真分析城市化中"文化"难题形成的原因,积极探究加快农村文化建设的路径,以促进我国城市化顺利推进。     

关于社会公平正义认知状况的调研

社会公平正义认知状况包括感受和观念两部分,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对当前我国民众社会公平正义认知状况的调研表明,民众普遍认为公平正义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价值,并认为在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结果的合理性要比过程的合理性更为重要;民众对社会总体的公平性是基本认可的,对于义务教育、高考制度的公平感要高于社会总体公平感,同时也普遍认为公共服务供给中存在城乡和部门差别是不公平的;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看,民众公平正义观念不同维度的内容呈现出不均衡的特征,现代化程度有高有低,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城市化等因素在推动民众正义观念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社会公平感和住房政策偏好为例进行的社会公平正义认知状况整合性分析表明,主观和客观因素都会对社会公平正义认知状况产生影响。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应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健全公共政策体系,加强公民教育。     

农村公众风险认知偏差的非正式制度因素研究

农村突发事件中公众风险认知偏差是公众心理恐慌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公众风险认知偏差及其影响因子的研究是突发事件管控研究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在界定农村突发事件和公众风险认知偏差的基础上,分析农村社会的传统文化习惯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对公众风险认知偏差的影响机理,提出相关对策如下:提高农村居民的教育水平;促进农村信息的有效传递;加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     

信息与通信技术变革政府治理模式机制分析

在当下政府治理转型的背景下,大数据、云计算、政府网站、政务APP等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开发和运用,有力地促进了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信息与通信技术对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体现为一种"渗透—传导—扩散"的机制:信息与通信技术在政府治理理念层面的渗透,转变政府思维方式、促进观念的更新、培植公民本位治理理念;在政府治理结构层面的传导,使得政府组织精简化、社会治理多元化;在政府治理过程层面的扩散,推动了政府认识和行为的拓展、管理方式的转变和决策方式创新。该机制之所以能够发挥变革政府治理模式的作用,关键在于政府行政理性的驱动。     

明智地应对农民的地权要求

面对农民对地权的要求,政府明智的选择应是面向现实,面向民众的诉求,借助民众的创新,推进制度变革。政府对土地享有绝对权利中国目前的土地制度不合理,因为政府享有绝对权利。     

论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制度基础——基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在社会学制度主义中,制度构成的基础要素包括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施过程,是其强制性规章制度的建立、管理运行机制的规范以及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对协同治理的认同这三个层面的因素共存且互相影响的过程。然而,政府单中心的路径依赖、治理主体间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各治理主体的认知和行为偏差都会加剧协同治理的制度惰性。因此,有必要通过完善法规制度,增进共容利益,培育社会资本来进行制度补给,以促进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现。     

全球化语境中的价值观重建

全球化促进了一种新的经济与社会交往规则的历史性生成 ,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制度层面看 ,它促进着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与跃迁 ;从精神文化层面来看 ,全球化的价值观与中国传统的制度文化、经济伦理、道德意识产生巨大的碰撞与冲突 ,促进文化与观念的创新 ,提升中国民众的精神道德。然而 ,全球化在加速中国的经济增长时 ,负面作用也逐渐暴露 :其对中国的传统工业和农业产生巨大冲击 ,导致严重的结构性失业 ,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此外 ,西方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和话语霸权对中国民族文化也构成了威胁。全球化中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迫切要求中国学习借鉴东西方发达国家的的经验 ,重建价值观 ,以化解政治、经济、社会伦理中的矛盾冲突 ,防止其负面影响 ,为中国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价值理想和精神动力。     

以稳定促转型——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稳定问题

社会稳定是与社会转型相伴面生的历史性课题：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对社会稳定造成一定的冲击,而这种冲击反过来又会影响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因此必须把保持社会稳定发展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才能促进社会转型的良性运行。但是保持社会稳定又不能以牺牲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进程为代价。所以,对于现代化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困难,必须本着推进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思路和方法来解决,理性认识,合理调控,以稳定促转型,最终实现整个中国社会的稳定和谐。     

社会转型时期制度伦理的建设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呼唤制度伦理建设。依据制度在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结构中的不同层次与不同领域,制度伦理体系由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次,以及政治制度伦理、经济制度伦理和社会文化制度伦理三个方面内容构成。当今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制度伦理建设目标与主要内容为制度正义、社会效率和社会秩序。制度正义是实现社会效率与构建社会秩序的制度基础与前提,社会效率是制度正义与良序社会的物质承担者,良序社会的构建是制度正义与社会效率的出发点与目标,三者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依存。     

基层一线干部培养链构建问题研究

作为中国特色党政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系统工程,构建基层一线干部的培养链是社会基础强化的必然选择,是基层干部执行力增强的现实需要,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必由之路。目前基层一线干部培养链构建存在思想、体制、政策和现实四个方面问题。构建完善的基层一线干部培养链,需要明确价值取向,强化民本位思想,建立新型的行政组织文化;在任职形式、运行频率等方面规范运行程序;优化制度环境,加快党务、政务公开进程,完善公务员管理分类制度;积极建设节约型政府,鼓励基层民众参与社会治理;强化党政干部培养选拔链的基层导向,进而提高培养链的运行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