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政府智慧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有效的政府治理"不仅是实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也是对时代发展和政府面临诸多挑战的现实回应,更是主动顺应世界政府改革趋势和潮流的一种选择。而此轮改革正处在一个新的社会背景中,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那就是"大数据"时代。如果说政府治理是实现总目标的基本保障,那么大数据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技术路径,它具有催生管理革命和服务模式创新的效果。在大数据时代政府要实现有效的治理,就必须应对大数据时代给政府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制度体系和基础设施等方面带来的冲击及新的变革需求。     

信息与通信技术变革政府治理模式机制分析

在当下政府治理转型的背景下,大数据、云计算、政府网站、政务APP等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开发和运用,有力地促进了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信息与通信技术对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体现为一种"渗透—传导—扩散"的机制:信息与通信技术在政府治理理念层面的渗透,转变政府思维方式、促进观念的更新、培植公民本位治理理念;在政府治理结构层面的传导,使得政府组织精简化、社会治理多元化;在政府治理过程层面的扩散,推动了政府认识和行为的拓展、管理方式的转变和决策方式创新。该机制之所以能够发挥变革政府治理模式的作用,关键在于政府行政理性的驱动。     

大数据与政府治理革命

政府治理模式经过三个重要的演进阶段,即农业社会的统治、工业社会的管理和信息社会的公共治理。政府治理模式的每一次演进归根结底是社会生产进步和技术发展所推动的结果。在向后工业转变过程中,大数据将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它不但成为一种技术,而且是一种资源和能力,并为新一轮的政府治理变革带来革命性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大数据重新塑造社会治理环境,即大数据拓展了政府治理的环境空间,使之更具有公平、民主、包容和共享等价值;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组织与个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二是大数据重新塑造现代公共生活,即大数据拓展了传统公共生活空间范围,使公共生活的主体普遍化,创造了公共生活的新型权力等。这也促使政府治理的新变革:一是结构重构,即大数据使得封闭的官僚结构进一步走向扁平化和开放化;二是流程再造,即在公共服务流程方面强调多元主体共同创造公共价值;三是决策优化,即促使公共政策的议程设定更加科学及时,以及场景化决策成为可能。     

政府治理数字化的时代课题探讨

数字化时代开启了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型与变革。数字化力求政府治理理念、流程管控与运行机制的全面革新,力求以智能计算为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撑与科学依据。当前,我国政府治理数字化仍存在新的数字技术与政府架构体系的适配风险、数字化政府治理与公众参与的效能差异、数字鸿沟的非正义性与数据精度失真引发决策风险等现实问题。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要正视数字化技术的影响,以数字化作为目标和路径。为此,政府治理数字化要积极化解数字化技术与政府架构之间的适配风险,推动多元主体的数字化协同治理与良性互动,通过跨界合作实现技术与治理领域的有效沟通。     

数字经济推动政府治理变革的机制、困境与出路分析

数字经济通过技术跃迁机制、组织重构机制和价值重塑机制推动政府治理变革，但顶层设计不完善、传统治理理念惯性和数据信息安全风险会导致政府治理陷入整体性变革困境、治理融合困境和治理伦理困境。为走出这些困境，首先，需要以整体性精准治理为导向进行顶层设计，将数字技术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其次，要以服务对象满意度为标准进行价值重塑，并创新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协作方式；最后，以保障数据安全为底线进行制度建设，有效应对数字技术条件下出现的治理伦理问题。     

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的政府数据治理改革

在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从应然性来看，政府数据治理改革至少要实现以下目标：地方政府能够切实重视并将数据治理改革有机嵌入决策系统，切实推进政府间的横向协同与合作治理能力，数据和信息等核心资源能够被安全、有效地利用和整合，公众能够享受到政府数据治理改革技术所带来的高品质公共服务。为此，应该加强对政府数据治理改革的战略导引和政策支持，重视数据治理技术应用中的安全风险问题，注重数据治理实践中技术平台间的系统融合，优化基于数据治理技术创新的公众参与渠道和机制，构建针对政府数据治理技术运用的全方位管控体系。     

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探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地方政府治理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中间和基础环节。然而,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为此,立足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机制,通过再造地方政府治理体系、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大力发展公民组织和加强地方电子政府建设,以期实现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     

大数据时代“数字政府”的系统建构——基于IGR法则的讨论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基于数据的治理”与“针对数据的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使命,“数字政府”的系统建构有利于推进数据资源的整合利用,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鉴于信息流动遵循与电流在电力系统网路中高度相似的科学规律,国家治理信息网络与全国电力系统网络都是高度混沌的网络结构,本研究借鉴电力系统在“稳控”领域采用的基本法则——“欧姆定律”,推导出关于国家治理信息网络稳控的IGR法则,以便进行数字政府的统筹设计与风险防控。研究认为,国家治理信息网络的建构应着重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行政治理制度”“治理大数据规制”等四个着力点入手;通过国家治理信息网络的科学搭建与稳定运行,促进我国各级政府转型升级为“数字政府”,形成可持续发展、可无限更新的治理能力,以政府的数字化促进治理的智慧化,提升“国家治理商数”。     

精益政府:政府治理的变革创新——以美国环境保护署精益变革计划为例

在政府治理行为中启动精益变革,美国环境保护署要求各部门采用精益创业的循环模型,即确定"价值观念"→设计"最小可行性产品"→汇总用户数据。精益流程改进是精益政府变革的中心任务,前提是对现存问题定位,方法是"先创建后投入",最后进入具体流程精益化实操阶段。敏捷开发工程是精益化最重要的保障,它强调第一时间发现问题以将开发失误可能造成的浪费降至最低。美国环境保护署精益政府变革对于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借鉴意义,如其所使用的精益管理工具、信息技术对于我国精益政府建设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精益文化、精益精神层面的变革上需引起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它还仅是一场政府治理渐进性的变革,注重各级政府"非公共产品生产或供给领域"的精益化。     

电子治理改善政府信任的途径与策略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新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进程,电子治理已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前沿和热点议题。电子治理作为电子政务发展的新阶段,在变革政府管理模式的同时,也为改善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笔者在回顾和梳理电子治理和政府信任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电子治理改善政府信任的三种途径,即提高政府透明、改进服务效率和促进参与互动。因此,为了进一步改善和提高公众的政府信任,电子治理的未来发展应该坚持以提高公众满意度为核心,完善电子化信息公开,优化一站式在线服务,大力发展电子参与。     

界面理论范式：信息时代政府和治理变革的统一分析框架建构

信息时代的技术革命对政府和治理变革产生了兼具工具论和本体论特点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工具论强调政府和治理需要借助技术来改进自身运行和提升效率,本体论意味着政府和治理需要以新的形态来适应技术变革,由此政府和治理可能以全新模式呈现。为了整合公共行政学或公共管理学已有的研究,并且将技术变革纳入考察范围,我们试图提出界面这一新型分析单位,研究界面自身的特征、内部结构、外部环境和功能与目标,从而建构一个关于界面的理论范式来讨论信息时代的政府和治理改革。从界面理论范式建构的中国实践经验来看,技术在缩小界面、扩大界面和集成界面等方面的形态有不同的运作模式,网格化管理和数字化政府是其典型代表,而构造弹性化界面运作形态会成为界面理论范式的未来趋势,也是信息时代政府和治理变革的趋势。     

数字化时代的政府转型与数字政府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数字化时代。数字化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数字技术也正在推动着政府治理的转型和变革。数字政府重视和强调的是数字化时代的政府转型,其重点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如何利用现代数字技术促使政府数字化转型。数字政府是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结果,它代表着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和服务典范的变迁。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面临劳动的富余、技术的偏差、责任的落差、隐私的威胁、数位的独裁和文化的冲击等诸多风险和挑战,因此推动政府的数字化转型需要系统化的治理。     

大数据驱动政府监管方式创新的向度

技术变化是治理变革的最深刻动因,技术的发展与创新及其对信息传播、消费方式的改变,必将带来组织结构的调整与政府管理方式的革新。作为技术变迁的新业态、新趋势,大数据在政府监管体系建构与实践中的深度嵌入,重塑了监管信息的流动路径与分布形态,改变了信息搜集、传输、清洗、挖掘、运用的具体方式,提升了信息的规模、质量和时效,进而从主体、客体、路径、工具和方法等五个维度驱动传统监管走向协同化、全面化、动态化、智慧化和精确化。     

大数据与政府决策

2014年的大数据进程进入了"两会",大数据刷新着媒体的报道格局,从两会的提案上看,大数据应该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对大数据的基本概念、特点的简短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大数据技术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并对大数据技术与政府决策的融合提出了几点建议。     

大数据时代的地方政府数据应用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和传感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逐渐步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为我国实现政府治理的战略性、科学化和个性化带来无限机遇。由于数据观念与意识不足、制度规范缺失和专业人才匮乏等原因,我国地方政府的大数据应用存在速度缓慢、地域不均衡和不够深入的问题。对此,政府应强化大数据意识,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部署,通过数据开放、技术运用、制度完善和人才培养等方式提升大数据应用的效果和效率。     

大数据驱动的政府绩效精准管理：动因分析、现实挑战与未来进路

大数据技术是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政府绩效管理水平的重要引擎。基于大数据赋能开展政府绩效精准管理是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全面整合政府绩效信息的必然选择、推进多元主体参与绩效管理的有效途径以及实时进行绩效问责与激励的实践要求。我国对大数据驱动政府绩效精准管理的探索,仍面临着基于大数据的政府绩效管理制度缺失、政府绩效信息整合的有效性不高、存在潜在道德风险隐患、大数据相关要素支撑能力不足等制约因素。为进一步推进大数据驱动的政府绩效精准管理,促进政府绩效管理科学化发展,未来应加快大数据驱动政府绩效精准管理的制度建设、推动政府绩效信息的有效整合、构建"回溯性、实时性和预测性"的政府绩效评估模式、强化政府绩效精准管理的大数据要素支撑能力。     

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农村基层政府"再造"

"现代国家"构建的视阈中,农村基层政府的产生是国家向农村社会汲取资源的历史性的需要,而现实中农村基层政府的存在合理性则来自于乡村社会对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因此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和治理能力问题的乡镇政府必须通过革命性变革的政府"再造"完成从"汲取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模式的转变和功能的转换。而政府"再造"面临的主要困境是财政制度、行政管理体制、民意表达机制等方面的制度短缺或不足,因此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成为必然选择。     

数字治理对城市政府善治的影响研究

新公共管理运动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城市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善治”成为城市政府治理模式进化的方向。同时,在信息技术和电子政务的推动下,数字治理应运而生,成为信息社会实现城市政府善治的新思路。在对城市政府善治和数字治理进行全面阐释的基础上,构造数字治理环境下城市治理主体互动模式模型、城市网络治理结构模型;结合善治和城市政府善治的基本要素,对数字治理在城市政府善治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表明,数字治理借助其强大的技术优势,能形成良好的网络治理结构,加固城市政府善治的合法性基础,增强城市政府的透明性与回应性,明确城市治理主体的责任性,从而能够构建有效的城市政府善治机制,成为数字时代城市政府善治的理想选择。     

标准化治理何以推进高质量数字政府建设——基于广东省“粤省事”政府服务平台案例研究

从电子政务发展到数字政府,从单部门政府服务变为整体政府服务,从“物理空间”碎片化政府部门向“数字空间”整体政府过渡过程中,数字政府建设标准设定存在适用性较低、标准冗余等问题,导致部分数字业务服务质量不佳、内部审批行政效率低下等诸多困境,制约了数字政府高质量建设。如何通过标准化治理促进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数据、业务、制度、技术协同建设,从而推动数字政府高质量建设是当前数字政府建设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广东省“粤省事”政府服务平台单案例研究,剖析“粤省事”政府服务平台标准化治理过程,解析标准化治理推动高质量数字政府建设理论逻辑。研究发现：标准化治理贯穿数字政府建设的全过程,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基础支撑之一;数字政府标准化治理的基础是权责清单建设和数据要素高效利用,核心是业务流程重构,其治理结果是技术赋能和推动数字政府制度重构;标准化治理推动了治理主体的高效协同,促进了数字政府中的整体性治理目标的实现。     

提升政府治理算法决策公平性的机制与路径

随着人工智能与政府治理融合的不断加深，政府决策开始走向智能化和算法化。从具体实践来看，政府治理算法决策面临公平性困境——程序公平受到冲击和结果公平有所偏差，这主要源于使用者或提供者自身价值观偏误、基础数据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有限以及算法程序自我迭代优化的技术逻辑影响等。为此，需要聚焦于价值、制度和组织等三个层面，搭建政府治理算法决策公平性的实现机制。同时，必须坚持“软硬并进”路径，一方面以正确的价值导向引领算法在政府治理领域的开发和布局，使算法的决策输出不偏离公平正义的价值轨道；另一方面，不断完善政府治理算法决策的制度环境，打造适配政府治理算法决策的组织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