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思考

随着全球社团革命的兴起及治理理念的提出,非政府组织正在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参与和协作力量。要实现公共危机的多元共治,必须正视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协作伙伴关系,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克服制度性缺陷,在非政府组织内部建立完整的危机应对机制,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提供助力。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必然性分析

公共危机治理单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政府本身也会出现失灵现象。目前,非政府组织正在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参与和协作力量。从治理理论、非政府组织的特征及其在公共危机中的作用等方面入手,分析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然性,这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必然性分析

公共危机治理单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政府本身也会出现失灵现象。目前，非政府组织正在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参与和协作力量。从治理理论、非政府组织的特征及其在公共危机中的作用等方面入手，分析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必然性，这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区域公共危机的利益解构与合作治理

基于利益关注的危机治理范式需要从利益层次视角对区域公共危机治理网络进行解构,分析危机治理中各主体的利益需求,通过加强区域危机治理的政府间联系、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的伙伴关系,发挥各治理主体的动能,形成一种区域性危机合作与协调治理的有效模式。     

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研究

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无疑发挥着主导作用,但由于公共危机的复杂性,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很难有效应对公共危机,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势在必行。市场与政府失灵理论、公民社会理论、治理与善治理论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提供了理论支持。与政府相比,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具有专业化、资源动员、行动和视角等方面的优势,能够发挥危机预警和宣传、社会动员和资源监督、稳定社会心理、关注弱势群体等功能。但我国非政府组织由于受到法律法规、传统管理模式、自身能力不足等方面因素的制约,这些优势和功能还没能充分发挥出来。因此,要克服这些问题和困境,需要从政府、社会、非政府组织自身三个方面进行改革和完善。     

非政府组织的异化现象及制度需求探析

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但是,非政府组织在公共管理中实际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异化。这是导致非政府组织面临进一步发展困境的直接原因,体现为非政府组织的自治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在现代公共管理中,作为政府的合作对象,非政府组织对政府提出了制度需求,政府不仅要提供财务援助,更要以制度安排的形式给予非政府组织发展提供各种支持。     

论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治理的行动逻辑——基于权力分配的视角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公民社会的发育,以社会为导向的、多元权力向度为核心的治理理论开始萌芽与勃兴,为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应对奠定了理论基础。非政府组织在危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体现在社会动员、快速响应、专业化救援、持续性善后四个方面,其行动方式因公共危机的生命运动周期和权力分配的时间维度而有所不同。在潜伏期,通过对政府内部和非政府组织的权力授予,形成周密、灵敏的风险预控体系;在发展期,危机治理权力逐步向政府集中,尤其是向政府组织中危机治理的核心机构集中;在爆发期,政府应统一行使危机治理权力,形成统一领导、整体联动的治理格局;在恢复期,应发挥非政府组织的持续性作用,实现政府权力向市民权力的渐进转移。     

卷首语

信息时代的到来和公民社会的逐渐兴起,对公共行政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与公共服务提供上的局限性日益凸显。非政府组织作为公民社会的主体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将非政府组织引入公共管理格局,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独特优势,实现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协同治理,成为推动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要举措。相对而言,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受制于体制机制的约束,与数字城市社会治理的需求相比,亟待拓展活动空间,提高自我管理能力。     

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依据及方式

非政府组织不仅以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以及公民社会发展等多种理论获得支持,实践中它还通过在公共危机发生前进行宣传与预警、公共危机发生时进行社会动员与整合、公共危机结束后进行善后修复与回应反馈等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加强对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探讨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协同应对: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公众参与

政府作为公共危机管理的主体,在危机管理也有许多力所不及的地方,公众参与公众危机管理,既有助于提高社会自我救助能力,也有助于解决危机管理中的"政府失效性"问题,并确保公共危机管理的公共利益取向。当前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公众参与还处于较低的层面。为推进公众积极参与公共危机管理,必须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建立政府、媒体与公众合作的应急机制以及完善的危机教育机制。     

网络时代非政府组织参与突发事件治理研究

在突发事件的治理中,政府不是万能的,非政府组织有其独特优势,加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是应对网络时代突发事件的必然选择。本文以网络时代非政府组织参与突发事件治理的背景为切入点,分别从政府、公众、非政府组织三个主体的角度,对非政府组织参与突发事件治理作了SWOT分析,并通过SWOT矩阵得到WO、WT、SO、ST四种战略组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网络时代非政府组织参与突发事件治理的策略。     

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实现策略

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即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由单一政府向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媒体、公民等多元化主体转变的动态化过程,它是对危机管理主体单一化的修正与超越。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有赖于公共危机治理各主体通力协作,共同致力于预防、处理、消弭公共危机。实现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必须强化各主体参与和协作治理危机的意识,提升各主体参与和协作治理危机的能力,健全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外部机制。     

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灾难性危机管理面临的困境及解决方案探析

近年来,中国的灾难性危机事件频发,在应对危机事件的过程中,政府单方力量显得不足,难以应对巨大的公共需求,因而非政府组织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非政府组织实际参与危机管理过程所发挥的作用并不理想,在制度层面、非政府组织自身、社会对非政府组织的认同、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克服这些问题,完善危机管理体系,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灾难性危机管理中的作用意义重大。     

非政府组织公信力建设路径——基于公共理性的研究视角

非政府组织公信力的不足是一种公共理性价值观的缺失和社会多元治理结构不健全的映射。政府必须有意识地推动有关非政府组织法律法规的建设,针对非政府组织出台专门的规范条例;建立非政府组织的内外约束机制;与其他社会主体有效互动,从而使其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接近或代表现代公共理性。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困境及对策

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如何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已受到现代各国的广泛重视。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参与过程中存在资源不足、发展不平衡、社会公信力不足、缺乏与政府的沟通、协作机制等问题。因此,选择正确的解决思路对于加强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日、美、中自然灾害类公共危机治理的经验与启示

日本、美国、中国都受到过大规模自然灾害的侵袭,三国在救灾方面的表现各具特色。由于日本、美国的发展程度较高,其在自然灾害类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的一些做法具有示范性和启发性。构建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体系应保持并完善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引入多个治理主体,提高公众应对自然灾害类公共危机的素质和能力,同时政府应在公共危机治理中与公众进行协调配合。     

公共危机中非政府组织帮解困境及发展探讨——以“2008年广州春运救援活动”为例

改革开放后,非政府组织出现补缺因改革后政府的空位,有效地满足了公众的需求。但是由于我国非政府组织管理各层面制度不健全,而我国各种公共危机日益频繁出现,政府资源有限性急需非政府组织加入。本文就非政府组织在如何有效发挥自身作用方面展开对策探讨。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混沌考量与对策创新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系统在线性因素与非线性因素相互作用下,通过自身自组织能力,实现了由简单到复杂再到混沌的发展过程。作为政府部门,面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混沌特性,开展有效的公共危机管理,推进管理创新,就要以开放、创新的视野把握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努力构建回应性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模式,推动公共危机的分散化治理,切实构建学习型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模式。     

Pierre城市公共治理模式对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启示

服务型政府是目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政府理念,Pierre城市治理模式中的管理模式、社团模式强调追求公共利益、服务于公民、重视公民权,为我们构建服务型政府提供了新的视角。依此,通过对国内外公共治理环境的比较,以及对Pierre城市公共治理模式在我国的适用性分析,提出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启示:重新树立政府理念、重新定位政府职能、培育非政府组织并提出建立市场导向、多元参与的有限政府的公共治理模式。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优势

马海韵在《行政论坛》2011年第6期撰文指出，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正面临着经济政治制度的转型，各种内生和外部辐射的风险因素正逐步聚集，加之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所蕴涵的高度不确定性，导致各类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发生。建立公共危机治理的正确、正规、正常的协作模式因此成为重要命题，主体构成和合作机制是该协作模式的关键因素。非政府组织能够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有其强大的理论依据，表现在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