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波黑冲突谈维和行动

五十岁,被中国人称作知命之年,也就是说人到此时对人生、命运应该“大彻大悟”,行动起来应更自信、更有理性。到1995年,联合国也50岁了,但此时它好像仍未进入不惑之年,对一些重大问题仍然懵懵懂懂,不得要领,维持世界和平行动就是如此。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指的是联合国派遣没有强制力的军事人员,在冲突地区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动。维和行动可分为两种,一是军事观察团,另一种是维持和平部队。联合国军事观察团,是由被当事国认为公正的会员国应秘书长的要求向联合国提供的非武装人员组成的,其主要职责是观察某一地区维持停火的状况,并在发生破坏停火事件时,进行调查和制止。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是由秘书长按照安理会的决定建立的,由若干会员国提供     

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构建: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的视角

和平机制是指为了维持双边或多边问的和平而形成的一套明确或含蓄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从某种意义上说,朝鲜半岛的停战机制就带有和平机制的性质,但由于冷战后东北亚国际安全结构的调整,朝鲜半岛更需要一个新的和平机制来规范相关行为体的行为,以维护半岛地区的和平.从目前的状况看,虽然在东北亚体系内相关行为体的安全观念与追求安全的手段还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但半岛新的和平机制仍有构建的希望,而一旦新的和平机制得以构建,受益者将首先是本地区的国家和人民.     

欧盟参与中东和平进程:动因、角色与困境

出于地缘政治、经济、安全、移民、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同时受欧盟扩大其国际影响力的动机驱使,欧盟谋求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并有意同美国的中东政策拉开距离。虽然中东和平进程是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取得成效最多的领域之一,但由于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一直面临期望-能力差距的困境,欧盟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更多的是在经济援助上发挥主导作用,政治进程仍被美国主导。欧盟想要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一个强有力的国际行为体角色,需要突破自身在外交与安全领域所面临的期望-能力差距的困境。本文从地缘政治理论出发,基于国际行为体属性和期望-能力差距两个分析概念,对欧盟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动因、角色与困境作一分析。     

霸权的困境--"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与"新帝国"论的神话

"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及其后续发展彰显了实力与国家安全之间的背离,国际多边主义与美国单边主义之间的对峙成了决定未来大国关系走向和国际体系发展的主要矛盾."美国霸权治下的和平"和"新帝国"论的倡导者主张美国应该通过追求超强实力实现国家安全和世界稳定,应该采取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略实现并维持美国对世界的领导地位,应该通过追求国家绝对安全和相对收益为未来世界制定秩序.它忽视了实力上升并不必然带来安全相应增加的历史新现实,而演绎的只是一个现代神话.未来的世界和平,只能是"多边协调下的和平".     

"普通国家"目标与日本对联合国外交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的联合国外交摆脱了过去从属于日美基轴这一框架结构,更为注意表现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自主性.通过推动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的追求、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人类安全保障理念的提出等,日本在国际体系内离"普通国家"的目标越来越近.     

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的国际关系意义——对战争“三位一体”本质的一种解读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揭示了战争的“三位一体”本质 ,即战争是暴力性、不确定性和政治从属性的结合体。这一关于战争本质的理论具有重大的国际关系意义 ,它在国家和国际两个层面上 ,提出了运用国家大战略并通过建立国际安全与地区和平机制来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的重要性、可行性和必要性。从国际关系角度看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是一个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完整而严密的理论体系 ,具有明显的“理性现实主义”特征 ,因而在现实主义思想传统中占据着突出而重要的地位。在当今时代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理论及其思想方法 ,为国际社会寻求更为有效的战争结束途径、通过国际合作强化安全与和平机制 ,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理论范式。     

东盟安全共同体建构:外部推力与内在进程

本文旨在分析影响东盟安全共同体建构的动力要素及其作用方式。在对建构主义安全共同体理论批判吸收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包含外来威胁与域外力量介入的外部推力与内在进程性要素——包括规范建构、交往与社会学习、国际组织与制度建设以及人民参与——共同推动了安全共同体的形成。这两方面的动力通过促进地区共同利益、增进成员国互信、塑造集体身份等方式来实现成员国对地区内部"和平变革"的期待,从而增强安全共同体的"一体化"。东盟安全共同体在内外动力的作用下缓慢向前发展。其中,应对外在安全威胁的共同需求及增强与域外力量抗衡筹码的共同利益促使成员国不断加强内部团结,而东盟集体身份也在与域外行为体的交往中得以实现。但地区内部进程中各要素的缓慢发展,导致共同体内部推动力不足,反过来制约了共同体的内在发展进程。     

应对国家失败的补救措施--兼论中美安全合作的战略性

随着全球化和国际相互依赖的进一步深化,国家失败越来越成为影响区域安全与全球稳定的突出因素.应对国家失败的主要途径是预防外交、建立和平、维持和平、缔造和平,而后三者被视为补救措施.完全防止国家失败的出现是不可能的,尽管预防措施最为重要.因此,应对国家失败的补救性措施应视为维护国际安全与稳定的关键性途径.本文着重讨论的问题是,一旦国家失败成为影响国际安全与稳定的紧迫性因素,国际社会应采取什么补救措施?中美之间有无在处理该问题方面达成战略合作的可能?若存在以上可能,则中美之间应如何加强战略合作?作者认为,中美之间加强处理国家失败问题上的合作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战略意义.     

国际海盗问题与中国海上通道安全

作为世界贸易大国和能源进口大国,中国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海外,海上通道安全对保障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海盗作为一种国际犯罪行为,严重影响国际海上航运安全,也对中国海上战略通道安全构成现实威胁。海盗治理成为关系到中国海上通道安全的重大问题,必须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以解决。为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国内反海盗立法和反海盗机制;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建立打击海盗、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的长效机制;积极推动反海盗的国际和地区合作;增强防御海盗的力量和意识,重视远洋海军建设;坚持标本兼治,积极推进海盗所属国或地区的和平、发展和稳定。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类型及地域分析

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近几年,中国参与维和行动的积极姿态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其强劲势头也引发了外界对中国意图的警惕与忧虑。通过类型分析,中国参与最多的是"综合性维和行动",从未参与联合国"预防性部署",而中国参与"监督停火及脱离接触"行动是十分谨慎的。就人员构成而言,中国派遣人数最多的是维和部队,其次是维和警察和军事观察员,其中军事观察员的参与率是最高的。就维和地域分析,非洲是中国参与维和的重点区域,而中国维和人员已经遍及亚洲、中东、欧洲、美洲。可见,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关注是全方位的。     

韩国市民社会对和平的认识

1.和平运动的展开过程过去50多年以来,韩半岛一直处于南北分裂的停战状态。现在依然如此。但是,实际上,在冷战时代却没有过旨在消除分裂状态、实现和平的集体思想实践的韩半岛和平运动。①换句话说,韩半岛和平运动是脱冷战时代的新的发明。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所谓的统一运动是解决韩半岛分裂局面的社会运动。统一,这一民族性价值压倒了普遍价值,即和平。②第二,有一种倾向把韩半岛和平界定为韩国内部经济政治方面民主化的下一个阶段。这是担忧韩国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社会运动势力的想法。韩国市民社会和平运动认识西欧近代的安全论、…     

新加坡的南海政策:中立有为、稳定和平

新加坡的南海立场是其弹性务实的外交政策的延续,简单来说可以总结为“中立有为、稳定和平”.新加坡希望在主权和划界问题上严格保持中立的前提下,能够为维持南海稳定,乃至为南海纠纷的和平解决发挥一定的作用.同时,新加坡希望南海局势能够保持稳定,确保航海自由安全,贸易能够正常进行而不受影响,区域经济能够持续发展；在维持南海稳定的基础上,南海纠纷能够通过和平的方式,依据国际法尤其是国际海洋法来解决.     

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全球性安全机制的演变及前景

国际联盟和联合国作为全球性安全机制的出现及其实践,是国际社会为适应新的安全需要而进行的非常积极而有效的努力。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的更替,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和无形约束。现实需要联合国以更为宽泛的安全理念为基础构建全球共识,有效发挥全球性安全机制的作用。要有效应对21世纪国际社会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更离不开联合国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呼唤着联合国的改革。     

南海问题的合作安全与集体安全之辩

南海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对南海拥有无可争议的主权。但因为多方面的原因,南海问题在今天演变为一个涉及"六国七方"且有域外势力插手的主权争端问题。近期来,因区域外势力强势介入及南海周边某些国家的不负责行为,南海因主权争端而出现紧张局面。维护南海和平,符合所有相关国家的利益,也是大多数国家的愿望。在南海主权争端问题上,目前出现了集体安全与合作安全两种理念。比较两者,合作安全更有利于南海主权争端的解决与持久和平。     

目标寻求、身份稳定与行为体的本体性安全——以冷战后的北约为例

本体性安全探寻的是在变化的国际环境条件下行为体身份稳定的进程。行为体的行为首先是由身份稳定的需求所驱动,而不是由组织的利益驱动。目标寻求在身份形成过程中是一种本质性的力量。文章提出了基于目标寻求的概念来获得身份稳定和本体性安全的方法和过程,以区别于斯蒂尔和米岑提出的"自传体叙述"和社会互动的"依附关系"的方法,并以冷战后的北约为例,尝试将本体性安全概念用于国际组织的分析。     

制度性权力、关系性权力与中小国家多边外交的逻辑——越南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权力分析CSSCI

联合国安理会常常是“大国行使权力的舞台”。其中,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因其拥有“大国否决权”而占据主导地位,但是非常任理事国并非一种摆设,其不仅对常任理事国具有一定的制约,而且在安理会的日常运作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2020—2021年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越南不仅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推动东盟与联合国之间的合作,而且还巧妙地将南海问题嵌入联合国平台,借此推进其利益的实现。本文认为在非常任理事国职位上,越南综合运用国际机制赋予的制度性权力和关系网络派生的关系性权力,通过设置议程、执笔文件,以及集体行动和借用大国等方式塑造国际舆论偏好,约束限制了他国的行为。在世界权力架构加速分化和重组的背景下,大国应密切关注中小国家在多边机制中的新动向。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大国,都应当保持高度警醒,管控好分歧,营造良好的沟通氛围,促进国际组织发挥和平、合作的正面作用。     

朴槿惠政府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的具体化和改进方向

2013年2月上台的朴槿惠政府提出了一项新的外交政策,即"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并在国内外进行广泛宣传和研究。"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为了解决包括区域外国家美国在内的,东北亚区域内各国间的"亚洲悖论",以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软安全"问题为中心,开展多边对话机制,并致力于最终形成一个东北亚安全共同体。但该构想尚处于理论起步阶段,对合作(安全)议题、区域范围(参与对象国)、行为主体、国际机制(制度化)、推进战略等问题没有具体界定,距离政策化也还有一段距离。其间朴槿惠总统(政府)向美国和中国介绍了"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但仅得到美国的消极理解和中国原则上的支持,并没有得到对该构想的实质和具体内容的理解和支持。"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应要进一步具体化、理论化,以此来得到东北亚各国一致认同且可实践的国际合作体制。     

东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

东亚地区在面对中国崛起时的战略选择,是当前国际关系学界探讨的重要问题,但是学者们围绕战略行为的类型界定和原因解释都缺乏充分的学术共识。根据中小国家应对崛起国的战略方向和强度,战略行为可以划分为疏远、对冲、制衡和追随四类。对冲是当前东亚地区国家应对中国崛起而采取的具有普遍性和主导性的战略选择,主要表现为强化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在与其他大国开展紧密安全互动的同时避免与中国产生安全矛盾。从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来看,东亚地区中小国家的战略行为是由它们所面临的体系压力和国家战略偏好两个要素所共同决定的。在地区内崛起国与其他大国处于弱对抗态势的情况下,中小国家并没有面临明确的选边站队压力;而同时追求自主性、安全和福利三项战略目标,也使得它们倾向于在多方力量之间维持平衡。当然,对冲战略能否持续,取决于地区结构转移和战略偏好变化的前景。如果东亚地区格局向强对抗体系转变,这些国家面临的权衡取舍将更加艰难,对冲战略的条件也将难以维持。     

国际规范的生命周期与安全化理论——以艾滋病被安全化为国际威胁为例

目前的国际规范研究往往未能将它的生命周期及其动力很好地结合起来。尽管国际规范的生命周期有着自身的特殊逻辑,但在全球化迅猛发展、同时民族国家仍占据着国际关系主导地位的环境下,国际规范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仍与国家的安全相联系。因此,国际规范的生命周期与一项国际议题本身是否被安全化或非安全化有着很大的联系。随着"安全"被泛化,通过话语行为将一项议题安全化为"威胁",就可能导致一项国际规范的产生、普及乃至内化。当然,这种安全化努力必然会遭遇反对,而这就为非安全化和该国际规范的遭侵蚀奠定了基础。目前有关艾滋病的国际规范证明了这一理论论说。当然,正确的选择应当是:将一些无须用"威胁"来表达的问题拉出威胁—防卫逻辑循环的怪圈,从而创建更为全面与平衡的国际规范,而非仅以"安全"作为判断标准。这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声誉考量——对陈寒溪之学术批评的回应

本文是对陈寒溪博士《中国如何在国际制度中谋求声誉——与王学东商榷》一文所做的回应。本文先进一步澄清国家的"声誉"与"威望"两个概念之间的根本性区别。之后,本文解释了中国在参与国际制度中的声誉考量:在结构性压力下,为了避免受到遏制,崛起中的国家具有建构良好声誉的动力,积极显示自身的意图,采取相应的行为来宽慰其他国家,从而消减被遏制的可能性。既然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安全困境不可能彻底消除,那么中国之所以通过参与国际制度塑造自己的声誉,主要目的是竭力避免成为体系主导国家集团的遏制对象。最为关键的是,中国积极参与人权与安全制度的两个案例充分说明,中国既不采取制衡战略,又不是简单地追随或者跟风。本文认为,《商榷》一文的价值在于,促进了对国家声誉研究的精致化、层次化与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