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与重构：现代性视域下对“市民社会”的再解读

通过透析目前学界关心和争论的西方与中国“市民社会”的某些研究问题,梳理和澄清三个方面的认识:第一,“市民社会”仅仅是西方化的概念和产物吗?第二,“市民社会”的概念在当代中国需要重构吗?第三,当代中国应该走一条怎样的市民社会道路?进而论述构建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道路要正确理解和处理三对关系:一是“中国特色”和“西方道路”的关系;二是“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三是“市民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关系。     

我国公民社会的“公共性”与大众传媒“保护伞”

现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到来是一种总体性转变的产物，这种转变主要在于“公共性”的价值承诺。从历史叙事学角度看，这种价值承诺主要在于保证公民主体向“公共性”空间的融入；从外部介质来看，这种“公共性”诉求更体现了当前大众传媒的维系功能。大众传媒对于疏通公民“公共性”空间打开了出口，所以，在公民社会中大众传媒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发挥，它渗透育化于公民社会“公共性”意识；它对于不良公共情绪具有把脉引导作用等。     

论科学发展观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

科学发展观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发展中国为主题和现实目标的历史传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中的经验教训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想与中国当前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初步实现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化和具体化。科学发展观之“科学”是马克思关于科学的本质是“人学”的中国化，科学发展观就是当代中国“人学”的现实形态。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应该坚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定位，要使之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     

论国家——市民社会框架下的国家异化问题

马克思在黑格尔"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元框架下讨论了国家异化的问题。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张力中,马克思认为国家具有普遍性却是抽象的,市民社会具有特殊性却是现实的。普遍性要通过特殊性决定,但还应立足于现实性上。将抽象的"公民性"复归于现实的"市民性"中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也才能解决国家异化的问题。这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低谷与高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的前进过程，体现了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在曲折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必然有不同程度的低谷和高峰。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这一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三个低谷”和“两个高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后相继的五个历史阶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要科学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结合起来，才能避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为失误，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健康发展。     

“两个结合”的内在逻辑及其哲学意蕴

继“两个结合”被正式写入第三个历史决议之后，党的二十大报告再一次阐明“两个结合”作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具体意涵，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总体理论工程的构建提供了明确的战略谋划。站在历史总体性的立场高度，“两个结合”具有内在交互关系。其哲学性质的历史定向具体展现为双重智识——理论辩证性思维与社会系统性思维的综合运用。承前启后，贯穿于“两个结合”内在逻辑的历史总体性立场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持续布局；一脉相承，理论辩证性思维统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各个理论范畴，突出党带领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理论自觉和政治智慧；吐故纳新，社会系统性思维兼顾理论构建与现实展开以及二者之间的互为关系，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活力。“两个结合”是历史经验与历史意识相统一的思想结晶，是第三个历史决议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的重要体现。“两个结合”正在历史地发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从历史到文本，又从文本返回至历史现场的理论性指南。     

宪政背景下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

在宪政背景下，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虽然有着明确的界限，但二者的关系却不是对抗的。公民社会构成了对公民个体的保护屏障．并同时对政治国家形成了有效的制约。政治国家则通过法治与公民社会达成妥协，使公民的权益达到最大化。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60年历史经验的几个基本点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60年的历史经验是：必须自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创造性地将经典作家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反对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必须保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和优良传统文化的互化、融合与共生的辩证和谐；必须处理好“化”马克思主义与“化”现代西方优秀文明成果的关系。     

小议公民社会公权力规范化

随着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加快,建设现代公民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大势所趋.然而,考察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现状,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实:国家的公权力过于强大,并且失范,社会权利与自由相对弱小,并且萎缩;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偏多,干预不当,社会自身功能不断弱化、退化.这正是建设公民社会首先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所以,要在缺乏民主传统而拥有高度集权历史的中国建设现代公民社会,注定任重道远.但不管如何,实现权力的规范化,应当是我们首选的目标任务和突破口.具体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继承与批判

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到德国古典历史哲学,“市民社会”发生了从“建构”到“批判”的历史性转折.马克思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进行了继承与批判,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把黑格尔倒置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重新颠倒了过来,用现实和历史的视角,深入到社会物质生产关系层面深化了市民社会,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予以了完善的科学概念并形成了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     

关于公民社会责任的理论思考

公民是社会主体，培育具有责任感的公民是社会良性运行与健康发展的前提。公民社会责任是公民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应该承担的责任。人与社会的关系、权利义务关系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是公民社会责任存在的基础。公民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主要是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特定组织的责任。公民社会责任表现出遵循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产生、具有历史性具体性以及公民身份的合一性等特殊性质。     

关于“公民社会陷阱论”的思考——以中国社会治理创新为视角

本文以周本顺先生提出的“公民社会陷阱论”为思考点，根据其《走中国特色社会管理创新之路》行文思路，从公民社会的来源概念、公民社会与群众路线的关系、公民社会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化中的作用、以及公民社会培育和规范等方面论证了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离不开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     

市民社会与私法文化的构建

中国法治建设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和私法文化体系。我们应该以努力培养和构建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和私法文化为新的视角，重构中国的法治建设，政府以及我们每一个有责任的公民都应该在推动中国市民社会和私法文化的形成和法治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走向官民共治

国家与社会协同治理的实质,就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合作管理,简单地说,就是官民共治。这些年来,包括政治学界在内的中国知识界越来越重视并倡导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治理或官民共治。这绝不是知识分子的标新立异,也不是他们不懂中国国情,更不是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结果,不是西方的“陷阱”,不是所谓的“杂音”和“噪音”。恰恰相反,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为推动社会政治进步所承担的历史责任。     

协调利益分配是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的着力点

公平正义是人类追求的崇高理想，也是社会实践崇尚的行为准则。在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过程中，要按照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把利益分配的公平正义，作为社会公平正义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关键在于协调好利益分配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分配是马克思主义关心和注重的重大问题，利益分配是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观的核心内容。建立在这种认识基础上，利益分配是否公平合理是衡量公平正义的主要标准和试金石。在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指出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等应该是现代社会公平正义要坚持的几大最主要原则。就权利公平来说，它要求所有公民都要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平等地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不承认凌驾于法律之上或超然于法律之外的任何特权，权利公平既要维护所有公民的合法权利，又要保障所有公民不会受到歧视，法律能够无差别地给予救济与保障。     

“和”与马克思主义

中国人的信仰特征可以概括为“和”的精神。“和”的精神就是对任何一种宗教、文化来说都是扬弃的精神。扬弃的标准是“和”。当代中国，在吸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儒释道为主干，各种地方文化与国外文化，包括西方文化为补充的有骨头有肉的马克思主义化的中国“和”文化体系，而马克思主义也在中国化过程中不断和学化。和学与马克思主义在根本观点、远大目标、人类利益、科学性上高度一致。和学马克思主义化、马克思主义和学化在当代中国并轨共进，是历史发展偶然中的必然。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把握三个关键环节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开拓创新的实践品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把握三个关键环节，这就是：坚持一个“结合”，坚持两个“坚定不移、不能含糊”，做到三个“解放出来”。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也是８０多年来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良作风。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一个“结合”这个“结合”，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它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也是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必要前提。毛泽东同志曾把这个“结合”称为我们党领导中国…     

论社会结构变迁视域中的社会发展

社会结构的本质是历史时间,社会结构变迁乃是历史时间的流动。在历史时间中不存在着永恒不变的历史单元。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来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中有着具体而丰富的表现形态。作为中国社会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具体化地表现为对历史前进承担着不同角色的社会成员。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急剧发生的时代,这个主体被化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对处于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而言,社会基本矛盾往往表现为现在经济体制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形态,在中国现阶段则表现为体制转型的具体运作。     

析葛兰西市民社会的理论

“市民社会”这一概念不是葛兰西所创造的．是源于西方政治学概念．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不同时期、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市民社会的概念不同。市民社会理论发展主要有二三个阶段。     

百年探索：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演绎与当代启示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是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通过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动力结构分析，可以发现“西学东渐”“共产国际”“革命实践”在历史前提、组织支撑和现实动力等层面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紧密的逻辑关联。如果说“西学东渐”构成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历史前提，“共产国际”形成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织支撑，那么“革命实践”则组成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生性行动推力。把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动力结构讲清，既是理清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后一体”逻辑的理论要求，也是准确把握党的早期革命经验的实践要求，更是在新时代继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思想动力和实践借镜的关键之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