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取消农业税"座谈会发言摘要

减免农业税是中央推行的一项重要的惠农政策。今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向全国9亿农民郑重宣布:“比预定计划提前两年,于2006年全面免除农业税”。这标志着自春秋战国时期的“初税亩”至今2600多年来政府向农村收取钱赋时代的终结,是城市支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开始,是中国步入工业化时代的重要昭示。但这项政策的出台,必将引起农村基层建设多方面的连锁反应。取消农业税究竟会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会产生哪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为了进一步探讨和研究这些问题,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前沿》杂志社与江苏省姜堰市委、市政府联合举办了“我看取消农业税”座谈会暨姜堰市发展成果汇报会。与会专家们围绕取消农业税的深远历史意义和重要现实意义畅所欲言,同时认真分析研究了取消农业税后“三农”改革已经出现并可能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及其对策。现将部分与会代表的发言摘要刊登如下:     

公共政策终结的动力学分析——以取消农业税为考察对象

政策终结是一种政治过程,存在着推动政策终结的驱动力和阻止政策终结的阻动力,公共政策的终结成功与否取决于各种社会政治力量较量的结果。本文从动力学的视角构建政策终结的动力学模型,分析了农业税政策终结中各种力量的动态博弈过程。农业税终结主要采取了增加推力和消解阻力并举的办法。党的执政理念转变、李昌平上书事件、农业税政策评估、新闻媒体是推动政策终结的驱动力,中央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和启动农村综合体制改革消解了县乡政府的阻力,"两个趋向论"则彻底消除了那种"取消农业税淡化农民国家意识"的心理顾虑,确保了农业税条例的顺利废止,成功走出了"黄宗羲定律"的历史怪圈,对于其它过时无效政策的终结具有重大的启发借鉴意义。     

中国经济今年将转型保民生

作为为来年政策定调的重要会议，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比以往吸引了更多的眼球。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转为“稳健”，这意味着中国持续两年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出台的刺激性政策正式进入“终结期”。换句话说，2011年将是中国经济政策的转型年；同时，2011年也是“十二五”计划的第一年，中国将在2011年开始为“十二五”计划奠定基础，经济结构调整仍然是2011年的重头戏。     

实施取消农业税政策的几点思考

取消农业税 ,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 ,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大福音。但是 ,取消农业税涉及农村工作和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 ,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作 ,需要我们从思想上深刻认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认真思考相关问题 ,充分应对新情况、新问题 ,才能把取消农业税政策落到实处 ,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点 ,提出了在实施取消农业税过程中值得思考和应该引起注意的几个问题。     

从现代化的同质性和异质性视角考量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发展的客观性、进程的非线性、路径的多元性、内容的多面性等人类现代化的同质性特征，又包含国家整体性、社会普惠性、文明协调性、生态共容性、国际道义性等中国现代化的异质性特征。全面“解码”中国式现代化同质性和异质性的辩证关系不难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赋予“现代化”以“中国式”的新思想内涵，超越资本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赋予“现代化”以“中国式”的新时代意蕴，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赋予“现代化”以“中国式”的新文明范式。     

浅谈香港回归祖国的理论基础及实践意义

今年七月一日,我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雪洗百年的民族耻辱。这是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构想的伟大实践,其意义伟大而深远。首先,它将有利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中华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150多年前,香港被迫沦为英国的殖民地,与祖国母亲分离,使每一个正直的华夏子孙蒙受耻辱、扼腕叹息。香港回归,意味着英国在中国领土上的殖民统治的终结,意味着中华百年耻辱的雪洗,意味着香港这颗东方明珠从此     

论取消农业税的意义

农业税是关系我国农民民生的重大问题,取消农业税是党中央、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的一项重大举措,具有重要意义。农业税在我国历史悠久,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已具备取消农业税的承受能力,在我国取消农业税是可行的。取消农业税具有重要意义。     

取消农业税：农村税费改革的现实选择

我国长期实行的传统农业税制度对农村社会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它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乡差距,不利于农民增收和基层社会稳定。目前,中国已经整体上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取消传统农业税已经具有了现实可行性,这不仅可以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别,而且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制度保障。     

“放弃”还是“保留”：免税之后农民工的土地选择——对青岛市农民工的调查分析

农民工是具有“两栖”身份的农民,在我国普遍实行减免农业税政策的背景下,对农民工进行农村土地选择意愿的调查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应努力消除城乡不对等的二元政策,建立可行的农民土地使用权转让制度,使城市化和农业规模化走入良性循环。     

革命的符号：“苏维埃”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苏维埃是俄文音译词,译为代表会议之意。“苏维埃”来到中国之后,其革命象征意义大于本身原义,成为人们革命认同的一个符号。“苏维埃”的提出表明中共独立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开始;“苏维埃”的发展表明中共局部执政的尝试;“苏维埃”的终结体现中共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熟。“苏维埃”在中国从提出、发展到终结,尽管存在时间不长,却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论“后农业税时代”村委会的职能转换

农业税减免为村委会职能向服务于自我的回归提供了条件,然而,村委会职能转换仍然面临着不少制约因素。为促进村委会职能转换,应推进县、乡管理体制改革,培育和发展农民自组织,加大对村民和干部的培训,规范民主选举,加强民主参与、民主监督的制度建设。     

欲"开新"先"返本"--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不仅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且还要突出时代特点,进而不断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最终建立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在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作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处理好"返本"与"开新"的关系."返本"不是简单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之中,文本的意义不能离开解读者而单独存在,因此必然受到与解读者相关的各种传统的影响,又会与时代的发展和变迁相联系,而"创新"必然是在我们与这些传统的反复深入的交流与对话中展开.     

农民免税的若干法律问题1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作出的有关对农民免征个人所得税的规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值得研究。应尽快改变以户籍或职业为标准划分农民进而界定免税主体的做法，实施以财政补贴为主，以减免税为辅的的财税激励机制，将个人所得税的免税实惠落实在生产经营条件较差、遭受自然灾害以及从事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农产品生产的农业从业者身上，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     

我国应对日本“肯定列表制度”的措施

日本“肯定列表制度”的实施,对我国农产品出口日本造成了重大影响,我国政府和企业对此应认真研究,积极采取措施,完善相关限量检测标准体系和产品质量相关法律法规,并加强科技研发,提高我国农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力,逐步恢复和增加农产品对日出口量。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解决农民问题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农村大国,农民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主要依靠力量,农民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     

税费改革背景下乡镇政府改革的出路初探

当前,税费改革正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税费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取消农业税,必然引起乡镇政府改革,乡镇政府改革是农村税费改革成败的关键.乡镇是撤销、自治、强化还是改良,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乡镇政府改革可能的出路是采用多样化的改革方式和治理模式.     

我国加入WTO后的"三农"战略转变

中国入世后 ,“三农”的发展战略关键在于把握住机遇参与市场竞争 ,提升农产品及服务的科技与绿色含量和多样性 ,调整供给、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培育、蓄积中国“三农”的国际竞争力 ,必须从基础做起。从资源配置、结构关联、支持方式、农民教育、农业科普、高科技注入、政府服务与农业企业及农户诸方面进行深化和创新。     

邓小平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视角及历史启示

将“三农”问题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局之中通盘考虑,而不是就“三农”论“三农”,这是邓小平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视角。在此视角下,邓小平把稳定农村、发展农业、富裕农民作为解决“三农”问题、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三个总抓手。邓小平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留给我们的历史启示主要有:必须以人为本,必须统筹城乡发展,必须以改革促进农村全面发展,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必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农业产业化中的税收政策研究

"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税收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手段,必须积极地配合其他政策在促进农业产业化方面有所作为。如何进一步发挥税收在促进农业产业化快速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是新时期推进"三农"工作需要不断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     

乡村集体企业的兴衰及“改制”的社会学剖析

乡村集体企业既是中国农民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创举,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面对难以突破的城乡二元结构所采取的"无奈"之举。城市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及大量外资的引入、私营个体经济的高速发展,尤其是买方市场的普遍确立,都直接导致了数以万计的乡村集体企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乡村集体企业从整体上的"改制"标志着人民公社体制的最终退出。不能将"超级村庄"作为乡村发展的高级阶段来理解,城乡一体化、城乡协调发展才是实现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