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几点思考

我国目前正处在多元化的状态之中,需要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我们将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法治目标定位在:公平、合理.通过借鉴域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经验,以及通过实现非诉讼解纷制度与诉讼解纷制度的调适、完善诉讼制度,确立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和民间解纷方式的创造性转化,来构建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首创"一码解纠纷"诉源治理

杭州市高新区(滨江)运用数字技术创新打造集智能分案、多元解纷、大数据监管于一体的"一码解纠纷"诉源治理平台,以"漏斗式过滤、阶梯式推进、分流式化解"理念,运用数字化五色解纷码形成全场景覆盖、全过程把控及全链式管理的矛盾化解模式,整合线上线下各类调解资源,打造"线上矛调中心",为基层治理法治化、规范化、标准化提供数字化提升思路.平台运行以来,受理案件5796起,调解成功2733起,创新做法被写入省委《关于加强新时代调解工作若干意见》文件,明确在全省推广.     

构建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

<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把党员干部下访和群众上访结合起来,把群众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规范起来,切实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做好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睢宁县人民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以构建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为突破口,建立矛盾纠纷源头化解、诉前分流、诉前调解工作机制,将大量社会矛盾纠纷在前端一站式解决。     

探索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新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高度,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等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体现了真挚为民情怀和对社会治理规律的深刻把握。江苏法院积极探索、创新实践,以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为依托,前移解纷关口,下沉力量资源,优化诉讼服务,形成从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到诉前多元解纷,再到简案快审、繁案精审的分层递进、繁简结合、衔接配套的矛盾纠纷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     

清代黔东南苗族社会变迁与民间纠纷解决——以文斗寨解纷文书为研究对象

清代苗族解纷文书如诉状、判词、告示、乡规、契约等对于研究清代黔东南苗族地区在剧烈社会变迁背景下纠纷解决方式的演变,展现苗民真实的法律生活和司法图景具有重要价值。清代黔东南林业贸易的繁荣和"流官"体制的建立,促使苗民社会纠纷解决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传统的"理师诵唱"演变为"请中理讲——禀(送)官究治",衍生出民间调解、官府审判、官民互动相结合的苗民独特的解纷模式。     

诉讼调解中法官身份与职业技能困境

诉讼调解贯穿诉讼始终,是法院结案的重要方式。诉讼调解凸显了定纷止争、降低诉讼成本的效用。然而,诉讼调解中法官居于裁判者与调解员双重身份的矛盾,致使审判技能和调解技艺相互弱化。法院作为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亟需独立品格。故而,结合司法实际对诉讼调解进行改革是构筑司法独立、法治权威的要旨。     

基层组织化解纠纷机制的实证分析——以人民调解制度为切入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纠纷频发,呈现多元化等特点,而基层法院同时面临诉讼爆炸和执行难等问题。而作为多元解纷机制核心的人民调解制度却出现功能弱化的现象。本文以此为例,详细分析人民调解制度所存在的问题,进而尝试系统地提出改革和完善的建议。①     

知识产权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建构

从公平、效益和当事人利益平衡角度出发,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应当是包含调解、协商、仲裁、行政解决、诉讼等多种方式在内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为充分发挥多元化解决机制的优势,各解决要素除应自我完善之外,还要加强有效的协调与配合。     

从优先到前置：调诉分接的瓶颈突破与规范续造

在构建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和把非诉讼解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双重背景下,制度设计缺点、发展动力错位、运行机制障碍和司法确认风险等四个体制性因素,导致调解制度发展存在整体推进不平衡、内部发展不均衡、作用发挥不充分、优先地位不符实和前置探索不理想等五个功能性缺陷。实现诉前调解前置,不仅必须解答前置设想如何统一、前置方式如何选择、前置范围如何划分和前置效果如何保证等四个瓶颈性问题,还要完成在党的领导下依法履职的基本构造、调解先于诉讼的路径创造和调诉高效对接的规则续造等三个基础性工作。     

论从法院调解到诉讼和解的制度变迁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已从初始制度均衡走向了制度非均衡状态,将调解制度作为非讼解决纠纷方式从审判方式中分离出来,并借鉴国外的诉讼和解制度改造我国诉讼中的当事人和解,以诉讼和解代替法院调解,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具有现实意义。     

社会矛盾化解视野下的派出所解纷权——以一起自杀式讨薪案的处置为例

自杀式讨薪行为是一种底层的不"体面"、不"正规"、不合法的纠纷解决方式。民间纠纷的当事人常常以扩大纠纷的方式解决纠纷,调解这类含有暴力因素或有危害公共秩序之虞的因素的民间纠纷,成为当前派出所日常工作的一个主要项目。民警在这类案件中的功能,主要是充当纠纷解决过程中的控制者、缓冲者、疏导者、协调者的角色。派出所的民间纠纷解决权,是底层大众解纷需求的产物,以此为核心的派出所调解机制的实践反映了底层解纷机制对当代中国法治进程的影响。     

马鞍山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探索

正当前,我国正处于各种社会矛盾多发期,司法资源短缺,法治保障不足,社会管理亟待创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了新的要求。第47期处干班社会事业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专题组经过商讨,决定对马鞍山市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情况进行调研,再结合学习期间的交流     

诉源治理视域下诉调衔接机制的完善

矛盾纠纷调解因其成本低廉、纠纷解决彻底、便于人际关系恢复等独特优势,在解决民商事纠纷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为此,既要加大调解的力度、积极发挥调解的功能,又要通过司法确认发挥司法对调解的引领、支持作用,还要构建与完善“诉讼与调解”的衔接机制,使“调解”“诉讼”有机联系,发挥各自的价值与功能。     

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研究

诉外调解作为调解纠纷的一种,在解决纠纷手段多元化的今天尤为重要。对调解结果的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不仅能有效保障调解协议的效力,有助于诉讼与非诉讼的有效衔接。利用法院的司法权威能够更好地开展调解工作,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     

阿瓦提县法院树立人民法院新形象

阿瓦提县人民法院坚持"三个至上"指导思想,紧紧围绕审判中心工作,坚持能动司法、执法为民,积极探索实践,努力拓宽"和谐诉讼"的路子。十一五期间,该院在刑事审判中始终坚持"宽严相济"的方针,全力维护社会安定,受理刑事案件743件,结案732件;在民商事审判工作中,积极探索"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的联动与衔接,受理民商事案件6414件,审结6264件其中调解撤诉3691件,平均调撤率达59%;受理行政案件     

“三调联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传统渊源

古代官民调解联动解纷方式是"三调联动"事实上的传统渊源: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联动在古代表现为州县中的州县官调解;公安机关委托调解、法院委派委托调解与古代的"官批民调"相似;司法局(所)对人民调解协议的行政确认、法院对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与古代官府确认民调协议、在诉讼中采纳民调意见等做法相似;国家机构与民间组织的各种联合调解与古代官民共同调解相似。"三调联动"诸多因素的古今相似反映出国家与民间调解联动解纷具有某种规律性,这一规律的根本机理在于社会和谐的共同追求、化解疑难纠纷中情理法的综合适用。     

"共享法庭":司法助力"浙"里共富

共享法庭是继杭州互联网法院、移动微法院之后,浙江法院推出的又一个重大改革创新.它"不增编、不建房",以"一根网线、一块屏"为标准配置,集成浙江解纷码、移动微法院、庭审直播系统、裁判文书公开平台等软件模块,具备调解指导、网上立案、在线诉讼、普法宣传、基层治理等功能,每个"共享法庭"配备一名联系法官和一名庭务主任,为人民群...     

人大代表活跃在“司法大舞台”上

正近年,安阳县人民法院不断加强与人大代表的联络工作,通过座谈建言、诉前调解、参与陪审、见证执行等,搭建了宽阔的"司法大舞台",保障人大代表发声、发力,走出了一条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特色创新之路。"一站式"服务促调解2017年9月初,安阳县人民法院在诉讼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人大代表工作室",主动邀请辖区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人大代表担任调解员,具体承担     

彝族多元化纠纷调解机制的重构

凉山彝族有着本民族特色的调解机制。拟从彝族多元化纠纷调解机制重构的必要性进行分析,并在彝族纠纷调解机制的现状分析基础上,提出整合民间纠纷调解的资源,推行多元化调解机制,构建大调解格局。对进一步完善适合民族地区发展的新型人民调解工作提出一些建议。     

资讯综合

<正>贵港市“荷城知盾”高效调解知识产权纠纷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完善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体系为重点,打造过硬知识产权审判队伍,成立“荷城知盾”法律援助（调解）中心调解知识产权民事纠纷。一是建章立制,组建“荷城知盾”调解队伍。出台知识产权纠纷法律援助（调解）工作实施方案,建立高效便捷的知识产权纠纷法律援助、调解工作机制。邀请贵港市辖区内政治素质高、法学理论功底扎实、办案经验丰富的20余名律师担任知识产权纠纷特邀调解员。二是加强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