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几点思考

我国目前正处在多元化的状态之中,需要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我们将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法治目标定位在:公平、合理.通过借鉴域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经验,以及通过实现非诉讼解纷制度与诉讼解纷制度的调适、完善诉讼制度,确立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和民间解纷方式的创造性转化,来构建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河北省调研情况的思考

本课题主要通过对河北省农村纠纷的类型和特点、农民对纠纷解决的需求和偏好、对各类纠纷解决方式和解决主体的满意度等情况的调查，深入分析河北省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和困境，进而从强化法院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协调与监督功能、深化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社会功能、充分发挥以基层政府为主体的行政性解纷机制调处民事纠纷的职能、促进各纠纷解决方式的相互衔接与互动、健全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的配套机制等方面提出完善河北省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     

清代黔东南苗族社会变迁与民间纠纷解决——以文斗寨解纷文书为研究对象

清代苗族解纷文书如诉状、判词、告示、乡规、契约等对于研究清代黔东南苗族地区在剧烈社会变迁背景下纠纷解决方式的演变,展现苗民真实的法律生活和司法图景具有重要价值。清代黔东南林业贸易的繁荣和"流官"体制的建立,促使苗民社会纠纷解决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传统的"理师诵唱"演变为"请中理讲——禀(送)官究治",衍生出民间调解、官府审判、官民互动相结合的苗民独特的解纷模式。     

跨境电商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化与创新

人工智能时代,纠纷解决方式因科技发展而变革。目前我国现有的跨境电商纠纷解决机制存在公众信任度不足、国际法规则缺位、投入成本高、法律适用不确定及管辖权冲突等现实问题。智能合约技术在解纷平台建构、纠纷分流流程、解纷规则设计、证据采集管理等环节优势明显。如果正确合理发挥出其效用,将会促进跨境电商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化完善。     

“三调联动”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传统渊源

古代官民调解联动解纷方式是"三调联动"事实上的传统渊源: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联动在古代表现为州县中的州县官调解;公安机关委托调解、法院委派委托调解与古代的"官批民调"相似;司法局(所)对人民调解协议的行政确认、法院对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与古代官府确认民调协议、在诉讼中采纳民调意见等做法相似;国家机构与民间组织的各种联合调解与古代官民共同调解相似。"三调联动"诸多因素的古今相似反映出国家与民间调解联动解纷具有某种规律性,这一规律的根本机理在于社会和谐的共同追求、化解疑难纠纷中情理法的综合适用。     

乡村社会的民间法与纠纷解决--来自河北保定冀北村“招墓角”家庭纠纷的调查

河北省保定市冀北村至今还保留着"招墓角"这一民间婚姻风俗。笔者通过对该村"招墓角"家庭纠纷的调查发现,从表象上看,人民调解成为了该村解决民间纠纷的主要方式,国家法似乎有了某种"失灵"的迹象。因此,必须客观认识民间法在乡村纠纷解决中的特殊地位及其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二者虽然存在着结构性断裂,但也有着共同的逻辑基础。在当今文化多元化、纠纷多样化的乡村社会,应当构建适合乡村社会自身特点的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农村纠纷行政解决机制的反思与重构

当前我国农村纠纷行政解决机制自身的缺陷制约了其解纷功能的发挥,我国基层行政机关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解纷压力。完善农村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既是解决农村矛盾纠纷的客观需要,也是构建和谐农村的必然要求。为此,需要从纠纷解决的实效和我国农村实际出发,对我国农村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进行整合与重构。     

转型期农村人民调解解读——基于农村基层治理的视角

调解作为民间纠纷的主要解决手段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着悠久的历史并深刻影响着现实中的纠纷解决。依托于行政权威,人民调解在一定时期内成为农村民事纠纷的主要且有效解决方式;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随着基层组织自治性的过渡,失去权威因素的村干部难以担当起调解者的角色;展望未来,基层自治的成熟必将为法理型权威的塑造创造条件,进而促进人民调解成为真正的民间性、自治型纠纷解决方式。     

探索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新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高度,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等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体现了真挚为民情怀和对社会治理规律的深刻把握。江苏法院积极探索、创新实践,以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为依托,前移解纷关口,下沉力量资源,优化诉讼服务,形成从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到诉前多元解纷,再到简案快审、繁案精审的分层递进、繁简结合、衔接配套的矛盾纠纷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     

多元调解的"房山样本"

正通过将优质审判资源、各种社会解纷力量导入多元调解体系,房山法院多元调解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被确定为"北京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示范法院"。近年来,房山区人民法院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市委市政府关于统筹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工作要求,积极整合诉讼内、诉讼外两类解纷资源,加强与区司法局、区人民调解协会等组织的协调联动,不断优化审判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条件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有关问题研究

面对＂诉讼爆炸＂的局面,在我国目前诉讼与非诉讼的功能严重失衡的现实情况下,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现诉讼内外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相济、有机衔接与整合,是稳定社会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法文化探析

多元解决纠纷机制在我国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纠纷解决途径的多元文化传统;民间法与国家法互动的长期存在;近现代纠纷解决的实践。因此,建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符合我国的历史习惯,也利于维护司法权威。目前,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尤其应重塑人民调解的权威。     

公安派出所治安调解有关问题的思考

治安调解是现代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公安派出所治安调解作为派出所的一项常规性工作,消解、弱化了大量的纠纷矛盾。但实践中,由于对治安调解立法、认识态度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治安调解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亟需完善的地方,需要我们从法律制度、执法过程、人员素质等方面进行深入的思考。     

警察权威对乡村社会纠纷解决的有效性推演及其建构思路

从权威客体角度看,纠纷解决依靠的是权威施与的影响力。近年来警察出于对乡村社会治安管理的需要承担了相当数量的民间纠纷解决工作,此现象建构在权威客体对警察权威的有效性预期之上,既体现警察作为公共资源的易获取性,也是权威客体对警察权威合法性产生认同的结果。这种认同本质上发展于警民实践活动的利益共同体中,应通过对乡村社会警民利益共同体的建设强化民众对警察权威的认同,借此重塑警察权威,提高基层警队的纠纷解决能力。     

论票据法上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性质

票据法上的利益返还请求权是票据法为实现票据权利人与票据义务人之间利益的二次平衡而设计的制度。学者对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性质历来有不同意见,本文通过对各种学说的比较分析,认为利益返还请求权在性质上属于不当得利请求权。     

公安绩效引入民事纠纷处理考核的障碍及其破解

公安绩效考核在推进公安机关队伍建设、维护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秩序方面具有建设性意义,但现有考核体系未涉及对民事纠纷处理的考核。在公安绩效考核中引入民事纠纷处理考核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可作为公安机关资源分配与人事管理的重要依据,有助于民事纠纷的减少和良好社会环境的形成,亦有助于民主政治的加强与高效型政府的建立。面对引入的理论和实践障碍,应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对民事纠纷处理情况进行考核",通过建立"分级管理、目标匹配"的民事纠纷考核内容与标准、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民警法律素养、合理运用考核结果等措施予以可行性配适。     

治安调解和人民调解的界分与衔接

现阶段,治安调解和人民调解在界分上因为实践中的交叉、混合而存在争议,又在衔接上存在对接机制不完善、运用不协调等问题。通过充分吸收、借鉴部分地区实务中的做法,化用包容性评价设计二阶层的纠纷调解流程,可以解释公安机关调解不涉及治安案件的民间纠纷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探索治安调解和人民调解衔接的具体措施,从而减低对警力资源、司法资源的不必要占用,提高解决纠纷的便捷性,促进社会和谐,维护治安秩序。     

我国林权纠纷解决机制及其完善

解决林权纠纷是新时期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必要前提和重要保障。我国在法理和实践层面都存在着林权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包括民间性、行政性和司法性纠纷解决机制。但这些机制在观念认知、制度安排和方式方法上都还存在诸多问题,当前迫切需要加强多元化、法治化和专业化建设。     

群体性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日益增多的集体劳动争议、群体性劳资纠纷使当下我国劳动纠纷案件成为了热点,主要表现在集体性讨要拖欠工资、双倍工资、经济补偿金以及要求补缴社保等领域,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解决机制控制问题的蔓延,则容易造成更大的集体性纠纷。当前,我国尚未建立起发达的社会诚信考察制度,加之法治监督环节的疏漏,致使本已繁多的集体劳动纠纷,变得涉案当事人众多、案情复杂多样、社会关注度高、涉及问题敏感。因此,尽快研究群体性劳动争议解决机制,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