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权立法的位阶探讨

我国应在制度上明确授权立法的位阶应与被授权机关制定的法文件的位阶相同。原因在于授权立法权是没权机关转移于被授权机关的;授权立法具有法律效力,不等于其位阶与法律相同;即使西方国家行政机关根据授权制定的法文件,与议会制定的法律位阶也不相同;经过授权机关批准的授权立法也不具有与授权机关制定的法文件相同的位阶;不能因为国务院根据特别授权制定的法文件需要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就认为它具有与法律相同的位阶。     

论授权立法的授权主体范围

授权立法作为一种法律制度,不仅表现为一种新的法律规范形式,而且也构成了国家立法权运作的一种新的形式。而立法权的运作,离不开享有立法权的机关的授权。《立法法》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授权立法的授权主体范围,但是这种规定过于粗糙和宽泛,以致实践中法律法规和规章间的冲突不断。因此,有必要对授权主体的范围重新进行界定,将其界定在国家权力机关范围之内。     

论我国税收法定的缺失及其实现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税收法定作为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和税法基本原则,其本质在于对纳税人权利之保护及对国家征税权力之限制。目前,我国税收法律体系及税收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折射出税收法定及其基本精神在我国的缺失。因税收法定之缺失而产生的危害,需遵循税收法定之基本精神与要求,从宪法中明确规定税收法定、确立最高立法机关对税收基本制度的专属立法权、规范与监督税收授权立法等方面予以消解,进而实现税收法定。     

论优化中央与地方税收授权立法的法治路径

当前,我国税收立法权主要集中在国务院等行政部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税收立法权主导地位比较虚弱,究其原因,与我国税收授权立法有很大关系。事实上,《立法法》本身并不排斥税收授权立法,但前提是税收授权立法能够满足一定的限制条件要求。目前社会及学界对税收授权立法的诟病,多是因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国务院的税收授权立法存在"空白授权""无期限授权"以及"转授权"等诸多问题。与此同时,尽管长期以来在我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之下地方没有税收立法权,但是中央对地方税收授权立法的不当行为却在实践中大量存在。因此,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授权立法行为都亟待约束和规范。为建立健全税收法律体系,应当进一步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规范税收授权立法,明确法律保留和税收授权立法的关系,寻求优化中央与地方税收授权立法的法治路径。     

论授权立法的位阶

授权立法的位阶是指授权立法规范在法律体系中的等级地位。授权立法的位阶的确定以授权立法制定机关在国家机构体系的地位为依据．保证法律体系统一为原则。授权立法位阶与授权立法制定机关地位相适应，与其制定的其它法规范的地位相同。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过程中，具有立法实验功能，属于特殊类型授权立法要有正确的认识。     

论我国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的证成与实践

在地方不拥有税收立法权情形下,地方财政便会依赖公产财政、公债财政和收费财政等非正式财源.而依靠非正式财源获取财政收入,不仅筹措财源的能力和规范性都会极大降低,且有悖于税收国家的法律理念.鉴此,可以赋予地方具有法定外税收立法权,进而获取稳定规范的地方财源.从法释义学的角度来看,我国现有法律并未明确禁止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但仍需要法律明确规定实现中央的授权并突破现有政策性文件的禁锢,从而保障和规范地方税收立法权.法定外地方税立法权不仅应在《立法法》的一般性授权下运行,而且需要以《地方税通则》作为准则性依据.同时,法定外地方税的立法需要遵循地方税条例主义,并以地方性法规明确法定外地方税的构成要素.     

中国授权立法新规制之评析

我国立法法规定的授权立法的新规制 ,对规范授权立法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将围绕授权立法的几项主要制度 ,对立法法所规定的中国授权立法的新规制进行实证的评析。一、关于授权立法权的来源立法法生效以前 ,中国授权立法权大多来源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 ,但也有来源于国务院、国务院各部委以及部分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授权立法的来源因之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对授权立法来源的多元化问题 ,笔者以为这对于减轻有关法定立法机关的立法负担 ,并使需要立法调整的问题得到及时调整 ,是有着积极的作用的。但这必须建…     

法治视角下的立法法——立法法若干不足之评析

本文以法治原则为标准剖析了立法法的不足。文章指出 ,在立法体例上 ,立法法规定狭义立法以外的规则制定行为、甚至规定了非制定规范的行为 ,故显得零乱 ;在立法权限的规定方面 ,以普通法规定立法权限问题有悖法治原则 ,且立法法对立法权限的分配呈现严重的向行政权倾斜的倾向 ,地方立法权进一步扩散 ;在法律解释方面 ,体现了“谁立法、谁解释”的人治传统 ;在法律位阶方面 ,存在规范形式不当、位阶不确定等问题     

我国授权立法位阶刍议

确定授权立法的位阶问题是授权立法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首先阐述授权立法当中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而评述授权立法位阶的几个主流观点，并借鉴这些观点，认为确定授权立法的位阶应该承认其立法权转移的一致性，同时应当对不同情况区别对待，重新界定授权立法位阶的范围，最后结合实际提出几点看法。     

《个人所得税法》第2条第11项引发的思考——以税收授权立法的实然与应然为视角

《个人所得税法》第2条第11项存在空白授权的问题,违反《立法法》关于授权立法的规定和税收法定原则。应当对授权事项作严格限定,并贯彻《立法法》所规定的授权明确性原则。同时,及时进行法律清理,将国务院财政部门依据该条款确定征税的新项目中符合条件的上升为法律,纳入《个人所得税法》第2条列举的应税所得的范围。还应完善授权立法监督,使我国的税收法律制度更加理性,以逐步实现税收授权立法由实然到应然的转变。     

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应明确的问题探析

税收法定原则来源于税收法定主义,要求政府征税需经人民同意,这是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宗旨.从我国的税法立法情况来看,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途径是将立法权逐步回归到最高权力机关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手中.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实还要求合理确定税法各要素,避免征税主体的自由裁量权,并在立法程序上体现民主法治,这样才能实现税收法定原则的最终目的,即保障纳税人的基本权利.     

程序法定原则对刑事司法的规范意义

在法治时代,程序法定原则是刑事诉讼中不言而喻的"铁律"。我国刑事诉讼法适用中存在偏离程序法定原则的现象。在程序法定观念缺位的社会环境下,将程序法定原则的贯彻转化为法律解释技术问题,尤为重要。依照程序法定原则,法律适用应遵循如下边界:禁止突破国家机关处分性职权的授权规范,不得自我授权;国家机关必须恪守法律明示的程序操作义务,不得违反程序操作规范,不得擅自取舍进行选择性适用;对于禁止性规范,应严格遵守立法精神,不得曲意释法加以规避、变通;以比例原则、类推适用等,确定授权性程序规范的解释边界。诉讼行为无效机制不但将禁止性规范、义务性规范的程序刚性实定化,而且还将程序法律规范的刚性扩张至授权性规范,强化了法律对裁量权的规约效力。我国应建立完整的诉讼行为无效机制。     

国家监察委员会的监察法规制定权限:三步确界与修法方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方式授予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法规制定权,形成了以人大立法权为核心且以行政立法权、监察立法权和军事立法权为补充的更优的“一元三系”立法分工体系,监察权也得到了极大丰富,进而有利于织密权力监督之网。当前的紧要任务在于明确界定监察法规制定权限,以在推进监察法律规范体系立体建设的同时保障监察法规制定权规范演进。利用“三维考察+三层掘进”的阐释模型耙梳可以发现,目前国家监察委员会既可以为执行监察法律、监察直接相关法和间接相关法的规定,单独或者联合其他国家机关进行执行性立法,也可以在遵守法律保留原则的前提下,就领导性管理事项进行创制性立法,还可以基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门授权,就法律的相对保留事项和监督性管理事项进行授权性立法。接下来应当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的基础上对制定监察法规的立法权限、形式和备审等内容作进一步规范,以备我国《立法法》修改之需。     

《立法法》的规范功能

一切权力的行使都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这是现代国家法治的核心.在以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权力为主要内容的国家权力体系中,立法权是体现人民主权的最高权力,立法是一个国家法治的基础,因此立法权及其行使理应受到国家及国民的重点关注.     

我国税收行政立法权的合法性危机及其出路

虽然行政立法构成我国现行税收法律体系的核心内容,但税收行政立法行为与税收行政立法授权同时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前者表现为有相当一部分税收行政立法的法律依据不明确,有明显的越权立法之嫌疑、特别授权立法违反《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的要求、部分税收立法的内容与国家法律相抵触;后者表现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所规定的授权缺乏宪法或法律依据等。我国税收立法合法化改革的主要途径是税收立法权的合理回归,即建立以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税收立法为主、以行政机关的税收立法为辅的税收立法新格局。这一新的税收立法格局既是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也符合我国税收立法的现实。     

重申税收法定主义

税收法定主义是民主财政、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我国现行立法早已确认了税收法定主义,但是,由于授权立法的大量存在,其功效未能有效发挥。结合执政党关于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当前需要提请立法机关收回税收立法授权,妥善处理已有的授权立法,警惕税收行政立法的变相扩充。鉴于税收法定并非税法唯一的原则,也非最高效力的原则,还需要妥善考虑它与量能课税、实质课税、禁止溯及既往、契约自由等原则的协调。     

授权立法的规则

对于什么是授权立法 ,以及对授权立法范围的界定、授权立法在法律体系中的位阶等 ,理论界都还存在分歧。但是 ,授权立法作为现代各国立法的重要方式之一 ,却已为各国理论和实践所普遍承认。 ①为了防止立法权或法文件制定权的被滥用 ,以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 ,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 ,就必须加强对其监督与控制 ,而建立严密的授权立法规则 ,正是监督和控制授权立法活动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之中。我们认为 ,授权立法应当遵守以下规则 :授权立法规则之一 :不得越权授权无论是委托或授权 ,其委托或授出的权力（利）都只能是委托人或授权人依法享有的权…     

行政立法监督之必要性

依我国行政法学通说，行政立法是对不特定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具有重要影响的抽象行政行为，包括职权立法与授权立法两种模式。职权立法是由宪法和组织法明确规定行政机关的立法权，不需要另外授权的行政立法。授权立法是由立法机关通过授权法将立法权授予行政机关行使，从而所进行的行政立法。各国因法律制度，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异而采取不同的立法模式。在西方国家，行政立法都属委任立法即授权立法，而没有职权立法和授权立法之分.     

论我国立法权限的划分

进一步明确我国立法权限的划分必须遵循五个原则。划定中央专属立法权限必须遵循最低限度原则,即以维护国家和国内市场的统一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所必须绝对统一的事项为限。授权立法是权力机关行使立法权的一种方式,是行政机关获得立法权的唯一途径。     

预算的法律保留：理论证成与规范分析

预算的法律保留是指预算立法权的法律保留,其并非传统的“侵害保留”,也不是宪法意义上的法律保留以及“绝对保留”。我国《立法法》第11条关于“专属立法权”条款实质上确立了法律保留的原则,因而其中包括预算在内的“财政基本制度”属于法律保留的范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事项并不排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这些事项的授权立法。当然,“专属立法权”属于立法权的保留,我国《宪法》规定的有关预算条款却是国家机关的事项权。因此,《宪法》有关预算条款不能成为预算立法权法律保留的宪法依据。《预算法》第98条关于“国务院根据本法制定实施条例”的规定不符合《立法法》规定的授权明确性要件,从根本上解决预算法律保留及其授权立法的明确性问题还要诉诸宪法,并在《立法法》授权明确性规范基准上,由《预算法》在授权立法条款中予以具体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