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毒品犯罪死刑限制适用

消极的责任主义、对责任严重程度的严格判断、以刑罚必然性和刑罚可感知程度为基础的威慑的一般预防理论,以及特殊预防论的必要性理论,为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提供了理论空间。在具体操作模式上,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限制应以严格的实质判断认定毒品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压缩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犯罪范围。同时应合理利用立功制度、妥善处理毒品犯罪中共犯的责任、适当协调死刑与其他刑事措施之间的关系,并严格限制减刑与假释的条件,以减轻预防毒品犯罪对于死刑的依赖程度。毒品犯罪死刑适用限制也应受到限制,应逐步缓慢推进,且须有相应的社会措施同时配套推行。     

论商鞅法律思想之刑罚目的

商鞅刑罚目的是以威慑儆戒为主的一般预防论,即靠对犯罪人实施刑罚来威慑儆戒其他人使其不敢犯罪,达到预防社会犯罪的目的。商鞅的刑罚目的理论,以人性恶的犯罪理论为基础,以重刑、必得、明法为基本内容,通过三者的有机结合来实现预防犯罪。这一刑罚理论虽然曾取得明显的成效,但仍存在着众多的不足和缺陷。     

对科技精英犯罪宜避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从"郑道访案"和"刘应泉案"说开去

本文从"郑道访案"和"刘应泉案"的不同判决结果评价入手,通过刑罚政策的简要分析,提出了对科技精英实施的非暴力犯罪、非危害国家安全罪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理论观点。文章认为:刑罚谦抑性要求尽可能不适用死刑;刑罚效益的价值追求要求对科技精英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刑罚的正当目的要求对科技精英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同时对科技精英实施的非暴力犯罪、非危害国家安全罪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与罪刑法定、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并不矛盾进行了必要论证。     

死刑替代位阶上无期徒刑的改良

死刑替代措施就是在不适用死刑的情况下应该采取的、用来代替死刑的刑罚方法。死刑替代措施应以现行刑罚体系为基础．以废除或限制死刑实际适用为前提进行考察，选择能够直接担当“最严厉”法定刑角色，保持足够的威慑力的刑种。死缓不是刑罚种类意义上的死刑替代措施；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不符合“人总是可以改造的”的基本理念：     

积极一般预防正当性的反思与重塑

积极一般预防将刑罚的正当性承载于规范意识的唤醒和规范遵循的实现,无法祛除刑罚威慑基础上的认同因子,忠诚恶法的正义悖反,以及将人作为他人犯罪的工具利用,陷入规范违反之现象描述等同犯罪本质、刑罚目之应然义理的刑罚正当性危机之中。溯源刑法惩罚的正当性,刑法规范发端社会共识,公众意志;犯罪本质源自全体公民人权和个人基本人权的不得已权衡。鉴于以往积极一般预防停留现象,作用表面的弊病,以及与消极一般预防同意阐释和反面论证的关系,需要重释积极一般预防的概念内涵,匡正积极一般预防刑罚正当性理论预设,确凿刑法适用标准,以此使积极一般预防名实相符。具体而言,积极一般预防应当以刑法规范遵循公众意愿为核心要义,过滤威慑认同的生发;以保障全体公民人权为刑罚正当性理论预设,避免遵循恶法的偏失;以不得已原则为刑法动用的圭臬,消弭人性尊重与工具利用的矛盾。     

中国死刑制度历史和现实

死刑，又称生命刑，在刑罚体系中是最严厉的刑罚方法，是以剥夺犯罪人生命为手段的刑罚方法。死刑作为人类最古老的一种刑罚，历来都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秩序的重要工具，被认为具有最大威慑力的刑罚方法，其存在也被认为具有天然的合理性。直到1764年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中提出废除死刑的论述，人们从尊重生命权和天赋人权的角度，对废除死刑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引起了人们对死刑利弊的激烈争论，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对死刑存废之争。本文通过回顾我国死刑的历史，结合目前司法现实，特别是我国死刑核准制度的变迁，探讨死刑制度在我国的历史及现实状况。     

刑罚威慑的意蕴探析

针对刑罚威慑的学理定义不明确,本文对其意蕴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析。认为刑罚威慑以人的理性模式为其立论基础;是借助于刑罚的惩罚性对社会成员产生的一种抑制犯罪的心理强制;它以明文规定的刑罚为依据,是一种法律威慑;刑罚威慑是一般威慑和个别威慑的统一;刑罚的威慑作用分布于各个阶段。为了进一步深入理解刑罚威慑的意蕴,还对刑罚威慑与一般预防的含义进行了比较区分。     

死刑改革与刑罚结构的调整——从《刑法修正案(八)》的视角切入

死刑改革关乎依法治国在刑罚权运用方面的进步和社会文明的发展,是我国刑法领域备受社会关注的重点课题.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刑法修正案(八)》废除了十三种犯罪的死刑适用,规定了原则上对于75周岁以上老年人犯罪不适用死刑.这一修订被视为继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以后中国死刑改革领域的又一重要改革.为了配合削减死刑适用,巩固死刑改革的成果,《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的刑罚结构也进行了调整,致力于完善刑罚体系和实现刑罚轻缓化.但是,此次修法也使我国刑罚结构体系产生了一些新的课题.本文认为还应当在修正案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死刑罪名的数量,并且调整死刑与自由刑之间的结构关系,对刑罚体系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文中从现实案例出发,通过研究我国死刑改革的历史进程,从宏观的角度挖掘死刑改革和刑罚结构调整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从微观层面提出我国死刑改革的优化构想.     

关于惩治腐败的若干问题思考——以刑罚一般预防的实现为视角

惩治腐败应强化用以实现一般预防的刑罚功能:宣扬刑罚惩治腐败一般威慑功能;注重刑罚惩治腐败法制教育功能;提高刑罚惩治腐败规范意识功能。同时,一般预防的实现有赖于整个刑事法律活动的开展,要使刑罚一般预防在揭露腐败现象,惩治腐败行为更好地发挥作用,有赖于一般预防刑罚必然性、及时性、公开性的实现。     

贪污贿赂犯罪刑罚问题研究

在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拟定过程中不断涉及贪污贿赂犯罪的死刑存废问题,并由此涉及到贪污贿赂犯罪刑罚在立法和司法上层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因此我们需要采取更为严格和科学的刑罚缓解贪污贿赂犯罪高发的态势。     

论我国限制死刑目的下的刑罚体系的改革

在刑罚体系中,死刑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刑种,它以剥夺犯罪人的生命为内容。人死不能复生,因此死刑不存在事后补救的问题,这是死刑区别于其他任何刑罚的非常性和特殊性所在。另外,死刑的执行是对生命权的剥夺,是涉及最根本人权、触及最深层人性的问题,这决定了死刑的刑法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它单纯作为一种刑罚种类的功能。因此,死刑的限制和废止不是刑罚结构中单一刑种的微调,而必然要依靠整个刑罚体系的变革来推动。     

我国死刑立法技术对刑罚效益规律的误读

我国死刑的立法技术实质上扩张死刑,形式上却隐藏死刑总则以貌似限制死刑的法文,放宽死刑适用条件;分则以罪名变更、罪状重组的方式,使死罪数量明减实增;死刑个罪或扩大罪状外延、缩小其内涵,以扩大覆盖面,或以援引、分割、转化、竞合的方式隐藏死刑。扩张死刑源于对刑罚效益规律的误读,降低了刑罚配置的整体效益;隐藏死刑源于轻刑化的外围压力,降低了死刑自身的效益,最终陷入了死刑＂越限制越泛滥＂的怪圈。     

死刑与刑罚制度的完善

完善刑罚制度要树立人道主义观念和正确的刑罚正义价值观。我国在完善刑罚制度特别是在对待死刑问题上 ,应该破除对严刑酷法的迷信 ,正确认识死刑的利与弊 ,逐步废除不人道的刑种 ,建设更加文明化的刑罚制度。     

浅议我国死刑政策及其发展趋势

在中国的刑罚历史上最悠久、最残酷的刑罚方法是死刑。死刑是我国当代刑法所规定的一个重要刑种，也是现代刑法理论研究和国际刑法所关注的一个热点和焦点问题。死刑存废之争是个历久弥新的问题。对死刑存废两派的观点筒要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两派争论所植根的价值取向与前提基础并不相同。当今我国死刑政策之制定必须以国情为基础，对于改善我国死刑政策的现状，不是单纯地提倡保留或者废除死刑，而是重点关注死刑政策的改革发展之趋势。     

死刑替代位阶上无期徒刑的改良

死刑替代措施就是在不适用死刑的情况下应该采取的、用来代替死刑的刑罚方法。死刑替代措施应以现行刑罚体系为基础．以废除或限制死刑实际适用为前提进行考察．选择能够直接担当“最严厉”法定刑角色．保持足够的威慑力的刑种。死缓不是刑罚种类意义上的死刑替代措施：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不符合“人总是可以改造的”的基本理念：无期徒刑是中国刑罚体系中仅次于死刑的刑种．蕴含有较强的威慑力．通过适当改良。能够产生足够的类似于死刑的威慑力。由于死刑制度的反人权性和反价值性．从应然层而看．死刑应当被替代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其重要性也是非常大的。     

合理限制死刑：和谐社会法治建设的必然趋势——中英“死刑适用标准及死刑限制”学术研讨会综述

死刑是刑罚制度中最古老且最严厉的刑罚手段，自古以来，“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就是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然而，在人类走向文明社会的今天，死刑却以其残酷性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质疑。当今世界，已经有124个国家和地区完全废除或者实际上不再执行死刑。近年来，在我国刑事法学界的大力推动下，减少和合理限制死刑的适用，逐步废除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正逐步在立法、司法和学术界形成共识。     

死刑替代措施:一个需要警惕的刑法概念

死刑替代措施是指在废除最严重犯罪的死刑后所采取的替代死刑的处罚方法。目前,我国学者大多以完善我国的刑罚结构、削弱民意对于死刑废除的反对情绪、借鉴其他国家废除死刑的立法经验为依据,构建相应的死刑替代措施理论。但实际上,我国现行刑罚结构在立法上并不存在"生刑过轻"的问题,因此,死刑替代措施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并无存在的根基;死刑替代措施也非削减公众反对死刑废除情绪的最佳方法;国外的立法经验并不能成为我国刑法必须设立死刑替代措施的根据。     

浅议我国的死刑立法及其完善

死刑,即生命刑,是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方法,以剥夺人的生命这一不可恢复的权利的形式,来实现刑罚目的。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看来,其本身就说明了死刑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与必要性,也说明了死刑在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不可否认的作用。然而,我们不能片面地只看到有利的方面,而忽略死刑今天的不当适用所产生的负面效果。我国死刑的立法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有悖于历史发展和国际社会主流趋势的发展。因此本文在分析我国死刑立法状况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进行了客观评价,提出了我国死刑立法中的不足和完善措施。     

论刑罚的目的及其实现

本文厘清了刑罚目的与刑罚的属性,刑罚目的与刑罚的功能,刑罚的目的与刑罚的本质等范畴的关系;揭示了刑罚目的的内容即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阐释了刑罚目的的实现与刑法立法的关系;围绕着刑罚目的的实现提出了现行刑法存在的缺陷并提出了完善的建议;还就刑罚目的的实现与刑法司法的关系进行了阐述。     

实现公正：废除财产型犯罪的死开——兼谈刑法的谦抑性

根据刑法的谦抑性,从刑罚的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不同角度,对以经济利益为目的,没有涉及到人身权利的财产型犯罪,包括经济犯罪、侵犯财产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的死刑不符合刑罚的价值及谦抑性要求,应当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