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公民教育思想

《政治学》是典型的残片断牍，但仍不失伟大，它以讨论教育而终结。本文试图以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方面的思想做切入点来分析其“至善论”主张，原因如下：公民教育与理想城邦构造密不可分；公民教育是实现善治之手段，没有“哲学王”，掺杂兽性的人如何治理好城邦？公民教育寄托了亚氏一种现实思考。在阐述亚氏的教育思想之后，本文对亚氏的关于国家伦理的温和“至善论”主张作出分析与论证。     

论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正当

亚里士多德在考察政治与自然的关系时,没有将二者对立起来,而是认为自然正当就是城邦生活的一部分。亚里士多德这一观点的基础在于,他认为人按照其自然本性是政治动物,他们必须生活在一种政治共同体之中,"人生而是政治动物"。人作为政治动物就意味着,人类有义务根据自然正当来实现善的城邦,这种善是自然正当理论的最终使命。     

法的正义观与自由人的全面发展——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正义观的比较

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正义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上，主要侧重于法律方面。而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对正义问题的解答则体现在最后的“自由王国”中。在这两种不同正义观的解释中，亚里士多德主要侧重于“衡平”的思想方法和城邦的至善生活上，而马克思则侧重于自由人的全面发展上。尽管这两种不同正义观，在手段和方法上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从认识正义和实现正义的角度上来看，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思考正义和提出实现正义的方法，以此指出社会发展的出路以及解决人的存在问题。     

对亚里士多德友爱观的思考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用了两卷的篇幅来论述"友爱"这一概念,由此可以看出在道德伦理生活中,"友爱"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亚里士多德认为友爱即德性的一种,而且它是生活最必需的东西之一,友爱还是把城邦联系起来的纽带。亚里士多德关于友爱的论述立论持平、深刻、扼要又易实践,对于我们更好地处理社会人际交往、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德性政治与秩序正义——柏拉图正义理念解读

在《国家篇》中,柏拉图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选择从城邦的起源出发探寻城邦正义的路径,寻求构筑城邦正义的伦理基础,然后通过阶层正义的有机结合来践行理想的城邦正义,凸显出其鲜明独特的正义品性,进一步拓展了我们对"什么是正义、怎样实现正义"的认识。     

马克思实践观和亚里士多德实践观的比较研究

亚里士多德对实践的探讨在真正意义上开创了西方实践哲学的传统。一方面,他继承并发展了苏格拉底的伦理化的实践观,把个人伦理和公共政治视为实践的外在表现;另一方面,他从形式和质料的角度出发,认为思辨是实践的深刻内涵和本质所属。马克思结合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和创制,把实践引入社会生活领域和历史领域,从而通过实践实现了人和世界的现实的和历史的统一。通过对二者实践观在目的、价值取向、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这三个方面的比较,可以得知马克思的实践观是对亚里士多德实践观的超越。     

亚里士多德公民身份思想的政治实践维度初探

亚里士多德的公民身份思想是一种救世学说,其政治实践维度表现在基于公民的美德积极地参与城邦公共生活。公民德性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具有政治可欲性,参与行动是公民德性展现的最佳方式,通过必要的手段培养公民美德是公民参与行动的内在要求。幸福生活、良法之治、公民美德是公民参与行动的三个向度。基于公民德性的参与行动是维护城邦和谐稳定的基石。公民的自制美德、友爱美德、明智美德使公民的参与行动更加有序规范、符合正义准则,可以有效维护城邦稳定,确保城邦持久繁荣。     

正义城邦构想幻灭的认识路径分析

古希腊人一直坚持着关于正义的信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阐述了正义是理想国家的总体原则的思想,并建构了所谓正义城邦。正义城邦从一开始就具有虚幻性,注定要走向破灭,正义城邦理想的幻灭,与现实城邦的解体同步。对正义的神圣幻化和极端化,是对国家和政府的否定;而国家和政府的过分世俗化,是对正义的否定,同样将导致正义城邦理想的破灭。世界帝国、永恒正义、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正义城邦幻化与破灭的具体认识路径。美好公平正义社会理想不同于虚幻的正义国家梦想,应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构想。     

析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他从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奴隶制城邦处于崩溃状态的现实出发,提出了挽救奴隶制的政治主张。他的政治思想内容丰富,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亚里士多德军事伦理思想探微

亚里士多德生活在希腊文明从发展的高峰转趋衰落的时代,独特的时代背景和他与亚历山大大帝的密切联系赋予了其著作深厚的军事伦理底蕴。其中,以荣誉、勇敢、价值等范畴为主要内容,对它们进行探析不但有利于丰富当下军事伦理思想体系,还有助于对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的完整理解,对当前加强我军思想道德建设也具有诸多启示。     

亚里士多德军事伦理思想探微

亚里士多德生活在希腊文明从发展的高峰转趋衰落的时代，独特的时代背景和他与亚历山大大帝的密切联系赋予了其著作深厚的军事伦理底蕴。其中，以荣誉、勇敢、价值等范畴为主要内容，对它们进行探析不但有利于丰富当下军事伦理思想体系，还有助于对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的完整理解，对当前加强我军思想道德建设也具有诸多启示。     

政府创新的不同版本

政治学中有一种传统——认为政府是一个官僚机构,它不仅傲慢,而且还有自己的利益。它也不过是一个“理性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将政体划分为“良政”与“恶政”。根据这样的认识,我们也可以区别两种不同的政府创新，即一般意义上的政府创新和打了引号的“政府创新”，前者为“好的政府创新”，后者为“不好的政府创新”。     

简析亚里士多德友爱论

友爱论思想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且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亚里士多德首先认为友爱是一种德性,是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他将友爱分为有用的友爱、快乐的友爱和善的友爱三种,并且着重强调了善的友爱是我们所应追求的。然而现如今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友爱危机也伴随而来。通过对亚里士多德友爱论的分析,能对我国转型期友爱危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同时也对我国新时期的道德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     

“三权分立”理论的历史演进及评价

“三权分立”既是一种政治理论,又是一种政治体制。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它主张把政府的立法、行政和司法职权分归相互独立的部门执掌,并认为这是遏止专制和滥用权力、维护人民自由的最有效办法。最早接触分权思想的是古希腊的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当时,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度正值繁荣时期。与东方的专制制度不同,古希腊城邦政治生活的中心不是帝王,而是     

论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及其对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把正义分为普遍的正义与特殊的正义,特殊的正义包括三种:分配的正义、矫正的正义和互惠的正义,而分配正义思想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制度建设中论述的核心思想,也是论述最多最为详细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关于分配正义的两种形式的划分,即按算数平等分配和按比例平等分配的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实现分配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有很强的借鉴作用.     

对“亚里士多德法治公式”的再认识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法治理论。传统的解释框架认为亚里士多德论述了法治的内涵、实施法治的根据与法治的具体操作,提出了法治理论完整而系统的体系,成为西方法治思想的源头。然而,这是对亚里士多德法治理论的片面性解释。必须从制度与价值观念两个层面来阐述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     

中西政治思想中的家国观比较——以亚里士多德和先秦儒家为中心的考察

家国关系是政治思想史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在轴心时代,亚里士多德和先秦儒家分别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家国观,并对后世的政治思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力辩国与家的差异,并在家国殊途的基本预设下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政体理论;与之相反,先秦儒家在家国同构的基本预设下以君主制为唯一的政体选项。在家国殊途的前提下,亚里士多德没有将家庭伦理转化为政治伦理,而是以朋友之间完善的友爱作为原型来思考公民间的关系;在家国同构的前提下,儒家将家庭伦理中的孝扩展到社会和政治领域,将忠孝作为君臣间的规范。只有合理地对家在政治中的作用予以定位,才能更好地推动政治的健康发展。一方面,应让家与国各归其位、各安其位,避免家国同构、以家拟国思维可能导致的流弊;另一方面,要在政治中为家留出适当的空间,充分发挥其政治社会化的功能。     

苏格拉底的哲学转向——“从天上到人间”

据西塞罗说,苏格拉底是第一位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的人。苏格拉底早年曾潜心研究自然哲学却无所收获,他意识到自然哲学理论及其探究方式本身缺陷众多,并且对自然的一味探究极大地挑战了城邦的传统伦理秩序,苏格拉底最后转向了对人事的研究。面对日渐衰败的雅典社会风气",人应该如何生活"成了他思想转向后关注的重点,他不断跟人对话省察,力图唤醒邦民走出道德麻木的状态,结果却是将自己置于了城邦的对立面,终是导致了不义的审判与自身的殉道。虽然苏格拉底身死在那个时代,但是只要属人的事物会延续下去,苏格拉底的属人的教诲就会一直延续下去。     

社会主义权力制衡与资本主义权力制衡

对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研究中,需要进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不同的政治体制的比较研究,弄清楚两者的共性和根本区别,这有助于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社会主义权力制衡对资本主义权力制衡的批判继承权力制衡不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也不会随资本主义社会的死亡而消失。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民主共和政体的城邦制度和当时的政治思想家的著作中,就存在权力制衡的痕迹。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已把政体分成议事、行政、审判三种职能。当时曾以有平民参加的民众大会来制约贵族会议的权力,规定贵族只能有     

试论亚里士多德划分政体类型的第三个标准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对政体类型进行了划分。他对政体类型的划分及其标准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后人却忽略了他划分政体类型的另一个重要的标准——法治，而法治对于政体及其类型划分又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