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理论视角下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分析

本文从＂软实力＂的视角就当前地方治理理论研究下我国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地方政府软实力的缺失,并提出系统提升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建议：培育地方特色文化体系和政府服务性公共理性,强化地方危机管理能力和加强与第三部门和公民的合作,并不断加强对外宣传,扩大与国外地方政府、社会团体的交流与合作。以期通过软实力的构建,提升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的治理能力,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刍议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研究是我国应对地方治理全球化、环境管理体制改革和两型社会建设的现实需要。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具有系统性,突出地体现为地方政府环境制度供给能力、环境公共监管能力、环境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和环境多中心合作共治能力等。目前影响我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的因素主要有地方政府环境责任意识,地方政府环境权能,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工具,府际环境合作,环境社会资本,企业环境责任和环境技术创新等七个方面。     

地方政府公共事务合作治理能力测评体系构建探究

建构科学的测评体系对推进地方政府公共事务合作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可以根据地方公共事务合作治理能力的本质属性与内在结构,借鉴相关理论资源,构建一个梯阶层级结构的测评指标,运用现代测评方法,从而科学测评地方政府公共事务合作治理能力。     

地方政府主导合作型治理：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视点

地方治理与和谐社会具备共同的哲学基础,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然而,地方治理在中国语境下有着特殊的含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长期以来关系不顺、地方政府之间的无序竞争十分严重、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发育不成熟等问题的存在,增加了社会的不和谐度,导致了我国地方治理实践的失败甚于成功。我国的地方治理有待在学习、反思和制度的演进过程中不断完善。构建地方政府主导合作型地方治理模式、强化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合作、培育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并努力获取其支持、规范地方政府的有序竞争是增进地方治理的有效途径,它们为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并指明了前进的路向。     

中国乡村精英治理模式的路径探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展开,以及乡村社会管理创新的实现,需要依赖政治素质过硬、具有开拓精神的乡村精英群体。纵观我国乡村精英的发展脉络,乡村精英的治理可以归纳为三种模式：即体制外精英治理、体制内精英治理以及体制内外精英的合作治理模式。体制内外精英合作治理模式在我国部分地区已逐渐形成,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果,但目前这方面的发展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体制内外精英合作治理模式应该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同时应明确内外精英的合作和制约关系。国家要加快相关体制改革,为体制内外精英合作治理的实施＂扫清障碍＂。     

数字政府治理能力提升路径探析

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政府治理能力，既是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抓手。我国数字政府治理能力稳步提升，从中央到地方、从试验到运行、从管理到治理，形成了数字政府规划逐步出台、数据管理部门逐渐成熟、依托企业实施管运分离的发展格局。但是，当前我国数字政府治理能力提升依旧面临着建设内容供需匹配难、数据开放共享程度低、专业技术人才保供难、信息孤岛现象较严重等一系列挑战。未来，要从优化数字政府治理的顶层设计、运用数据治理推动数字政府治理能力提升、完善数字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制度保障等方面着手，持续为数字政府治理注入新动能。     

公安部门治理邪教违法犯罪基本方略

邪教的＂邪＂指其反政府、反社会、反科学、反人类的反动本质;邪教的＂教＂指被其篡改、歪曲了的宗教。新时期邪教在我国滋生蔓延趋势是由于人们的社会认同出现了危机、市民社会发育不成熟、地方政府治理力不够和国际因素的影响。治理邪教违法犯罪需要公安部门根据邪教违法犯罪的新情况、新特点,厘定＂领导作用与职能作用＂的关系以提高应对复杂局势的能力,厘定＂防范与打击＂的关系以提高预防和处置能力,厘定＂违法与犯罪＂的关系以提高公正文明执法能力。     

政民协作下的社会管理创新——兼评《南京市治理条例》的重要价值

创新城市管理模式是对社会发展的回应,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创新社会管理模式的一大要求。而政民合作是新时代背景下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选择。遵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为核心的城市治理理念,2012年,南京市结合多年＂大城管＂改革实践,充分发挥地方立法的主动性、积极性,制定《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作为其城市治理的＂小宪法＂。条例中诸多闪光点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南京市城市治理的水平,也为国家今后的顶层设计和地方的城市治理立法提供了借鉴。     

城市绿色治理中的地方政府决策困境与路径突破

推进城市绿色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地方政府作为城市绿色治理的政策供给者,其决策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城市绿色治理质量的优劣。新时代下,我国地方政府决策环境有了较大的改善,但还面临着核心价值理念游离、信息技术效果不彰、公民参与效度不高、协调合作能力不强、制度建设尚不健全等困境。为此,地方政府需从树立正确决策观念、发挥信息技术优势、构建合作治理机制、拓宽公民参与渠道、健全政府管理制度等方面入手,有效破解难题,让城市绿色治理真正有效运转起来。     

大数据时代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机遇与挑战——以广州市为例

大数据是一把双刃剑,给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带来重要机遇: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科学决策能力、提升精细化社会治理能力、提升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等,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少挑战:大数据治理理念缺乏、大数据安全存在风险、大数据技术和数据技术人才匮乏。因此,大数据时代为增强政府治理的能力和效果,必须大量配备专门的大数据人才。     

“犯罪人心理“与“犯罪心理“辨析

"犯罪心理结构"之争,已经集中在"犯罪心理"或"犯罪人心理"这个焦点上.反对"犯罪心理结构"者认为,犯罪心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犯罪人心理在很多方面(甚至一切方面)同守法公民没有区别.因此,犯罪心理学实际上是一门研究"犯罪人心理"的学科.这是一种违反逻辑的、必将导致取消犯罪心理学的推论.     

《徽州女人》中“井”与“蛙”的象征艺术

《徽州女人》借助系列物象,积极使用象征艺术,"井"和"蛙"是系列物象中的两个代表。"井"之象征物象,不仅给主人公"女人"提供了活动平台,而且象征着她处境的封闭,生活的单调,思想的守旧;"蛙"之象征物象,类比"女人"形象,预示着其前途的暗淡和命运的忧伤。象征艺术的积极使用,提高了剧本的艺术表现力,增强了剧本的文学性。     

村委会选举中海选与直选

厘清了村委会"海选"与"直选"的定义,阐述了二者的区别与联系,并联系村委会换届选举实践,分析"海选"与"直选"的利弊.总体而言,海选更能体现民意,更具发展前景,但实行"海选"必须具备一定条件,要加强引导,避免负面影响.     

电子政务的"位"与"为"

我国电子政务建设进程中存在着"电子"与"政务"定位不合理的问题,这必将导致电子政务的职能和作用不能充分体现出来。正确理解电子政务的本质,摆正"电子"与"政务"的关系,改革政府机构的管理模式,将是现阶段发展电子政务的关键。     

“贫”与“富”的辩证思考

贫困与富裕是一对古老的矛盾,贫困与富裕的矛盾处理得好,国泰民安,欣欣向荣;处理得不好,危机四伏,民怨四起。我国目前的区域贫困和部分贫困,已构成了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瓶颈,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必须充分认识"贫"与"富"的辩证关系,全方位建立由"贫"到"富"的长效机制。     

"全球化"语境中的"世界文学"探讨

由于歌德这个“世界文学”的肇始者并没有对“世界文学”进行界定，而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对“世界文学”的具体内涵做出说明，从而导致后世研究者关于“世界文学”提出了各种看法和主张。在一个“世界性”与“民族性”分别都需要重视的“全球化”时代，我们需要拥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抓住机遇，努力建设“民族文学”。     

“范式”应纳入法律逻辑课的教学内容

为增强学生运用逻辑知识解决公安司法实践中的逻辑问题的能力,我们应对现行法律逻辑教材内容进行补充或修改,增加一部分数理逻辑知识,把"范式"纳入法律逻辑学的教学内容.     

青春创业行动的"四轮马车"模式研究

“青春创业行动”是一项以激励青年创业、帮助青年就业再就业为主要内容的工程,文章对“青春创业行动”的“四轮马车”模式做了分析和研究。     

标准之争，抑或观念之争？——对“客观真实论”与“法律真实论”之争的冷思考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都不是刑事证明标准。“客观真实论”与“法律真实论”之争是关于诉讼认识的观念之争 ,而不是关于刑事证明的标准之争。两者虽然在表面上就刑事证明标准展开了争论 ,但其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 ,学界将两者之争视为刑事证明标准之争的看法是一种误解。我国传统证据理论对刑事证明标准的错误概括以及对证明标准的主观性的忽视甚至否定 ,是这场讨论并没有真正涉及刑事证明标准的主要原因。     

"摹仿说"与"观物取象说"辩析

吉希腊哲学家、文艺理论家亚里士多德提出“摹仿说”,认为艺术源于对现实生活的摹仿,文艺是摹仿的产物,摹仿是艺术的特征。我国古代哲学经典《易传》提出“观物取象说”,认为艺术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是对现实生活的“观物取象”,两者在关于艺术起源、艺术构造和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上有着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