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关于土地革命的探索

毛泽东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通过一系列的农村调查，在初步了解农村阶级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基础上，提出土地的没收与分配的政策，实行土地革命。然后又通过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制订《分田临时纲领十七条》，在不断的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在理论上加以总结，制订了《井冈山土地法》。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关于土地革命实践与理论的总结，虽然并不完善，却为中国土地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共产国际试图影响孙中山接受“土地革命”战略的努力与失败

以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为基础，共产国际提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的民族革命同时也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并制定了以“分配土地”来发动农民参加革命的“土地革命”的战略设想。共产国际以国民党改组为契机，重新解释三民主义，试图修改国民党党纲，造就一个“革命的雅各宾”国民党来实行土地革命，同时要求中共和苏俄的驻华代表推动孙中山和国民党实行“土地革命”战略。对此，孙中山国民党不赞成激进的“分配农民土地”的办法；中共对于用“没收土地”的激烈方法来组织农民参加革命准备不足；共产国际的“土地革命”战略设想也不尽符合中国实际。共产国际试图影响孙中山接受“土地革命”战略的努力归于失败。     

党的五大与“八七”会议比较研究

1927年,党的五大和"八七"会议先后在武汉召开。这两次会议召开时间相隔不长,虽然内容不同意义也不一样,但有很多相通和关联的地方:五大是基本正确认识土地革命的思想转变点,"八七"会议是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发起的实践转变点,它标志党的重大战略实现转变;"八七"会议又是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政策转变点,中共从此开创苏维埃政权。五大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土地革命政纲,首倡土地革命的口号;"八七"会议首次把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确定为总方针,并与建立红色政权相结合,贯穿整个土地革命全过程。两次会议的"议决案"等,都是记录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重要文献。有了五大的铺垫,成就了"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里程碑式的意义。     

瞿秋白与罗明纳兹

在１９２７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罗明纳兹作为共产国际的全权特使来到中国，此时，瞿秋白作为陈独秀的继任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们领导召开了八七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把我党的斗争历史从国民革命阶段推到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们又共同犯下了“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令人痛惜的损失。罗明纳兹与瞿秋白在合作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领导与服从、“钦差大臣”与无法避免的教条主义者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盲目指导与中国党对共产国际的盲从。     

中央苏区时期的文化宣传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中央苏区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纲领用苏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通俗易懂的语言文风宣传普及,使之成为苏区革命群众生机勃发的创造性的革命斗争实践。这形成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宣传,唤醒了广大苏区群众的革命觉悟,对组织发动苏区群众、武装苏区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反＂围剿＂斗争和苏区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仍有借鉴意义。     

革命文化与客家文化关系论析

客家人与土地革命关系密切。客家人聚居地是土地革命的重要发生地,客家人是土地革命的重要领导者和参与者。客家人参加革命,除了经济、政治的原因外,还有文化上的原因。客家文化是革命文化的重要源泉,革命文化对客家文化进行了更新与再造。客家文化与革命文化的相互影响和融合,成为土地革命在赣南、闽西等客家人聚居地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客家文化为土地革命提供了众多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客家文化积极加以传承和发扬,对客家文化中偏移革命意识形态的部分加以更新和改造,赋予其新内涵,并吸收古今中外其它有益的思想资源,最终形成革命文化。     

毛泽东在水南的统战宣传实践及启示

统战宣传历来是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部分,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方法。做好统战宣传工作对于凝聚人心、统一思想、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推动统战工作全面开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土地革命时期,革命的战火延伸到了吉安,在吉水水南这块土地上,进行了革命的"围剿"与"反围剿",毛泽东亲临水南,进行革命工作的指导,进行了统一战线思想宣传的切身实践,最大范围地凝聚了人心,汇聚了力量,让水南系列战斗频战告捷。跨越时空,水南的统战宣传经验对今天的统一战线工作仍有较大的启迪和现实意义。     

试论罗亦农是反盲动主义的重要代表

罗亦农是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不少通用版的中共党史一般认为，罗亦农与瞿秋白一样犯有严重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事实上，罗亦农认为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失败后，土地革命策略应转变为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建设苏维埃政权，准备暴动而不是“马上暴动”，这是反对盲动主义的。罗亦农的这些论断得到党中央的认可、采纳和推广。如果说瞿秋白是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主要领导人的话，那罗亦农则是一线革命斗争的主要领导人，是党中央与毛泽东等一线指战员的联络部。那时的“盲动”现象存在于个别地区而不是存在于中央，存在于个别暴动而不是所有暴动中。长期被指责为“盲动主义”的十一月扩大会议，并没有形成一条“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罗亦农的反“盲动主义”，正是中央领导集体反对包括盲动主义在内的各种机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瞿秋白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瞿秋白和陈独秀两位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者,对于中国革命的一些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比如革命领导权问题和农民问题。在这期间,瞿秋白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做出了坚决的批判和斗争。     

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农民土地权力的探索

土地革命初期没有确定农民土地的所有权,影响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决议土地改革后,不禁止土地买卖和出租。毛泽东同志在1931年2月依照中央上述决定,在给江西省苏维埃的信《民权革命中的土地私有制度》中,全面阐明关于确定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各项政策界限,最后说明从这一变化中受到的启示。     

王稼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没有止境的曲折历程,王稼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王稼祥经历了三个实践探索阶段,理论不断升华。在初期探索阶段,王稼祥模块化的学习与运用苏联的革命理论,但是,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与理论固有范式的破除,王稼祥不仅进入理论跃升阶段,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理论给予科学阐述,而且在以后的实践中,不断完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论杜亚泉理性的政治思维

杜亚泉是"五四"文化论争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因为主张"文化调和论"而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学界对杜亚泉的关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他与陈独秀的文化论战或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上,即主要是他的文化观。对于他的政治思想,却少有论述。杜亚泉理性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他的国家观、政治革命观、共和政体观和理性的政治思维。从杜亚泉对国家的分析,对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区分,可以得出杜亚泉是一个理性的、现实的政治思想家,他的政治革命与共和政治思想以及理性的政治思维,对我们今天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仍然有重要意义。     

长征时期我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及其运用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期,尤其在四川境内时,是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时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方针政策,形成了我们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雏形,为以后这一理论的最终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学习型政党建设思想述要

在民主革命时期,提高党的思想理论素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领导中国革命以及事物的不断发展变化,要求党必须学习;每个党员都应该把学习当做自己的责任,对一般党员要施以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使其做一个好的党员。对于在职干部要分层次和类别施以不同的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端正学习态度,以身作则,老老实实地、理论联系实际地学习;同时建立健全学习制度,将党员自学和组织学习有机结合起来,相辅相成。     

毛泽东工农联盟思想的形成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

工农联盟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这个＂农民国度＂里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在找到并确认＂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革命新道路之前,毛泽东也曾受到＂城市中心论＂的影响。在中国革命的重心从城市向乡村转移的过程中,毛泽东积极探索并正确处理好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逐步形成和完善了工农联盟思想,最终催生了中国革命新道路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始于井冈山。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以来，就开始经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但这个“结合”的过程，不能简单地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中国化“开篇”的界定应有两个尺度、“化”出两大成果：一是实践成果——开创出一条中国革命新道路，二是理论成果——创造出一个中国革命新理论。“开篇”的核心和主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走出一条有别于苏俄模式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井冈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篇”的发祥地。井冈山时期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初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奠基石。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山祖。     

论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李大钊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也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开拓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强烈的爱国主义、坚定的社会进步思想和鲜明的民本思想相结合,是李大钊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因素,由此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中国化的基本立场.从时代要求出发,历史地(实践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以及辩证思维的科学方法,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基本的思想方法.建党后,李大钊在革命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得出了许多重要的认识,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道路.     

土地租赁论

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已成为事实,但如何有偿取得土地使用权?依《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9条规定,分为土地使用权出让、土地租赁、作价出资或者入股三种方式。实践中往往采取以土地使用权出让为主,土地租赁为辅的模式,但是从土地使用权出让理论的形成历史以及其他国家的法律规定来看,土地使用权出让就是土地租赁,我国应在今后的立法中抛弃土地使用权出让的理论,采用土地出租的理论,避免重复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