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生于随州传说考

西汉著名古文纾学家孔安国将伏羲、神农、黄帝列为三皇,将少吴,颅顼、高辛、唐尧、虞舜列为五帝。东汉班固,西晋皇甫谧、南宋郑樵等不少学者都采用了这种说法。曾经向孔安国从师问教的司马迁虽未采用这种说法,但是《史记》也承认黄帝是继炎帝之后而兴起的。传说中神农氏炎帝的存在并且曾有很大社会影响,这在古代是为人们所公认的。现今对于神农氏炎帝兴起的地点,却有不同说     

伏羲女娲与我国南方诸民族

古文献多追溯到三皇五帝,其说起自晚周。司马迁依据《世本》、《大戴礼》,以皇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以太昊(伏羲)、炎帝(神农)、黄帝、少昊、颛顼为五帝,不及三皇。谯周、应劭、宋均等同此说。孔安国、皇甫谧等则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为五帝。这些说法,颇有分歧。班固世纪始太昊不记年。《韩非子·显学篇》有纪年,从尧舜至周末三千余岁。《古本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路史发辉》同。《春秋命历序》根据殷历:“黄帝十世,少昊八世,颛顼九世,帝喾十世”,世数更多。从目前考古资料来推断,大致所谓三皇、五帝之间,至少经过三十至四十世之多,可能到一、二千年之久。     

隐士的由来——《中国古代的隐士》

隐士也叫"幽人"、"逸士"、"逸民"、"高士"等,《后汉书》有《逸民列传》,《晋书》、《唐书》、《宋史》、《明史》等都有《隐逸传》,《南齐书》有《高逸传》,《清史稿》有《遗逸传》,嵇康、皇甫谧有《高士传》,袁淑有《真隐传》,称呼不一,写的都是同一类人.     

论南朝三大家对东晋陶潜之评价

陶渊明作为东晋的重要诗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陶渊明的文学成就并非一开始就受到学界承认．他的作品在不断地被读者接受和阐释的过程中，几经忽视、怀疑和肯定。而这一现象在陶潜去世后不久的南朝表现得尤为突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陶潜只字未提，钟嵘在《诗品》中只把陶潜诗作评为中品，萧统则给予陶潜以极高的评价。刘勰、钟嵘、萧统对陶渊明的不同态度。更多的是受社会人文环境、政治气候、阶级立场和个人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影响，文学作品必须在读者的参与下才能赋予其生命与价值。正是有了不同读者的不同解读，才造就文学作品的多姿多彩，这也是陶潜文品能够不断焕发出生机之因缘所在。     

萧统缘情考

中大通三年，王筠在悼文中提到萧统的文学观：“吟咏性灵，岂惟薄伎；属词婉约，缘情绮靡。”这段话很少引起人们注意，人们多以典雅作为萧统的审美理想，并与萧纲的文学思想相对立。如果联系《文选》所录“情赋”、情诗，以及萧统的诗歌创作，我们可以看出萧统还有缘情的一面，那就是对艳情的关注和肯定。     

从唐勒赋的出土论宋玉散体赋的真伪

战国时期楚国屈原学派诸骚人中,除屈原外,作品流传下来最多的就是宋玉。《汉书·艺文志》著录宋玉赋16篇,但篇目已不可考。现存宋玉赋仅13篇:王逸《楚辞章句》载《九辩》、《招魂》;萧统《昭明文选》载《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另有《九辩》五章,《招魂》);无名氏的《古文苑》载《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严可均所辑《全上古文》则据《文选》31卷江淹《杂体诗》注引《宋玉集》之文字,删《舞赋》而增《高唐对》。     

班固史学思想新探

班固《汉书》首创记传体断代史,扩大书志范围,详载少数民族,邻国历史,保存大量丰富、生动的古代史料,这些使它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以至汉以后历代史家,多有沿遵其体,撰作新史的。但对《汉书》的内容及其所体现出的作者思想倾向,却自来受到人们的批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西晋学者傅玄,他一方面从作史的角度,对班固多有好评,尝说“观孟坚《汉书》,实命世之奇作”;但另一方面,又对之尽力贬抑,以其所作“让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刘知几《史通》引),不足称道。此后,范晔在《后汉书·班固传》中也有相类似的表述,所谓“彪、固讥(司马)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无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傅、范两人对班固其人其作的这种批判,规范了后世不少     

班固美学观初探

班固是东汉前期声名赫赫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虽然没有写下专门的美学著作,但在他撰集的《白虎通义》、《汉书》以及《两都赋·序》、《典引·序》和《离骚·序》等著名序文中,对文艺美的本源以及文艺批评的标准等问题,都有所论及。他的美学观作为东汉一代官方美学思想的代表在社会上具有相当影响。因此,研究他的美学观,既有助于了解东汉期间美学思想斗争的概况,也有助于了解东汉的文坛艺苑歌功颂德之作泛滥成灾的历史背景。本文不揣浅陋,仅就班固的文艺本源论、文艺批评标准观作以下探讨,以就正于专家学者。(一)“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文艺本源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楚辞评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和研究,大致可分为魏晋和南北朝两个阶段。魏晋人学“骚”、拟“骚”者不乏其人,但无突出成绩,亦少精到或警策之语;至南北朝,评“骚”、拟“骚”又显活跃,诸家言论,有誉有毁:誉者视《离骚》为“奇文”,赞曰:“屈平联藻于日月”;毁者将屈原视为“狂人”或“轻薄”之人,认为其死不足惜。无论是誉是毁,是对是错,在历史上均产生过一定影响。今天,随着楚辞研究领域的扩大和深入,对于这个历史时期楚辞研究的情况,有必要加以全面、系统地搜集和梳理,以便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的估价。魏晋人论及屈原并有所评价者有:曹丕、刘毅、挚虞、谢万、陆云、曹摅、皇甫谧、葛洪、陶渊明、萧统等。     

《西游记》对佛道典籍的袭用现象

《西游记》有大量诗文和情节是袭自佛道典籍。通过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可以判断《西游记》的主旨不是阐扬佛教。《西游记》作者对道教内丹学比较熟悉，对佛教则了解不深，极有可能是位文化程度不高的道教内丹学家，而不可能是位治学严谨的佛教徒。     

说“官箴”“私箴”——兼及《文心雕龙》与《文选》对箴文的评录

＂箴＂可分为＂官箴＂＂私箴＂两类。依箴谏对象的不同,官箴又可被分为君主箴、皇族箴、百官箴三类;依表达方式的不同,私箴可分为咏物箴、言志箴两类,这样的次类划分较全面科学地概括和反映了官箴、私箴创作的实际。而产生年代颇早的箴体,之所以到了明代才有了官箴、私箴的分类方法,是因为两类箴文既有统一的主题——箴诫,又有统一的底蕴——儒家思想。《文心雕龙》只认同＂官箴王阙＂类箴文,论述颇不全面,但却可见出刘勰辨体的努力;《文选》列＂箴＂一体,只选张华《女史箴》一篇,则与政治环境的变化、萧统的身份等因素相关。     

论赚钱──读钱锺书札记

历代史家几乎不约而同地会将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二者的异同优劣加以对比。《史记》因将项羽列入本纪，对汉武和景帝皆有贬词，并抨击酷吏，张扬游侠，所以历来被腐儒们诬为“谤书”；其中尤以《货殖列传》遭到非议最为强烈。首先反对的是班固的父亲班彪，他认为司马迁“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班固也讥讽《货殖列传》是“崇势利而羞贱贫”。北宋思想家李觏则谓司马迁“猖狂”，“闻道寡”，而大赞班固。 其实，班固生活在儒家纲常已经在《白虎通义》中趋于定型僵化的东汉时期，难逃重义轻利的思想窠臼，所以无论胆识，…     

从刘勰对赋的界定缺陷看赋文学的本质特征

赋是中国特有的文学形式。关于赋体的特征,历来是众说纷纭,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刘勰对赋的界定可以说最为全面,也最接近赋的本质。但刘勰的界定无意中将其外延缩小,为后世人们对赋文学基本特征的认定设置了障碍。本文在分析了历代学者对＂赋＂文学特征的讨论之后,结合后世赋文学的发展演变情况,认为＂铺排＂是赋最为稳定和持久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是所有赋文学的共性,基本上可以涵盖所有赋文学作品。     

班固董子思想献疑

古今理论界对董仲舒的认识 ,都来自班固。班固认为 :董仲舒是武帝首次《五经》考试的第一名 ,汉武帝曾采纳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武帝“立学校之官”、“举茂材、孝廉”都出自董仲舒 ,董仲舒在学术上还是汉代的“儒者宗”等。本文认为 ,这些都缺乏根据。     

刘勰不提陶渊明的原因试探

本文认为:陶渊明在南朝大多数人看来只是一个普通的玄言诗人,加之他和刘勰在哲学观、政治观及美学观几个方面几乎都严格地对立,致使刘勰也未能免俗,将陶渊明归入玄言诗派。刘勰本来就对玄言诗派颇有贬辞,对其代表作家孙绰、许询评价也很低,因此,在刘勰心目中,陶渊明就更不值一提了。这不能不说是《文心雕龙》的一个缺陷。     

论汉代辞赋家的牢骚

讽谏君王的大赋是汉赋正宗。然而，《吊屈原赋》、《长门赋》、《答客难》、《解嘲》、《归田赋》、《刺世疾邪赋》等这些抒写政治牢骚的名篇影响不小。汉代辞赋家的牢骚，大抵生发于作者才能压抑、生活困顿，以及社会的小人得志、用人不公，揭露了封建帝国盛世的阴影和末代的腐朽。汉代第一个发牢骚的辞赋家是贾谊，最后一个是赵壹。贾谊在文帝二年被守旧派排挤，担任长沙王太傅，在赴任途中过湘江时“为赋以吊屈原”①；赵壹的《刺世疾邪赋》作于熹平二年。②辞赋家的牢骚首先是政治才能被压抑，也就是“士不遇”。因为大臣谗害而文帝疏远…     

读箴记言

古人有箴文，其内容是属规劝、告戒的性质，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铭箴》篇中所说，“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箴石也。”若从文体而论，除少数韵文外，大多可归之于散文之列。我之所以爱读箴文，原因有二，一是觉得箴文命意典雅，气势宏伟，是道德之规范；二是从读箴文中，既能见作者胆识之卓见，又可辨识那个时代中君臣的情操修养与时政优劣。箴，有所谓“官箴”、“私箴”两类。“官箴”，义在补阙匡弼；“私箴”，义在自警自戒。这两类箴文中，都有千古名篇。载录于《左传、襄公四年》的“虞人之箴”，就是一篇最早最完整的箴文。刘勰说…     

试论史学与经学之分途

试论史学与经学之分途李金河我国的史学源远流长，自孔子修《春秋》、左丘明作《左传》始，经西汉司马迁著《史记》奠定了纪传体史书的基础，班固撰《汉书》立皇朝史撰述“正史”的固定格局。武帝以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都成为儒家经学的一统天下，史学亦完全附翼于经...     

魏晋六朝时期“佚史”书志的编纂

魏晋六朝时期是我国史学发展的重要阶段,肇自司马迁《史记》“八书”,后为班固《汉书》“十志”所因循完善的书志体例,在这一时期也得到充分的发展。《史通·书志篇》云:“原夫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名目虽异,体统不殊。”在这里,华峤以下,均是魏晋六朝史家,他们的著述都已散佚,其所撰书志更名曰典、录、说,还有易名曰记,或仍以志为名的。但后来有的论者,由于对大量散失的史著(佚史)缺乏应有的重视,或是揣摩不周,只注意到今存可据的史著,如二十四史书志编纂     

《荀子》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近年来《文心雕龙》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各方面的研究已逐渐深入，但也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如《文心雕龙》的思想渊源就属这种薄弱环节，《周易》、道家以及佛学对刘勰的影响，已有少数论文可见，但还有许多家对《文心雕龙》的影响，迄今尚无一篇论文发表。著名《龙》家牟世金先生在《文心雕龙》研究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著作绝少涉及刘勰的思想渊源问题，他甚至不大同意这种做法，称这种做法为“查三代”。刘勰是个佛教徒，以此定成分，他属于唯心的一族。但通过“查三代”之后，必然得出他属于唯物的一族，因为他的思想，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