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商品的过度包装

当今市场上商品过度包装趋势愈演愈烈,这不仅误导消费者、损害消费者利益,更为重要的是浪费资源和能源、污染环境。本文分析探讨了商品过度包装产生的缘由及其所造成的危害,并提出了治理过度包装的相关方法。     

关于广告语构成商品包装、装潢要素的法律思考

商品包装、装潢作为一种商业标识,在竞争法意义上进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包装、装潢要素应具有可识别性,在网络和多媒体环境下,其要素范围不断扩展,不仅包括文字、图像等可视性传统要素,同样包括声音、气味等扩展要素。特定的广告语与商品相连,作为可识别性标志,其具有财产价值,应纳入商品包装、装潢要素加以法律保护。分析当前有关包装、装潢的立法现状和存在问题,对我国商品包装、装潢的反不正竞争法保护提出建议。     

王老吉与加多宝的红罐之争

2012年第一次交锋后,广药集团合法收回了我们熟知的王老吉商标.加多宝不甘示弱,又发起“红罐”包装的装潢侵权诉讼,最终变为互诉.王老吉与加多宝之争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商标许可使用制度及包装装潢权的热切关注.包装装潢权在法律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在目前的法律体系下,仅仅是作为知名商品的一种法益而存在,对其保护更多的是引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规定.本文以广药与加多宝“红罐”之争为例,展开对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相关法律问题的探讨.     

评加多宝与王老吉互诉产品包装装潢侵权案

加多宝与王老吉的纠纷并未在贸仲会的裁定及北京一中院的终审判决后平息,广药集团合法收回王老吉商标后,又与加多宝集团互诉产品包装装潢侵权,从而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商标许可使用制度及包装装潢权的热切关注。包装、装潢这一概念并不是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一项权利,而是知名商品所拥有的一项法益,在目前的法律体系下,对于包装装潢的保护也多借助《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规定,欠缺对其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保护。     

知名商品包装、装潢“特有性”的认定依据及方法

对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的法律保护应以其具有＂特有性＂为前提条件。在认定商品包装、装潢＂特有性＂时应考量非通用性及显著的区别性两个必备因素,并吸收作品＂独创性＂理论对包装、装潢的＂特有性＂进行准确认定。     

红罐之争,谁应胜出 试论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权与商誉的归属

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权的归属由于缺乏明确法律规定,往往容易引发争议,但通过对我国反不正当竞争相关法律或司法解释的研究,可以找到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权归属认定的依据和标准。根据这一标准来分析广药集团与加多宝公司之间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侵权纠纷案的焦点问题,评判双方观点对错。并且从红罐凉茶包装装潢的商誉角度,对于商誉和"王老吉"商标的关系、商誉与红罐包装装潢的关系进行论述。最后从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本质,即公共利益的角度,论证红罐之争司法裁判的重要意义。     

关于费列罗案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仿冒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的不正当竞争案件日趋增多,加大对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的法律保护势在必行.在最高人民法院已公布的保护知识产权典型案件中,意大利费列罗公司诉蒙特莎(张家港)商品有限公司、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元行销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提审案(下文简称“费列罗”案)尤显特殊,该案件在当时具有标志性意义,影响了社会公众和相关部门对知识产权法律规则的认识和理解.通过对该案件的分析,就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的保护提出了一些意见.     

知名商品特有包装的权利归属问题研究——以日本新近司法案例为视角

我国在认定知名商品特有包装的权利归属时,将知名商品的权利归属主体作为特有包装的权利归属主体,而知名商品的权利归属主体却难以认定,暴露出该做法存在不足；日本的新近司法实践表明,日本在认定知名商品特有包装的权利归属时,采用直接认定包装权利归属的认定路径,在认定包装的权利归属时,又采用“贡献原则”；由于我国和日本保护知名商品特有包装的法理基础都是混淆防止理论,因此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的上述做法,以弥补我国有关做法的不足.     

论侵犯知名商品包装装潢权的认定和救济途径

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了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的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的这种行为是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但是法律没有进一步阐述如何认定知名商品,如何认定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本文结合行政及司法实践案例简述认定的要件和基本原则。     

认定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的三个要素——“开口笑”诉“笑口常开”不正当竞争案评析

保护在先权利原则是知识产权法律的基本原则,也是诚实信用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体现。商品包装装潢目的在于使用,无使用则无商品标识权利,如使用在知名商品上且具有区别商品来源的显著特征,则将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权利。商品的知名与商标的驰名往往是互相依托的关系,认定知名商品特有包装装潢应考虑商标驰名因素。     

自制炸药包壳的爆炸规律研究

目的探讨同种材质的包壳受到不同量的炸药爆炸后的物理损坏程度及分布规律。方法采用相同材质包壳、不同质量的硝铵（密度0.6g/cm3）若干份进行实验,根据炸药质量和密闭塑料瓶包壳体积的比值（相对密度）建立横坐标,不同直径碎片质量为纵坐标做出工作曲线。结果在固定体积下的特定塑料包壳中,10g~30g硝铵炸药爆炸后,包壳碎片质量与炸药量存在一定的规律。结论本方法可用于推算一定范围内自制炸药爆炸的药量。     

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

经济全球化加速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并将继续影响21世纪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由于在资金、技术和经济管理等方面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已成为经济全球化最早的和最主要的推动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则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也为其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困扰。本文从经济全球化产生的根源和特征出发,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的设想。     

"原告就被告"原则的反思与重构——以当事人中心主义为视角

管辖制度决定着正义的分配,承载着诉权保障、司法公正与效率价值,管辖利益的争夺消极地反映为"管辖大战"。以当事人中心主义为视角,结合诉权保障理论重构一般地域管辖制度,对防止法院权限过大和地方保护主义意义重大。"原告就被告"原则有其一定的立法价值基础,但同样也面临着困惑和窘境。重构一般地域管辖制度既要赋予当事人选择法院管辖自由的最大化,也要重新定位效益价值,更要兼顾原告的管辖利益,以实现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平等保障。     

中国古代的“权力”理念——兼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体与法律

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价值观与西方确实有着诸多的不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将＂权力＂视为治国工具,而西方先人一开始就对权力充满戒心。本文分析了孟德斯鸠、魁奈等西方启蒙思想家和梁启超等对古代中国政体的认识,并引申出一个问题,即如何定义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中西不同的权力理念源于对人性认识的差异。先秦儒家认为＂人性善＂,对贤人始终寄予希望;先秦法家则认为＂人性恶＂,主张利用＂人性＂,加强君主的权力。西方先哲亚里士多德则坚持以法治限制人性,制约权力。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权是一个畏惧、荣誉、品德兼而有之的＂混合政体＂,中国的＂传统法＂是＂礼与法＂的共同体。     

浅论国际避税地法律制度的新模式

长期以来 ,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为维护本国的税收权益 ,通过国际经济组织的联合行动 ,采取种种法律手段 ,推行避税地对策税制 ,以图抵制传统避税地以低税或免税为主要形式的“有害税收竞争”。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一些欧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在坚持推行避税地对策税制的同时 ,先后通过修改税法 ,在本国境内实行税收优惠 ,大力吸引外资 ,发展本国经济。这些欧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所作所为 ,实际上已经使它们逐渐堕变为新型的“避税地”。这种避税地法律制度新型模式的产生和发展 ,不仅更加加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和税收权益的竞争 ,而且给构建一个公平、有序的国际税收秩序带来了重重的障碍。     

论我国技术转让法律制度的完善——以美欧在WTO相关诉告为背景

为遏制我国进一步发展,美国和欧盟相继在WTO起诉我国存在“强制技术转让”。在澄清国内法律与WTO规则相符性的同时,我国已意识到完善技术转让法律制度的内生需要与此次美欧起诉具有相关性:我国并未出台专门的技术转让法,有关措施散见于诸多法律条文而妨碍了制度的整体效用。此外,我国未全面利用WTO例外规定对发展中国家的保护,致使本国劣势企业负担过高义务。为创设公平的技术转让法治环境并避免发达国家滥用技术保护,我国需整合有关法律规范,修正过时规定,依据技术转让所涉的贸易和投资不同属性区别立法,并积极通过国际规则寻求优惠待遇。     

反垄断普遍主义法理论、法原则探究

反垄断法作为市场经济社会的“经济宪法,”维护近现代商品生产社会的市场经济秩序、“有效竞争”市场结构。在历经百年的反垄断立法和实践中,确立了“本身违法”原则、合理原则、域外适用的“效果原则”。我国反垄断法的制定,应科学借鉴反垄断普遍主义法理论、法原则,规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竞争关系。     

论我国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

界定前科消灭制度的概念,介绍国外关于前科消灭制度的规定,阐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关于 “前科”的体现,提出构建我国前科消灭制度的建议。     

我国“案例公布制度”的实证考察及其启示

自1985年起,最高人民法院采用《公报》的形式定期向国内外公开发布典型案例,以为下级法院在审判同类案件时"提供范例"。但"案例公布制度"并没有很好地实现指导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的初衷。目前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同案差异性审判、同案的重复性审判、案件的机械性裁判和地方法院各自统一法律适用标准等现象,这些现象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案例公布制度"自身存在的诸多制度性缺陷所致,因而需要在制度层面予以完善。     

诱惑侦查的程序控制

为应对日益严峻的隐形化犯罪的挑战,在过去二三十年间的侦查实践中,诱惑侦查得到了更多的应用.尽管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过程中,通过新增第151条的规定试图提升此类侦查手段的法治化程度,但由于法律规定的宽泛与模糊、司法处断原则的失当与片面,诱惑侦查适用过程中凸显出执法无序与司法失范的弊端.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在法律解释论层面,应当对合法性判断标准、适用对象、程序控制机制与违法制裁后果予以明确;在司法裁断方面,应当跳出"犯意引诱"与"机会提供"二分法的窠臼,基于我国特有的侦查权规制现状,采用控权最为严格的分离式混合模式,即无论是违反诱发他人产生犯意的主观标准,还是僭越客观标准,即侦查人员使用了过度且令普通人难以抵御的诱惑手法,均属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