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制度的规则系统检视与建构

看守所制度的规则系统具有形式上零散、内容上发展不平衡、演变滞后、规则内容和形式均相对封闭、演变方向明确的特征。产生前述状态的原因是看守所的地位不明确、基于犯罪是"邪恶的"的传统文化而产生的被羁押人员是"邪恶的"的认识、看守所制度规则的零散化和相对秘密化。看守所制度规则系统应当附属于刑事诉讼法的母系统,包括调整看守所和被羁押人员的关系、看守所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看守所和辩护人及诉讼代理人的关系以及保障看守所秩序的规范。这些规范在形式上表现为全国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为保障法律实施的各种解释、看守所的内部管理规则和外部秩序保障规范的三级规范。     

看守所的功能:信息控制与信息沟通——以中国刑事诉讼法的结构系统为视角

在中国刑事诉讼法的结构系统中,看守所具有信息控制功能且该功能一体两面地表现为对被羁押者信息沟通的控制和保护。信息沟通控制的目标是避免被羁押者的信息失真,信息沟通保护的目标是保障信息传导的及时与有效。秉承信息控制功能,看守所应当对司法机关、监督机构在看守所中获取信息,以及对当事人、辩护人的信息传递予以限制;对被羁押者无涉于刑事诉讼案件的信息传导,以及辩护人依法实施的信息沟通行为予以保护。     

盲点审视:看守所接受委托审查被羁押者通信制度论

看守所接受办案机关委托审查被羁押者通信制度是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之间的互助制度。该制度具有厘清看守所审查被羁押者通信的角色和地位、综合反映看守所功能、改善看守所与被羁押者的关系、推动看守所接受委托审查被羁押者通信制度规范化的价值;但也存在控制通信优位于保障通信、制度设计面临实施困难的弊端。应当明确委托审查的范围、委托审查的手续、委托的授权范围、委托后对通信的审查等内容,建构看守所接受委托后审查被羁押者通信制度审查报告义务制度、审查的责任承担制度、修改审查内容的通知制度。     

“被害人研究”在侦查实务界的实践与应用——对“三定侦查法”之“被害人研究”课题的探讨

刑事司法中,对被害人研究的关注早在我国宋代便有记载。"被害人研究"是"三定侦查法"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属于"定性质"范畴,并贯穿于整个"三定侦查"体系。被害人的研究意义体现在:一是可以推断案件的起因和背景,发现犯罪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相互联系,解读犯罪行为人;二是可以推断犯罪行为人的犯罪动机和惯技行为,为案件串并提供帮助;三是可以更好地预测犯罪行为人下一个最可能的侵害目标,对侦查破案及安全防范均有益处。被害人研究应该重视被害调查研究,重视被害预防研究,重视人才培养。     

刑事被害人“第二次被害”的原因及对策

刑事被害人的“第一次被害”源于犯罪行为人的犯罪行为，由于刑事追诉机关的工作方式方法不当和社会力量对其保护不够，刑事被害人还会“第二次被害”。适当改变刑事追诉机关的工作方式、方法，完善庭审程序，并正确引导社会力量加强对刑事被害人的保护是防治刑事被害人“第二次被害”的重要举措。     

刑事和解程序中的赔礼道歉及其功能分析

作为犯罪行为人悔罪思过方式的赔礼道歉,是刑事和解程序中的重要环节。真诚、自愿的赔礼道歉,有其基本的构成要素。源自犯罪行为人内心忏悔的赔礼道歉,具有补偿被害人心理损伤、安抚犯罪行为人自我良心以及重整社会道德尊严和法律权威之程序功能。在刑事责任承担的语境下,犯罪行为人赔礼道歉的动机复杂多样。在具体的和解实践中,犯罪行为人主动承认犯罪事实、自愿承担法律责任并决心改过自新,是确保赔礼道歉道德性的基本前提。     

关于逮捕条件再修改的探讨

逮捕条件的再修改,应当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区别逮捕和羁押,适当放宽逮捕的证据条件,严格控制羁押时限,建立健全轻微犯罪的审判前非羁押机制,建立健全被羁押人权利保障制度,抑制逮捕需求,同时与其他强制措施的修改整体协调,通盘谋划,保障逮捕三个条件的内在关联性,发挥逮捕其他两个限定条件区别不同性质犯罪、分流不同人身危险性程度的犯罪嫌疑人的功能,集中有限的司法资源打击严重犯罪,提高司法效率和司法公正,以实现社会安全状态下的低羁押率,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被害人量刑建议权的建构与被害人转化为犯罪人

以损害赔偿为基点建构的被害人量刑建议权,具有对犯罪行为人进行惩罚和对被害人进行赔偿救济及优先保护个人利益之功能,亦是有效修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手段。通过被害人量刑建议权的立法建构与司法保障,有利于预防犯罪人重新犯罪和被害人转化为犯罪人现象的发生。     

试析我国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

从国家层面分析,国家救济体系是指基于法律、政策的保障,对遭受破坏的社会秩序的恢复,其目的旨在填补社会成员遭受侵害之后合法权益的损失。在上述由国家财力支持的救济体系中,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则主要将帮扶对象限定为遭受犯罪侵害的刑事被害人,是指由国家主导并有统一立法,以缓解刑事被害人因受犯罪行为侵害而遭受到的困难、抚慰其精神创伤、减轻其合法权益所受到的损失为主要目的的救济制度。出于我国当前刑事被害人的巨大基数及保护现状,及早完善立法有着现实的必要性。     

结构系统与文化背景:看守所功能研究述评

看守所的功能研究可以归结为实然功能的揭示与应然功能的赋予,它分别反映了法律规范阐释者和立法者的研究立场。看守所功能研究者均有参酌国际标准和国际准则改良中国看守所制度的初衷,因论者研究前见的差异,看守所制度被归属的结构系统不一,对看守所制度是否应对既往刑事司法的消极后果担责判断不同,论者的研究结论大相径庭或名同实异。看守所功能研究的结构系统应当分别确定为宪法系统、刑事法系统、看守所制度系统,且该研究应当受到中国的犯罪文化、刑事法文化制约;该基点的确立或许有利于推动看守所制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看守所场域中被羁押者及其辩护人的会见运行探微

在看守所场域中,影响被羁押者及其辩护人会见权运行的显性因素是看守所,而看守所则受到监督机构、与其发生工作联系的司法机关、所处的中国文化圈、被羁押者及其辩护人的综合影响,故厘清看守所在会见权运行中的行动边界有利于促使其积极保障会见权行使。对被羁押者的会见要求,看守所应当转告;对辩护律师的会见,看守所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予以保障,同时不得安排辩护律师会见寄押的犯罪嫌疑人;一般辩护人的会见,其应当向看守所提交的手续包括审判机关、公诉机关许可其担任辩护人的文件、许可会见的文件以及身份证明文件,会见时的管理准用辩护律师的管理规范。     

浅谈被害人谅解行为制度的建构

被害人谅解行为是指被害人在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后，所作出的明示或默示的原谅行为人不向有关机关告发或者提出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建议的行为。被害人谅解行为与被害人的告诉行为、刑事和解行为不同。被害人谅解行为的主体为被害人，主观上必须出于自愿，对象为行为人，方式上既可以表现作为也可以表现为不作为，时间上必须在法院作出刑事判决之前作出谅解的意思表示。被害人谅解行为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应当发挥一定的影响，应当建立被害人谅解行为制度，将被害人的谅解行为规定为法定的从轻刑罚的量刑情节。     

试论犯罪被害人救助制度

犯罪被害人的救助制度有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给予被害人不同形式和不同来源的精神安慰和物质帮助,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平复或减轻犯罪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后果,是当今世界各国刑事司法政策和社会政策保护被害人的一个非常普遍的潮流。世界上许多国家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进行了犯罪被害人救助方面的立法。我国目前在犯罪被害人救助及保护方面还存在缺陷,因此有必要根据本国的国情,借鉴各国的立法经验,尤其是台湾的救助制度,加强我国对犯罪被害人权利的立法保护,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犯罪被害人救助制度。     

犯罪容忍度:对一种犯罪观的随想

长期以来,人们和政府都把消灭犯罪作为一种奋斗目标,这严重扭曲了人们对犯罪的客观认识,并可能导致刑事政策的失误.而"犯罪容忍度"观点则承认犯罪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接受犯罪无法消灭的现实,客观地认可犯罪的存在,并调整我们的刑事司法政策和社会政策--国家不以消灭一切"阳光下的罪恶"为己任,而着重对那些严重危害社会、必须制止的犯罪行为进行惩治,使犯罪控制在社会所能承受的限度之内.     

被害人地位的转变——从传统诉讼到刑事和解

在传统的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是一个消极的角色,附属于公诉机关,缺乏与其当事人称谓相当的诉讼权利,所以虽然其被法律赋予当事人的地位,但却在刑事诉讼中被冷落.在恢复性司法理念指导下的刑事和解制度中,这一弊端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被害人成为刑事司法进程关注的重点,成为真正的刑事诉讼主体.这一角色和地位的转变,为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权益,弥补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而受到的损失,恢复被犯罪所破坏的加害人和被害人关系,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国家对因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受到严重损失但没有得到充分补偿的被害人及其亲属,通过法律程序给予一定物质补偿的制度。其理论基础在于公平正义理念的彰显、国家基于契约义务所产生的责任的实现和恢复性司法的要求。为化解被害人因获赔不足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矛盾,我国应当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与制度构建：刑事被害人过错研究

保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及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建立已日渐引起关注。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应被定位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而不应当是当事人或普通的诉讼参与人；一定范围内的程序启动权和广泛的程序参与权与知情权是被害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加强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应当是加强被害人权利保护的重点；刑事诉讼法应当增加对被害人程序参与权利的规定和保障。刑事被害补偿作为国家对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得不到民事赔偿的被害人进行补偿的一种救济制度，必须有法定的构成要件，被害人过错是刑事被害补偿法定的构成要件之一。要在保障被害人自愿性的基础上，通过对公诉与自诉转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刑事协商．法律援助、刑事补偿等相关制度的探讨，来深化对被害人司法救济制度的系统研究，为我国建立切实高效的保障刑事被害人权利系统提供参考。     

农村犯罪刑事和解探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语境下的考查

在我国,由于农村人情浓厚,厌讼心理根深蒂固,农村纠纷解决的司法机制尚未建立完善,"私了"现象频现。有针对性地在农村犯罪的处理中开展刑事和解,对农村犯罪"私了"给予相应的法律规制和引导,有利于将农村犯罪中广泛存在的"私了"阳光化,既可以更好地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符合农村人情社会的特点,又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有约束力的协议。农村犯罪刑事和解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也是实现农村法治的重要保障,无论对于加害人、被害人,还是社会,都是有利的。     

系列杀人犯罪案件的生成特征及防控路径——以甘蒙“8·05”系列强奸杀人残害女性案为参考

系列犯罪案件尤其是系列杀人犯罪案件有着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亟需引起重视并提出有效的防控措施。传统的犯罪学理论以"犯罪行为人"为中心,但是系列杀人犯罪属于"非常态犯罪",某种程度上,被害人的行为在加害被害互动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需要全面、客观的分析。以犯罪行为人与被害人的产生关系为视角,并以2016年8月破获的甘蒙"8·05"系列强奸杀人残害女性案为样本进行分析,探求系列杀人犯罪案件的内在特征、生成原因及防控之路。     

看守所的新角色：刑事诉讼中的准守夜人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看守所刑事诉讼中准守夜人的角色期待,它要求看守所辅助、监督各种诉讼主体履行诉讼职能并保护被羁押者的权利。赋予看守所准守夜人的角色,契合中国关于看守所的文化认识且符合中国刑事诉讼制度顶层设计的需求,同时体现了看守所制度改良的渐进性。看守所准守夜人角色的实现,需要其不再承担对新的案件事实和证据以及疑难案件的查明职责,并在行动上全面而切实地执行有关看守所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