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法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

行政法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规范行政权,保障权利,同时也实现公益,这与对公民财产的保护是不相冲突的。现代行政只有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与公民财产权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从而实现国家对公民财产权的有效保护。     

论人身权、财产权的行政法属性

人们对于人身权、财产权一般都是从民事权利的意义来理解的 ,而在行政法上 ,行政相对人作为人身权、财产权的享有者 ,其履行义务的对方并不是民事主体而是行政主体 ,行政主体所承担的相应义务较为特殊 :行政主体不得以行政权力加以侵害 ;行政主体必须履行行政职责加以保护 ;行政主体应当依法确认并授与这些权利 ;行政主体要保证公民一方这些权利的实现等等。行政主体对应义务的多样化 ,实际上已反映了公民一方作为民事主体在民法意义上的人身权、财产权 ,在行政法领域已成为行政相对人具有行政法属性的人身权、财产权 ,两者具有差别。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权、财产权可以表现为 :人身、财产不受行政权力非法侵害的权利 ;企业、事业单位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对行政主体非法侵害人身、财产的抵制权利 ;人身、财产利益的取得权 ,人身、财产受行政主体保护的权利 ;行政契约权 ,人身、财产权益受行政权力违法侵害后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等等。正确认识和掌握这种差别 ,十分有利于行政相对人人身权、财产权的有效实现和保护     

论私有财产权的行政法地位

2004年"私产入宪"是我国公民财产权保护的一大历史跃进,它彰显了国家对个人财产权利的尊重和保护。从本质上来看,与宪法关系最密切的行政法在保护公民私有财产上应该大有作为,然而由于理论研究的欠缺和惯性思维的使然,我们往往将行政法上的公民私有财产权等同于民法上的权利,导致公民私有财产权在行政法保护上的弱化。因此,在行政法上对私有财产权的地位进行界定就显得非常重要。     

试论个人财产权的宪法保护

个人财产权的确立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重要作用,它可以解决盲目的政府行为或集体行为,有助于吸引外资,促进有效投资,有利于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确立个人财产权是保证个人行使民主权利的前提,是宪政的基石,是实现宪政权利的前提和基础。目前,我国对个人财产权保护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对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保护力度存在差异;对有关私有财产的规范体系不完整、缺少征用补偿条款;缺乏有效的司法救济手段和国家赔偿制度;没有将私人财产权当作公民的基本权利来保护;私有财产范围界定不明确。对此,首先将公民私有财产权作为公民的基本宪法权利来保护,把财产权利平等保护和普遍保护观念体现在宪法条文中,消除实质上的不平等;其次,建立宪法保护公民财产权的规范体系;第三,建立保护公民财产权的宪法诉讼制度,增加征用补偿条款;第四,通过划定公权和私权的界限,确认主体普遍享有的财产资格。个人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是完善我国人权保障体系的需要,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需要,是界定政府权利与公民权利的基础,是建立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甲型H1N1流感引发的经济补偿及其法律思考——兼论行政补偿制度的完善

为控制甲型H1N1流感,部分公民受到特别损失,国家必须对其进行合理的经济补偿。这种经济补偿在行政法上谓之行政补偿。行政补偿是一种作为权利保障与利益平衡机制的现代法律制度,其制度健全与否事关公民财产权能否得到切实保护。我国的行政补偿制度存在着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改革与完善。     

国家限制公民财产权的正当性、合法性与合理限度——对APEC会议期间企业停工限产的法律思考

"财产权的社会义务"理论和"治安权"理论为国家限制公民财产权提供了正当性基础。这种正当性最终体现为一个国家的法律规范体系对公民财产权内容的具体规定。作为一项侵益行为,国家需要在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基础上,通过立法或者行政方式在合理的限度内限制公民财产权。北京市在APEC会议期间要求企业停工限产缺乏宪法和法律依据,对公民财产施加了过重的负担,构成了应付补偿的征收行为。为了实现国家管制和保护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我国需要完善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规范体系,制定规范政府决策行为的相关法律规范,逐渐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进一步探索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国家限制公民财产权的正当性、合法性与合理限度--对APEC会议期间企业停工限产的法律思考

“财产权的社会义务”理论和“治安权”理论为国家限制公民财产权提供了正当性基础。这种正当性最终体现为一个国家的法律规范体系对公民财产权内容的具体规定。作为一项侵益行为，国家需要在宪法和法律授权的基础上，通过立法或者行政方式在合理的限度内限制公民财产权。北京市在APEC会议期间要求企业停工限产缺乏宪法和法律依据，对公民财产施加了过重的负担，构成了应付补偿的征收行为。为了实现国家管制和保护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我国需要完善宪法中的公民基本权利规范体系，制定规范政府决策行为的相关法律规范，逐渐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法院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进一步探索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行政行为侵犯信赖利益的风险及其防范——行政主体视角上的思考

行政合法性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一直占据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统治地位.现行行政法中并未明确确认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也没有制定关于侵害信赖利益的赔偿法规.行政信赖利益损失补偿作为一种利益平衡机制,在协调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保护公民个人权益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构建诚信政府的角度看,尽早把这种理念落实到行政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在引入大陆法系关于信赖利益保护理论的同时,可以借鉴合法预期理论的长处,使得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具有更宽泛的适用性和周延性,使其成为一个现代行政法上的基本原则.     

私有财产权宪法保障模式之理论探析

私有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目前大部分国家宪法都将私有财产权保护条款规定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或类似章节中,作为基本人权予以保障.而我国宪法却将之规定在总纲部分,将私有财产权视为基本经济制度来保护,具有政策的宣示性,属于政策性保障模式.通过分析其原因、理论基础以及在现今面临的协调问题,可得出应将私有财产权回归宪法公民基本权利体系来保护的结论.     

依傍与僭越：行政法上的平衡命题检省--基于《行政强制法》第1条展开的评析

新近制定出台的《行政强制法》,秉承了以往行政立法的传统和做法,既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又保护公共利益与私人权益。然而,将“目的价值平衡”作为行政法的立法目的,或者将“公私利益平衡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都会带来理论上的困惑和影响到法律的解释与适用。虽然在行政法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公权力与私权利的二元紧张关系”,而由此法制现实所导出的“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平衡”命题也具有宪法上的规范依据--宪法上的公私利益平衡原则,但它只是行政立法的一项原则。因为“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平衡”命题并不是一个恰当的行政法命题,而是一个宪法命题。     

行政应急性原则与公民权益保障原则的冲突及平衡

行政应急性原则和公民权益保障原则是行政法的两大重要原则,在行政法治建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突发事件和紧急状态的管理与处置中,由于行政应急性原则具有的权力优先性、紧急处置性、程序特殊性、社会配合性、救济有限性的特点,不可避免地与公民权益保障原则发生现实冲突。建构行政应急原则与公民权益保障原则的平衡机制须明确政府的法律责任,完善行政过程中保护公民权益的相关制度,建立突发事件下公民权利保护的司法救济制度。     

宪法视角下的公民财产权保护

界定宪法意义上的公民财产权含义及其规范结构,分析我国现存的公民财产权保护制度的缺陷,旨在提出完善我国公民财产权宪法保护制度的建议,以期对我国的法治建设有所裨益。     

论我国警察征用

2004年宪法修正案的征收、征用补偿条款,规定了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要给予补偿,这将对保护公民的财产权产生重要影响。虽然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的警察征收、征用制度,但我国警察征用一直是个客观存在的社会实践,因此,在完善宪法对私有财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时,研究警察行政法中的警察征用法律制度有着独立的重要意义。     

对宪法若干规范的反思

一关于公民财产权的宪法规范财产权是公民重要权利之一，保护公民的财产权是当今各国宪法的通例。我国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该条规定已显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不足：（一）从结构安排上看，财产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之一，许多国家宪法均将其放在公民的基本权利部分予以保护，如美国、日本、意大利、德国等。而我国现行宪法将其规定在第一章“总纲”之中，因而割裂了第二章“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体系的完整性。这种做法实际降低了公民财产权的法律地…     

兼顾行政权与公民权的相对平衡

正确处理行政权与公民权的相互关系，兼顾两者的相对平衡，是依法治国、构建我国行政法律体系、实现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和关键所在。然而，我国现行行政立法偏重于行政权力的行使，缺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的力度；在行政执法中存在着行政权力得不到有效行使的情况，也存在着不依法行政和侵犯公民权利的情况。因此，实现行政权与公民权的相对平衡，需要完善行政立法，公平分配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方的权利义务；需要规范执行程序，控制行政权力又保障行政效率；需要健全行政、司法救济制度，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宪政视野中的刑事强制措施--以搜查和扣押为范例的考察

刑事强制措施是指国家追诉和审判机关实施的违背公民意志自由,侵犯其宪法性权利的行为,其适用必须符合比例原则与司法审查原则的要求。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财产权并不被认为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因而,侵犯公民财产权的搜查、扣押措施可能没有被纳入强制措施体系,这对保护公民的财产权极为不利。由于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已经明确规定私有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因而建议在将来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将搜查和扣押措施纳入强制措施体系加以规范。     

保护与限制:我国公民财产权宪法地位的平衡

公民财产权,是指公民个人通过劳动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和享有占有、使用、处分财产的权利。宪法上规定的财产权通常是指公法和私法上有财产价值的所有权利,宪法规定的财产权不同于民法意义的财产权,二者分别属于不同范畴的权利体系。私有制产生后,财富与个人之间有了固定的归属关系,并变为法律上的财产权。自从产生宪法以后,资产阶级宪法确立了公民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地位,以后又发展为同时规定了国家对公民财产权的一定限制。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奉行的是公益无限与国家全能的观念,对私有财产保护不足而限制有加。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完善和宪政制度的发展,我国公民财产权的宪法地位得以逐步提高。在保护与限制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是公民财产权宪法地位的最终发展趋势。     

宪政视野中的刑事强制措施——以搜查和扣押为范例的考察

从宪政的角度来看,刑事强制措施是指国家追诉和审判机关实施的违背公民意志,侵犯其宪法性权利的行为.强制措施的适用必须符合比例原则与司法审查原则的要求.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财产权不被认为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因而,可能侵犯公民财产权的搜查、扣押措施没有被纳入强制措施体系,这对保护公民的财产权极为不利.由于本次宪法修正案已经明确规定私有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因而建议在将来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将搜查与扣押措施纳入强制措施体系加以规范.     

国有土地房屋征收中的法律保留原则

法律保留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对保护公民权利，防止行政权的滥用，意义重大。中国的法律从法律保留原则的角度去看，对公民财产权的保护存在一定的缺失，而在对国有土地房屋征收的缺失主要表现在：授权立法规定混乱，侵犯法律保留对私有财产权的立法权限。这样会导致行政权过于庞大或者是不利于对公民财产权保护；本文就行政权和法律保留原则对于公民财产权保护到底有怎样的作用和关系，结合中国房屋征收中的立法现状进行分析，探索中国立法中的法律保留原则应该如何应用才能更好地保护公民的权利。     

违法规范性文件的行政赔偿问题

行政赔偿作为国家赔偿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受到行政赔偿范围的限制,仍有一些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得不到法律的制约,致使行政相对人在受到行政行为侵害时无法得到国家赔偿的救济。其中较为突出的是违法规范性文件的行政赔偿问题。由于规范性文件自身的性质及其在我国行政法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使得解决这一问题变得尤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