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嵌入与“印太经济框架”对东盟数字经济治理的影响

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持续推进，“印太经济框架”(IPEF)成为其遏制中国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数字技术革命引发全球秩序深度调整，美、日、澳、韩等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日益加深，并通过对外援助等方式对东盟进行渗透。数字经济治理是IPEF的重要内容，美国希望以此达到抑制“数字丝绸之路”、拓展“印太”市场、主导数字时代经济治理格局和安全格局等目的。文章从制度嵌入的视角理解IPEF在东盟数字经济领域的战略部署，并从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三大基础要素分析IPEF对东盟数字规则和治理体系的影响，阐述IPEF成员加深数字领域的合作可能给东盟数字经济治理带来的变化，由此提出中国与东盟在数字经济领域合作的措施建议，以巩固双方数字经济合作成果，从而打破IPEF对中国的围堵。     

欧盟对华反倾销“非市场经济”问题探析

在欧盟反倾销法中,“非市场经济”问题始终是困扰中国出口企业的最大难题之一。欧盟对华反倾销中的替代国标准、倾销幅度的认定等存在着较大的随意性,对中国出口企业构成了歧视并严重阻碍了中国对欧贸易。本文对欧盟“非市场经济”待遇的产生、变化规律及造成的后果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文章首先介绍欧盟反倾销法的法律渊源以及“非市场经济”问题在欧盟反倾销法中的产生及演变过程;进而结合相关案例,分析欧盟“非市场经济”待遇的适用后果,包括替代国制度、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正常价值的计算、“一国一税”及其例外等;文章最后就欧盟对华“非市场经济”待遇进行了基本评估,并提出了我国政府与企业的应对策略。只要我国政府与企业充分利用欧盟反倾销条例中的新规定,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欧盟反倾销指控,就可以争取有利的应诉结果。     

中欧视域下的“一带一路”竞合：演进、成因与对欧影响

欧洲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首先回顾了中欧视域下“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的演进历程,并梳理了各时期“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成就和挑战。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经历了“相对冷淡”“相对积极”与“竞合并存”三个时期,欧洲由“相对冷淡”到“相对积极”转变的背后,是“一带一路”倡议自身的表达逐渐完善、项目成果逐渐显现以及欧盟加快经济复苏诉求的共同作用;从“相对积极”到“竞合并存”则是中欧产业竞争加剧、欧盟对中欧关系认知变化、欧盟地缘政治转型下经贸问题安全化及美国因素的综合影响。尽管欧洲对“一带一路”的态度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但能否为欧洲参与国带来切实的发展利益才是决定中欧“一带一路”竞合长期走向的关键因素。基于全球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欧影响。“一带一路”倡议通过贸易促进效应、投资促进效应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效应三个机制有效提高了欧洲参与国的经济增长与居民就业水平,部分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市场开放性和债务陷阱问题的指责不实,然而“一带一路”倡议并未显著提升欧洲参与国民众对中国的平均印象,民心相通仍然任重道远。     

德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改革内容与法律应对

德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的改革旨在实现政治目的之法律化。《对外经济条例修正案(九)》通过具体化公共秩序与安全标准,强化反滥用和反规避措施,以及严格化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程序性规定来加强对我国投资者并购德国企业的控制,同时存在诱发欧盟内连锁效应的制度可能性。德国法中的公共秩序与安全审查标准具有欧盟法属性,构成对设立自由抑或资本流动自由的限制,应受欧洲法院司法审查,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作为法律应对措施,我国投资者应通过充分利用设立自由,实现法律身份本土化。个案中启动欧洲法院对德国审查机关限权措施违反欧盟法的司法审查,而交易方于并购协议中针对性地安排交易结构和约定保障措施则属于必要的预防与减损措施。     

欧洲战略自主构想的缘起、内涵与实施路径

战略自主是欧洲应对当今地缘政治、经济和科技变局的整体性战略构想.欧盟在其框架下发展出欧洲主权、经济主权、技术主权、数字主权等衍生概念,陆续推出大量战略、法律、规则和政策措施,重点在外交与安全、经济与贸易、数字与科技等三大行动领域出台一整套政策工具箱.借助这一构想,欧盟意图在工业产业、竞争、贸易、科技、外交、防务等领域解锁新的政策权限空间,整合相关资源,发展相关能力,进而影响全球规则的制订.与此同时,欧盟发展战略自主仍面临诸多现实阻力和内外干扰因素.欧洲战略自主的相关动向集中折射出欧盟对于经济依赖性、多边主义和战略伙伴关系的最新思考与实践.     

欧洲联盟对外人权政策的法律分析

欧盟对外人权政策是在对外关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所有以人权为导向的欧盟对外政策交集在一起,呈现出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高规格的特征。除传统的政治和经济工具外,欧盟在实施对外人权政策时更倾向于在国际法规则框架下运用自治性立法措施和人权条款之类的法律工具,体现了欧盟以软实力方式推行人权外交的特质。制约欧盟对外人权政策进一步发展的法律困境是:欧盟缺乏总体性的人权权能;对外人权政策缺乏一致性与连续性;而最新的《里斯本条约》对此也未作出实质性的变革。因此,欧盟在现阶段推行对外人权政策时,应尽量避免干涉他国内政,并将部分精力回归于内部人权政策的建设。     

欧盟是否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影响因素及对策

随着2016年12月11日的日渐临近,关于欧盟能否如期以及如何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法律与政策争论日益升温。其最终结果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因素。《中国加入议定书》第15段的模糊规定留下了巨大的法律争论空间,《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洲议会介入立法程序也导致欧盟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和政治化,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中美欧关系、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能过剩和贸易防御工具现代化等。欧盟需要在遵守欧盟法律和WTO规则的前提下寻找某些替代性保护措施,以便在尊重法治与迎合保护主义之间找到平衡点。对此,中国政府和企业应该采取"两手准备、有所作为"的策略。一方面,做好法律诉讼准备,在2016年12月11日之后择机提起WTO诉讼或者欧盟法院诉讼;另一方面,采取外交、法律、经济等手段敦促欧盟根据WTO规则如期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或者改变对华反倾销中的正常价值计算方法。     

欧盟对数据中介服务提供者的规制模式及其镜鉴

欧盟对数据中介服务提供者制定了一套全面系统的规制体系，对我国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制度建设具有启示意义。本文以欧盟《数据治理法》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文献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全面研究欧盟规制数据中介服务的模式，并从规制缘由、规制理念、规制内容、规制评价等方面进行详细阐释。我国可借鉴欧盟做法，在规制数据中介服务提供者时限缩规制对象范围，选取主体法律术语，明确权利义务内容，健全监管规则体系。     

超越自由贸易协定范式——欧盟联系协定的范式特征、多元路径及其外部治理效应

在法律化的欧盟外部关系样态中,联系协定成为一般自由贸易协定与入盟条约之间的独特范式。无论是在范式特征、内容构成、实施路径还是影响效应上,欧盟联系协定都超越了一般自贸协定范式。欧盟联系协定的范式特征表现为:复合权能导致的"混合协定"法律形式;包含但超出贸易自由化的多维内容;由欧盟、成员国和联系国三方组成的"制度三角"决策体系;欧盟与联系国在规则扩展与制度进入之间的不对称关系格局。在共有范式特征下,基于地理标准、协定方式和联系意图三个维度,欧盟联系协定又内在分化为三种实践路径:作为入盟前准备的联系协定、作为欧盟成员国替代的联系协定和作为与非欧洲国家建立特别待遇关系的联系协定。欧盟联系协定的范式特征和多元路径使得欧盟在外部关系方面产生比一般自贸协定更加深远但又具有差异的影响,在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同时,程度不等地进行欧盟规则的对外扩展,形成欧盟与联系国之间的差异化外部治理效应。     

试析欧盟数字战略及其落实前景——一个技术进步驱动劳动生产率变化的视角

欧盟数字战略是欧盟为回应新产业革命和自身面临的经济增长与竞争力挑战而出台的重要发展战略。本文基于著名演化经济学家佩雷斯有关技术革命不同发展阶段的理论,提炼出了一个分析数字技术进步驱动劳动生产率变化的理论框架,进而考察了欧盟数字战略及其落实前景。总体而言,当前欧美发达经济体刚刚走完数字技术革命的导入期,处于泡沫破灭后的过渡期,尚未开启拓展期。针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行业贡献分析表明,当前欧盟已出现向拓展期发展的迹象,而数字战略确定的向数字化转型的最终目标则体现了其全面开启拓展期的明确意愿。然而,在技术突破、市场规模、劳动力技能以及标准规则制定等多方面存在"短板"决定了欧盟落实该战略的能力相对不足。欧盟要借助数字战略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向数字化转型,打破产业结构演变的"路径依赖",进而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还需逾越诸多障碍。     

制人与制于人——德国价值链权力与双边政治关系

为探讨在区域及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德国制衡哪些国家,又受到哪些国家的制约,以及主要上游国家和重要市场的身份赋予德国怎样的政治影响力,本文将价值链权力分为上游权力、下游权力和市场权力三类,提出一种综合考虑相互依赖程度和国家可替代性的价值链权力测算方式。测算结果表明,欧盟尤其是中东欧国家是德国价值链权力的主要势力范围;全球金融危机后,欧盟单一市场对德国的重要性有所减弱,但德国内需市场对欧盟的重要性却有增强趋势。美国和中国是目前唯二对德价值链权力持续大于德国对其价值链权力的国家。其中,美国稳居对德价值链权力首位,从上游“卡脖子”和广阔的内需市场是美对德两大潜在“杀手锏”;中国对德价值链权力不断强化,但德国对华价值链权力却日渐衰颓,包括一些德国传统优势制造业行业;德国是俄罗斯重要的上游、下游国家和大市场,但近年来中国对俄罗斯的价值链权力显著攀升。使用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和广义矩估计模型的实证检验表明,德国的上游和市场权力越强,他国与德国双边政治关系越密切,这一效应主要存在于德国与非欧盟国家和科技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之间。     

欧盟所得税法初探

欧盟所得税法指协调成员国所得税法的欧共体基础条约、二级立法以及欧洲法院判例的总称。欧盟所得税法对于欧洲共同市场实现人员、资本和服务自由流动具有重要意义。欧盟部长理事会颁布了数个旨在协调成员国所得税税制的指令。欧洲法院借助于共同体法有关服务、人员和资本自由流动的规则来消除成员国国内所得税法和成员国间的税收协定中阻碍共同市场发展的因素。欧盟所得税法进行了多边税务合作的尝试,发展了传统的税法概念和税收争端解决机制。但是,共同体缺乏协调直接税的专有权限,理事会颁布相关指令需要满足“一致同意”的立法程序,因而欧盟层面上的所得税法发展缓慢。欧元的启动消除了欧元区的汇率和利率风险,为资本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也对欧盟成员国所得税法的协调提出了新的要求。     

从临时措施到贸易保护:欧盟“数字税”的兴起、演化与省思

"数字经济"应否征税以及如何征税成为世界各国探讨的问题。从兴起背景来看,欧盟"数字税"的制度初衷在于,作为临时措施以填补长期方案落实的"空窗期"。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数字型企业与传统企业的税负不均问题,但这并不能作为各国通过单边措施推进"数字税"的依据。从法国"数字税"实践观之,相关课税要素的设计存在明显的歧视性。无论被定性为直接税还是间接税,"数字税"只能作为一项临时措施。从国际税制角度来看,单边"数字税"只会表现出"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加剧国际税收竞争。短期来看,中国既要及时更新税法规则回应数字经济,也要防备"数字税"外衣下的"非关税壁垒";长期来看,良好的税制设计才是税收全球治理话语权的基础,回到问题本身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里斯本条约》未尽的使命

2007年12月13日，欧盟各国国家与政府首脑在葡萄牙里斯本签署了《里斯本条约》（简称里约），在条约的前言中，这些“条约主人”的代表“希望就此结束由《阿姆斯特丹条约》和《尼斯条约》启动的、旨在提高欧盟的效率和民主合法性以及改善其行动的聚合性的进程”。其后的欧洲理事会（布鲁塞尔）会议的主席结论也肯定了里约的成就：“通过里约，欧盟拥有了一个稳定、持久的制度框架”。     

欧盟地区政策的经济、社会与地域效应研究

对于欧盟地区政策的“经济、社会与地域效应”,欧盟官方和学者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共识:欧盟地区政策有效缩小了成员国之间的差距,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欧盟整体层面地区间的趋同,但并未有效遏制成员国内部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欧盟实现“经济、社会与地域聚合”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但欧盟官方与学者的结论之间也存在很多不同之处,诸如其各自重点关...     

欧洲经济一体化与欧盟经济宪法——一个制度和演化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从制度和演化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经济组织取得成绩一方面来自于市场扩大带来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来自制度发展的“适应效率”。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可以被看做是复杂开放系统的演进。其中,利益偏好不同的行为者选择和执行不同的一体化策略,通过博弈产生一体化的制度。所谓经济宪法是指规范经济活动的法律和机构安排的总和。作为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实体,欧盟已经具备了在经济领域制宪的能力,但欧盟经济宪法不可能完全取代其成员国的经济宪法,欧盟还不得不在辅助原则的基础上同其成员国分权。     

韩国钢铁企业的中国市场战略

中国的经济保持着稳定的快速增长 ,包括在亚洲金融危机时 ,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增长势头 ,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庞大的内需市场持续保持着旺盛的需求 ,钢铁市场的情况亦然。国外的大型钢铁企业普遍看好中国钢铁市场 ,欧盟、俄罗斯、美国等北美国家、亚洲的日本、韩国和印度等国的企业都在谋划扩大对中国的出口和扩大市场占有份额的策略。它们选择的长远战略性市场攻占方略之一 ,就是在中国投资建厂 ,或独资 ,或合资 ,在中国取得企业“绿卡”身份 ,享受国民待遇。在这方面 ,韩国的钢铁企业在中国的经营战略最具有典型意义和代表性 ,…     

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基于德国反垄断执法案例的评析

Facebook作为全球知名的社交网络平台,收集、分析、融合和使用消费者数据以获取广告收入已成为其核心业务和主要运营模式。对数字驱动型企业而言,数据的融合创新产生的业务增长为其带来重大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对如何经营企业提出了挑战。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收集、分析和使用消费者数据的合法性边界难以厘清,数据收集是否会构成市场支配地位难以判定。德国联邦卡特尔局的Facebook案是2017年《反限制竞争法》修订后的第一个案例,也是迄今为止针对数据收集、利用问题的唯一一个反垄断案例。其审查思路及其对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对于研究数字时代德国的反垄断法适用及其规制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我国数字时代反垄断法的法律完善和执法实践也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欧债危机:治理困境和应对举措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揭示了欧元区重债国家公共财政的不可持续,同时也将欧元区治理结构的弊端暴露无遗。欧盟受其利益多元和政治体制复杂性以及法律框架的制约,难以独立做出迅速和有效的危机应对举措。因此,债务危机的解决方式不可能立竿见影,这一软肋充分暴露在市场面前,使危机短期内可能不断反复。欧盟国家要走出债务危机,短期内需建立防火墙,控制危机大蔓延,同时大力削减公共财政赤字,尽快恢复市场信心;中期则需改进欧元区的治理结构,加强财政协调和监督;若要最终走出危机,则需提高经济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促使公共财政走入良性循环。     

法德轴心“重启”的限度探析

由于法国的衰弱,传统上的法德轴心一度退化为德国的单独领导。在马克龙当选法国总统并发起"重塑欧洲"倡议后,法德轴心"重启"迎来了契机。本文从意愿和能力两方面,结合欧元区改革、避难体系改革和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的推进这三个案例,分析法德轴心发挥作用的限度及其影响因素,并展望法德轴心在欧盟未来发展中的角色。结论认为,两国总体上都表现出"重启"法德轴心的意愿。然而,意愿存在差异,法国迫切且强烈,而德国迟滞且具象征性。由于在"重启"法德轴心上未能"同频共振",法德的共同领导力受到削弱。法德轴心"重启"的限度主要受到四个因素的影响:法德可供支配的权力资源有所减少、欧盟决策中"达成共识"的义务在增强、法德难以实现偏好趋同且受制于欧盟内的其他联盟,以及法德的引领作用与其他国家的追随意愿在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