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的认知与反应——基于经济预期与威胁认知的解释

拜登政府推出“印太经济框架”后引发东盟高度关注，但东盟各国的反应却存在明显差异。经济预期和威胁认知是影响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认知差异的两个重要变量。经济预期直接塑造了国家的经济决策偏好，威胁认知则会影响国家外交政策行为的倾向，两者共同决定了东盟国家加入或拒绝加入“印太经济框架”背后的行为逻辑。具体而言，新加坡、越南、菲律宾对“印太经济框架”持积极的经济预期，且对华威胁认知均比较强烈，因而坚定加入该框架；印尼、泰国都谨慎加入“印太经济框架”,但前者持比较消极的经济预期、对华威胁认知趋强且在一定限度内，而后者则持比较积极的经济预期且对华威胁认知较弱；柬埔寨对“印太经济框架”持消极的经济预期且对华威胁认知很弱，因而拒绝加入该框架。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的差异化反应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干扰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中国有必要对东盟各国的态度立场加以辨别，诉诸精细化的应对策略。     

功能化和安全化：大国战略竞争与亚太经济合作的双向演进

2023年美国拜登政府加快了“印太经济框架”谈判,亚太地区经济秩序发展方向之争趋向激烈。随着地区权力结构的变化,亚太地区经济关系的战略意蕴日益复杂,大国如何利用经济合作影响战略关系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贸易协定的战略效应不仅包括其对合作者之间的“战略稳定效应”,还包括对非参与者的“战略外部性”,它们受到经济合作深度的调节,构成了“功能化”和“安全化”两个基本路径。近十年来,中国支持东盟引领地区经济合作,贸易协定的“战略稳定效应”推动着经济合作的功能化演进,美国则基于地缘利益考虑而利用贸易协定的“战略外部性”,刺激地区经济合作不断趋向安全化,亚太地区形成了“功能化”与“安全化”并行的双向演进格局。     

美国塑造印太秩序的小多边主义路径

近年来，印太地区的小多边合作蔚为壮观，其中美式小多边合作占据较大比例。尽管探讨小多边主义的文献日益丰富，但大多囿于小多边主义的固有共性，对其差异性研究较为薄弱。事实上，小多边主义在理论阐释上仍存在模糊性，它可以兼具区域性与跨区域性、排外性与融合性、针对性与综合性等相互对立而又统一的特征。在实践中，不同国家主导的小多边合作更是各具特色，风格迥异。作为全球性霸权国，美国构建的小多边合作受自身护持霸权和塑造印太秩序的战略目的牵引而具有明显的跨区域性、针对性、融合性及安全偏好四个特征，并在美国塑造印太地区秩序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是在全球层面充当“北约印太化”与“印太北约化”的“连接器”;二是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遏制中国崛起的有力工具；三是承接美国盟伴体系的融合与发展；四是推动美国安全合作从传统军事领域向经济、社会、价值观等领域拓展。其中，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和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是美国小多边主义的典型代表，充分体现了上述特征。     

“印太战略”下美菲同盟强化的动向与影响

在“印太战略”背景下，拜登政府将东南亚定位为“印太区域架构的核心”和“地缘政治竞争的中心”,在经济、发展和安全等领域全面重启东南亚政策，以维护美国在东南亚、印太乃至全球的战略优势。因其独特的战略重要性，美菲同盟成为拜登政府重振美国的全球联盟和伙伴关系，构建印太区域安全机制和提升区域掌控能力，应对和克服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能力和经济挑战的关键一环。为此，围绕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拜登政府主要通过“内部深化”和“外部拓展”两大路径，全方位推进美菲军事同盟不断强化，并在菲方政治势力配合下实现其战略目标。不过，这一目标仍面临美国内政、菲方意愿及美国自身能力等关键因素的限制。     

制度对冲——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东盟护持“中心地位”的一种理论解释

冷战结束后，区域合作兴起，东盟在亚太区域合作中居于“中心地位”。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美国为了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对中国发起战略竞争。美国推出“印太战略”,建立竞争性的地区合作制度，制造地区对抗，对东盟的“中心地位”构成严重挑战。文章尝试构建“制度对冲”理论，解释大国竞争背景下东盟护持自身地区合作“中心地位”的路径选择。研究发现，东盟通过“疏离”和“接触”对冲中美各自主导的区域制度，并以“结网”和“引领”对冲高度不确定的地区秩序。这些发现丰富了国际关系学界有关对冲理论的研究，还有助于中国理解中小国家集团应对大国博弈的行为逻辑，提升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水平。     

论知识经济时代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

在知识经济时代,面对知识经济产生的重大影响,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与东盟,应对双方的经济合作拟订新的思路和框架,以推动双方经济的更大发展。技术合作与技术贸易,即是双方今后合作的重点,具体包括“三个层次”和“两个层面”。“三个层次”指的是在亚太经合组织中的合作、中国与东盟组织的合作,以及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合作。“两个层面”指的是政府间合作与非政府间合作。     

混乱的美国亚太“朋友圈”

近些年,美国打着各种旗号在亚太搞出了不少“朋友圈”。从“全面战略同盟”“深化防卫合作”到“推动美日印澳四国机制”“启动印太经济框架”,美国对华制定的“围堵”方案就没消停过。加上美国与东盟、南太平洋岛国等的一系列协议,其实就是在把经济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意识形态化,胁迫地区国家在中美间选边站队。但是,美国想要拉拢利用的国家们互相之间想法也并不一致,“朋友圈”也呈现各种混乱。说到底,企图拿一个什么框架来孤立中国,最终孤立的必将是设局者自己。     

日本岸田政府“印太战略”新动向及中国应对

岸田政府的“印太战略”是日本前首相安倍“印太战略”总体构想的延续与发展。岸田政府“印太战略”旨在限制中国发展，实现印太地区力量平衡，促进“新资本主义”政策的实施，提升战略自主。岸田政府上台后从政治、经济、外交、防卫等方面全面推进“印太战略”。政治上，岸田政府继续巩固美日同盟，构建中日关系新框架；经济上，创造经济增长新动力，强化经济安保；外交上，强调价值观外交，组建民主联盟；防务上，聚焦印太地区军事安全，提升自主防卫能力。然而，岸田政府的战略实施仍面临诸多挑战。第一，岸田政府“印太战略”将受到日本国内问题的牵制。第二，日本伙伴关系不稳固，东盟国家不愿追随日本“印太战略”。第三，日本“印太战略”难以摆脱美国影响而实现战略自主。第四，“印太战略”框架下的中日合作难以实现。此外，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将制约岸田政府“印太战略”的实际效果。岸田政府的“印太战略”对中国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中国应稳妥应对，管控分歧，将中日关系纳入良性发展轨道。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双重视角下的美国“印太战略”

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美国的"印太战略"是将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亚太"轴辐"安全同盟体系扩大到印度洋区域,实行两洋联结,形成大月牙形同盟与伙伴国网络。此举试图以合作与制约双管齐下,将中印崛起规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框架内。从地缘经济角度而言,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两岸向印太地区转移是促使美国推出"印太战略"的主要原因之一。亚太经济重心从美国向东亚及西太平洋地区和印度洋地区东部转移也促使美国提升这些次区域的战略地位。印太地区战略格局正在从一超多强向多极格局演变,形成多个三角关系。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不仅取决于两国国内因素,也受到印太地缘政治中其他行为者的影响。印太地区正在成为全球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下一个中心地带。美"印太战略"使印太地区战略态势更为复杂,使中国和平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     

俄乌冲突背景下美国及其主导的北约在“印太”的扩张和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美国、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深刻影响着地区发展与世界秩序。20世纪末,美国就已经开始担心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会对自己的既得利益构成挑战,于是依托与合作伙伴的多边联系,希望把北约引入亚洲,使北约参与到“印太”地区的政治和安全事务当中,并将“印太”地区纳入以美国为中心的复合型多层级联动系统,帮助美国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俄乌冲突爆发之前美国就一直在鼓吹“中国威胁论”,为自己插手亚洲事务寻找借口。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将俄罗斯视为欧洲最大的安全威胁,将中国认定是“印太”地区最大的安全挑战,并以此为由深度参与欧亚、“印太”事务,与北约其他成员国一起进一步加强与“印太”地区的联系,迅速扩大自己在“印太”地区的多边机制建设,高度强调意识形态阵营,在中国周边频繁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在“印太”地区相互呼应,促进其在该地区利益,塑造地区秩序,维护地区霸权,层层包围中国,干扰中国对自身主权的维护,制约中国的地区影响力。俄乌冲突背景下美国及其主导的北约在“印太”地区的扩张为中国周边带来诸多挑战,不利于地区的稳定、合作与发展。     

中国—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理念与实践——基于关系性合作的视角

东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方向和重要伙伴。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能够为理解中国—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逻辑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在关系性合作的视角下,关系因素建构了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基础和条件。通过对中国—东盟间政治、安全、经济关系网络的分析可知,中国与东盟及东盟国家的关系基础赋予中国—东盟显著的关系亲密度优势,为其合作进程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在中国—东盟关系网络的复合结构下,中国与东盟在各领域的关系水平决定了双方合作的空间,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关系网络中的不同位置也决定了合作条件的差异性。中国—东盟的关系基础使双方得以在理念层面相互融合,基于东盟地区合作的本土理念以及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理念建立起深厚的共识,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合作的具体实践。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进程中,中国与东盟需进一步强化中国—东盟关系的韧性与弹性,提升双方的关系水平;同时,也需不断巩固理念共识,通过实践完善双方的合作模式,使“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中国—东盟关系性合作的持久动力。     

从东盟自由贸易区到东盟经济共同体:东盟经济一体化再认识

冷战结束后,东盟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重心从政治安全转向经济合作和地区治理。这一转型过程伴随着东盟合作习惯、合作机制和经济决策参与者的变化,这也成为影响东盟决策实践和效率的重要因素。从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执行和实践效果来看,东盟在经济一体化上取得了积极进展,东盟国家对东盟经济共同体的预期收益也持乐观态度。然而,在消除非关税障碍、技术工人自由流动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自由化等核心问题上,东盟经济共同体进展依然非常缓慢,2015年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的目标将很难实现。东盟已经开始着手制定东盟经济共同体2015后议程,为不能按期实现的目标提供补充方案。这事实上再次证明了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更多的是过程导向而非结果导向,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很大程度上只是东盟高度经济一体化的起点。     

中国同东亚的经济一体化与合作

基于直接投资和自身巨大的市场潜力,中国在东亚新型生产网络中发挥着平衡贸易收支和维持地区资本循环的重要作用。中国和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既有地缘政治的考虑,又可以为东盟提供更多的机会。中国积极推动东北亚经济合作,倡议在“10 3”框架下开展功能性的合作。东亚多层次合作框架将有助于规则的建立和良好治理能力的培育,未来的东亚自由贸易区将在三个“10 1”自由贸易协定之上按大致的时间表逐步建立。     

大国经济外交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基于中美经济外交战略及其互动分析

从一定意义上讲,大国经济外交互动是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演进的重要力量。通过经济外交手段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近百年来大国通常的做法。文章通过梳理二战前后美英两国经济外交博弈及其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权力的关系发现,美国经济外交及其政策对于塑造和维护其国际政治经济的主导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是经济外交战略运用的后起之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外交助推中国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融入者转变为建设者、改革者乃至成为新型全球经济治理的塑造者。由于特朗普政府实施"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外交路线,中美双方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互动的针对性和竞争性会进一步强化,中国需要与美国在相互调适中争取更大的制度性权力空间。     

东盟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及成员国间的双边关系

近年来,东盟的区域一体化加速发展,并出现了一系列格局性变化。从特惠贸易安排到自由贸易区,再到经济共同体,展现了东盟区域一体化浪潮的发展远景。为应对全球性区域一体化浪潮的迅速兴起,东盟积极制定和调整区域一体化战略,各主要成员国也不断增进双边互信和合作关系,在政治、经济、军事和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上取得了新进展。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下的中越"两廊一圈"合作

2004年10月中越两国领导人就“两廊一圈”合作达成共识,并开始启动。本文分析了“两廊一圈”合作的背景、内容、目标,并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论述了“两廊一圈”在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中的定位和功能。本文认为,“两廊一圈”建设不仅有利于促进中越合作,而且将成为促进中国与东盟各国经济合作的重要纽带和桥梁,是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背景下中越两国区域分工与合作的一项创新,前景广阔,潜力巨大。     

“印太”视域下印日“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动力、影响及前景

近年来,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提出和印度洋战略地位的进一步凸显,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已经成为世界各大国战略竞争与博弈的重点区域。印度与日本作为影响印太秩序的两支重要力量,两国均提出了自己的"印太"战略构想,并不断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在"印太"地缘框架下,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得到全面发展,已经升级为"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印日战略伙伴关系以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为纽带,在政治、经贸、安全、军事等各领域的合作全面深化,并具有浓厚的制衡中国色彩。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重心向印太地区转移的大背景下,印日战略伙伴关系的强化既是两国各自利益的需求使然,也是对印太地缘政治格局新变化的反应,必将对当前的印太地区秩序产生深远而复杂的影响。面对"印太时代"的到来,中国应与印日共同建立有关印太地区秩序的对话沟通机制,扩大中印日三国在印太地区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合作,推进印太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当前印太地缘政治兴起与日印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升温的情势下,中国既要密切关注日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态势,客观地看待印日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互动给中国周边外交环境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同时也要积极构建中国的"印太"战略,运筹好中日、中印双边关系,以便塑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周边安全环境。     

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进展与问题

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在双方的努力推动下,合作机制和制度基础不断得到完善.2004年签署的<中国-东盟货物贸易协议>和<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标志着双方在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中又取得了实质性的新进展.本文在总结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历史进程与新进展的基础上,分析了区域经济合作的薄弱之处和问题所在.     

东盟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发展、现状与意义

东盟与美国的关系有政治安全、经济及社会文化等多个维度.本文从经济,特别是贸易、投资关系的角度,分析东盟与美国经济关系的主要发展情况及现状,并从相互依存不对称性的角度讨论东盟与美国经济关系所蕴含的政治经济意义.     

中国对东盟教育服务贸易：优势、问题与对策--以东盟来华留学生教育为视角

当前教育国际化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近年来随着自贸区合作机制的不断成熟，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教育领域的合作也不断深化。教育服务作为重要的文化交流手段，对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国际教育服务及合作给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提供一条新的发展路径，是今后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又一大渠道。我们在充分认识到我国对东盟教育输出的优势的同时，也应看到在此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从而更好地实现中国与东盟在教育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