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构建——兼谈《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伴随着问责制的常态化,问责官员的复出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目前,我国问责官员复出的两大特点就是无序性和隐秘性,严重损害了问责制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制的缺位。《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之前的不足,但仍然不够健全和完善,应构建问责官员复出的科学机制:一是对问责官员进行分类管理;二是健全问责官员的跟踪、考评机制;三是完善公开、公正的官员复出程序;四是建立违规复出责任追究机制。     

论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构建——兼谈《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伴随着问责制的常态化,问责官员的复出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目前,我国问责官员复出的两大特点就是无序性和隐秘性,这严重损害了问责制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制的缺位。《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之前的不足,但仍然不够健全和完善。我们应当构建问责官员复出的科学机制：一是对问责官员进行分类管理;二是健全问责官员的跟踪、考评机制;三是完善公开、公正的官员复出程序;四是建立违规复出责任追究机制。     

授权与问责:澳门特区官员问责制审视

官员问责制是责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澳门特区政府适应社会变革对政府责任的新诉求,于2009-2010年集中推出了与官员问责制相关的系列法律规范,从责任主体、责任范围、责任类型以及问责程序、问责后果等方面构筑了官员问责制的基本法律框架,并体现出兼具政治问责与行政问责的混合型特征。作为一种新制度规范,要使官员问责制取得预想的法律效果,还需要配套与完善程序性与细则性规范,并改革为其提供前提条件的行政授权制度。     

从公共职责理论看我国官员问责制的优化

从西方的公共职责理论看,我国近年来实施的官员问责制离真正的民主问责制还有相当的距离。要使我国的官员问责制达到促使官员忠实履行职责、对其行动负责的根本目的,应在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主体和问责程序等方面加以规范。     

权力监督与制约的制度安排——《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解读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是为保证党政领导干部正确用权、尽职尽责而建立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它明确了问责的根本目的、法律依据和主要对象,规定了责任追究的具体内容和基本程序,指出了问责后的主要影响及救济措施.这无疑是加强了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力度,拓展了问责适用范围,把问责进一步纳入了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是从一般行政问责制向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的深化.     

论析建设责任政府的有效途径——加快推进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

2003年非典事件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开始逐步加强责任政府的建设，颁布了许多行政问责法律法规，问责风暴席卷全国。但是，由于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设起步较晚，以及相关制度的不完善，问责制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陷入了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均乏力的困境。问责乏力说的是问责主体（公众、人大、上级政府等）无法或无力、不敢或不愿去真正追究问责客体（行政机关及其官员）的责任。在政治领域，公众与政府、人大与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问责乏力表明这种关系出现了问题。     

从行政伦理的视角浅析官员问责制

官员问责制作为行政伦理的一部分,在实施中依旧存在着问责法律缺失、问责范围狭窄、问责标准模糊、问责程序混乱、问责结果单一、问责监管不力等一系列问题。应该从完善行政伦理立法、建立行政伦理监管机构、优化官员的道德约束机制、重视行政组织文化建设、加强行政体制改革等方面来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官员问责制。     

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问责制的完善——基于矿难行政责任追究的视角

现阶段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绩效评价工作才刚刚起步,"官员问责"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在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体系中,绩效评价和问责是较为薄弱的一环。从我国近几年发生的六起煤矿特别重大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结果的分析看,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绩效评价和问责存在的抗拒执法,非法生产;超负荷组织生产;管理混乱,腐败等问题。因此需要借鉴国外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绩效评价工作的做法,建议应分别从问责目标、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内容、问责程序和方法、问责结果的应用等方面完善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问责制。     

问责制视域下“为官不为”现象及其治理

十八大以来,在高压反腐态势下,部分官员因怕担责而选择不作为。此类"为官不为"现象不仅源于官员个人主观思想觉悟落后,更在于有效规范"为官不为"的问责制度尚未健全。现行问责制下,单一集中的问责主体、分散片面的问责依据、消极追责的问责方式难以有效防治官员不作为。推动问责制发展,引入公民与媒体问责、完善法律与法规体系、健全容错与激励机制是治理"为官不为"的重要举措。     

论问责官员的复出：依据、乱象及机制构建

问责制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具体措施,在不到十年的历程中成绩斐然。但近年来被问责官员的种种复出“乱象”使其权威性受到挑战和破坏,进而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其原因主要在于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对问责官员复出的规定过于原则化,操作性欠缺。对复出机制的构建要从复出资格、年限、考核指标、职务安排、透明度方面作出制度设计。     

完善税收执法责任制 提高税务依法行政水平——试论税收执法责任制与税务依法行政的结合

税收执法责任制是以我国现行的税收法律、行政法规所确定的税务机关的法定职权和职责为基础,依法确定执法主体资格,通过对法定职权职责的分解,明确执法责任,规范执法程序、考核执法质量、追究执法过错责任的一项执法监督制度。税收执法责任制的具体制度安排是税务依法行政具体要求的体现,税收执法责任制与税务依法行政相结合,事实上就是：在准确把握二者关系的前提下,正确认识税收执法责任制,紧扣岗责界定、绩效考核、责任追究三个关键环节,通过合理运用税收执法责任制提高税务依法行政水平。     

侦查讯问制度重构研究

对我国现行侦查讯问制度进行构建与完善,应借鉴法治国家的成熟经验,充分考虑我国社会治安和刑事司法的现状,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维持一种平衡。在程序结构上要设立一个中立的裁判者,在诉讼理念上要确立并提高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完善现有侦查讯问的时间、地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告知、步骤、手段等法律规定,加强对侦查讯问活动的监督,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建立侦押分离制度、审讯主体与犯罪嫌疑人隔离制度以及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论我国矿山安全问责体制之完善

我国目前的矿山安全问责体制在问责形式、问责主体、问责范围、客体和问责程序上存在诸多不足。为了更好的遏制矿山安全事故频发的事态，应该尽快完善矿山安全问责体制，从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形式和问责程序上予以完善。     

军队刑事侦查制度若干理论问题

军队刑事侦查制度是指由国家法律和有关军事法规规定的,军队刑事侦查机关的性质、任务、组织体系、活动原则及具体工作规则等方面规范的总称,它是国家刑事侦查制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也是刑事侦查学研究的内容之一.根据刑事侦查制度结构划分理论,军队刑事侦查制度应由立案制度、侦查工作制度、侦查组织制度和侦查立法制度构成.与国家侦查制度相比,军队刑事侦查制度具有四个特征即侦查权的双重性、管辖原则的特殊性、战时侦查程序的特殊性和有关强制措施的特殊性.     

论行政调查中相对人协助义务及其权利保护

行政调查程序中,相对人的协助会明显提高行政调查的效能,帮助行政机关查明真相,以促进其公共职能的实现。但协助本质上属于一种相对义务,有强制性协助和非强制性协助之分。因此,相对人在一定情况下享有拒绝协助的权利,而且拒绝协助的法律后果也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     

“诉调对接”的法文化探析

诉讼与调解对接机制在我国有其历史传统。它是熟人社会的要求．国家法与民间法契合的产物，无为而治思想引导的结果，也是诉讼成本高昂、调查取证困难、司法对秩序控制的必然结果，诉调对接传统对当代法治秩序构建有启发意义，表明法治不是解决纠纷的最佳手段．解决纠纷必须关注文化传统，纠纷解决方式是演变的结果，非刻意的主观设计。     

浅谈我国行政问责的对象

2008年,伴随着一系列重大公共安全事故的发生,风暴般的行政问责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公众一方面因雷厉风行的行政问责而欣慰,同时开始质疑：被问责的领导人是否真正做到了职责相当？问责程序不公开是否存在暗箱操作？为此,正在进行制度化建设的行政问责,必须在明确问责对象的基础上,确立清晰的职责权限范围,完善问责对象的责任认定与追究。     

刑事技术实验教学模式探讨

刑事技术实验教学模式,是指在刑事技术理论和教学理论的指导下,围绕实验教学活动,形成相对稳定的系统化的实验教学范型,其构成要素包括指导思想、目标、程序、方法、内容和评价等六个方面。适应教育发展需要的新型刑事技术实验教学模式,必须促成主体职责化、内容规范化和评价标准化。其推行途径是,根据校情进行层次和教学内容的定位,形成足够的重视和独立、完善的体系,建立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