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型家族企业对关系治理与契约治理选择的实证分析

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在中小型家族企业治理行为所占的成分有多大,决定了治理模式选择的问题。我们把治理模式分为弱关系弱契约治理、弱关系强契约治理、强关系弱契约治理、强关系强契约治理模式四种,在设定以上变量的基础上,我们以中小型家族企业老板作为调研对象进行了调研,利用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     

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动态均衡

最新研究指出,家族意图是衡量企业家族化程度的一个重要维度,它的提出对家族企业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家族意图与家族企业治理之间的关系也随即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家族企业天然存在着两类代理人,为了实现家族意图,中国的家族企业家是如何权衡利用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两种治理模式,在家族成员和外聘经理人这两类代理人之间实现动态均衡,非常值得关注。     

中外家族企业治理模式比较

本文对国外几种主要的公司治理模式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家族企业的治理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应创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家族企业治理模式。     

从契约理论看家族企业代际传递中的权威散失

家族企业代际传递的核心是权威传递。从契约(合约)理论的角度看,公众公司和家族企业的权威体系构成,前者以正式契约形成的治理权威为主导,后者以非正式契约形成的管理权威为主导,由于权威在性质和来源上的差异,管理权威的传递难度要比治理权威大得多。影响管理权威的传递存在着众多不确定因素。     

政府购买机制中社工机构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的关系变迁——以深圳为例

完善社会工作服务的政府购买机制、促进社会工作机构的良性发展符合"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思想转型的内在要求。本文以"深圳模式"为例,对由发展初期以岗位购买服务为主,到共治时期的项目购买,再到对社区组织实施整合和统一管理的发展过程中,社工机构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关系的变迁进行研究。指出不同时期的政策指向影响了社工机构的自主性和专业性,其行政化程度总体呈现出强—弱—强的趋势,并对治理关系的改善提出建议。     

从协同治理走向合作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模式的选择

在我国应急管理实践中，主要存在协同治理、合作治理两种模式，而协同治理模式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在已有学术研究中，将协同治理、合作治理不加区分甚至视为相同模式的现象比较普遍。协同治理、合作治理虽然有密切联系，但二者在主体地位关系、治理手段和治理价值取向方面却存在明显差异，是两种不同的治理模式。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有别于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突发事件的治理，比较适用合作治理模式。实现合作治理模式需要从五个方面构建相应的保障机制。     

企业治理结构模式的国际比较

企业治理结构是一种契约制度，它通过一定的治理手段，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以形成科学的自我约束机制和相互制衡机制。企业治理可分为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内部治理决定企业内部决策过程和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治理的方法；外部治理则是以外部市场来约束企业，这些外部市场一般包括经理劳动市场、金融市场、产品市场以及技术市场。不同的国家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所起的作用不同，同时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结构也有差异。总的来看，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治理模式可分为两类：英美模式和德日模式。本文着重于这两种治理模式之间的比较。     

家族企业治理中产权要素及演进过程略析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家族企业公司治理各个方面的研究均有所涉及，但在理论层面尚没有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为此研究分析家族企业公司治理关键要素特别是在产权的基础上分析其演进过程，对扩展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强建设弱治理”: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的观察分析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已迈上一个新台阶,基础设施与服务条件普遍增强,社区干部队伍的素养普遍提高,社区服务的精细化与技术化水平普遍提升,但城市基层治理依然保留传统色彩,居民自治普遍不足,集权化与行政化趋势日益严重,呈现着"强建设弱治理"的基本格局。然而,"强建设"并不等于、更不能代替"强治理"。城市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转型,重点应转向"软件"建设,着力推动治理理念与体制的进一步提升和创新。     

新双轨治理:中国乡村治理的旧制度与新常态——基于四地乡村治理实践的考察

本文基于对广东清远、四川成都、上海嘉定、河南驻马店四地乡村治理实践的实地考察,旨在经验主义整体性视角下讨论新双轨治理的内涵、类型与逻辑。研究表明,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不断推进,国家基础性能力增强,村社整合能力日渐式微,且区域差异较大,新双轨治理诞生。在地方政府资源流量大小、村庄结构强弱、村庄利益密度疏密等因素综合作用下,乡村治理呈现出弱行政-强村社的村社自主型、强行政-强村社的耦合共治型、强行政-弱村社的行政统合型与弱行政-弱村社的维持型等四种村治样态,但不同于西方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立论基础。我国国家政权建设中多面一体的有效推进,建立在对乡村治理事务的有效分类和村社主位的治理资源的挖掘利用上,建立并优化国家供给和村社需求之间上下畅通的耦合共治结构,应是新时期中国乡村治理的战略选择。     

略论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中国历史上,行政权主导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将乡村社会纳入国家政权垂直管理范围,构建起强国家弱社会模式,即使是1980年代改革形成的“乡政村治”格局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模式。国家权力通过乡村基层政权继续严密控制村级治理,乡村社会没有获得预期的自治性。乡村基层政权组织日益演变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为乡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大大削弱。完善乡村治理,推动农村政治文明建设要理顺基层政权组织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推进村民自治进程,建立各种类型的公益性农民组织,增强农民的组织性,从而创设实现善治的内外制度环境、政治前提、经济基础。     

我国民营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其中,以家族为基础的企业形态是当前我国民营企业的主体。民营家族企业已进入二次创业时期。从公司治理结构来看,大部分家族企业管理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相一致的公司治理模式,该治理模式在我国的民营家族企业中相当普遍。在创业初期,家族企业由于规模小,管理简单,通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公司治理模式可以实现企业良好的经营管理。但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种管理模式已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束缚。众多的事例表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及其质量问题,已经…     

不完全契约形态：转型社会的社区治理结构——以上海康健地区业主委员会的发展为例

本文以业主组织的发展为例,考察分析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变化,进而探讨作为转型社会的微观基础——社区治理结构中的契约规范能否进一步扩展的问题。通过对上海康健地区业主委员会的个案研究,本文认为,社会契约形态的形成就是“个别性契约规范”向“关系性契约规范”转换的实现,以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居委会三方为基本主体的新的社区治理结构呈现不完全契约形态向契约形态发展态势。在社区治理结构中,随着各个独立交往主体都将获得更多或者完全的自主性,契约规范形成并发展着,但这并不会一帆风顺。在此过程中,以制度为杠杆的动态平衡非常重要。随着住房商品化程度的提高,随着开放条件下社会交往关系的发展,社区治理结构还将长期在不完全契约形态中运作,但未来的社区治理将以完全契约关系为生长点和发展指向而得到长足的推进。     

有效治理视域下乡村治理体系建构

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际,以社会的系统论视角,把握乡村治理体系。透过社会问题,建构乡村治理体系要处理好社会与个体、社会与政治、经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考察乡村治理主体、内容、保障,建构协同的乡村治理的逻辑基点,建构动态的乡村治理联动机制,建构"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实践模式。     

论东亚企业治理模式的特征、问题及其变革

东亚地区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形成了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治理模式。东亚企业治理模式的主要特点在于股权高度集中、银企关系密切、“内部入”控制突出及政府的介入和干预较多等。东亚这种独特的企业治理模式对于推动东亚企业以至整个经济的快速发展都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也逐渐暴露出股东大会形式化和职能弱化、董事会监督不力、银行监督不灵及外部治理机制失效等种种缺陷和不足。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东亚国家和地区对这种企业治理模式进行了调整和变革,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历史演变及现代化路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政府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模式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治理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其变迁体现了从管制到管理再到治理转型的逻辑主线。政府治理模式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基于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对现行的政府治理边界、治理结构、治理工具、治理方式等作出调适,构建政府主导、市场与社会协同的治理模式。     

治理与问责思考二篇(之一) 治理网络、问责困境与政府元治理

治理网络在我国基层实践中逐渐变得普遍,但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实践绩效方面,而对其存在的责任问题未予以充分阐释。治理网络中的责任问题包括责任对象的弱代表性、责任边界的模糊性、责任信息的不透明性、责任内容的专业性等。政府应对治理网络进行元治理,通过促进治理网络的开放性、塑造治理网络中的民主对话及建构治理网络中的公共伦理等路径,以化解其所面临的责任问题。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运动式治理模式转型研究——以深圳“禁摩限电”为例

改革和现代化意味着治理常态化,但我国政府治理却常以运动方式进行。运动式治理是我国国家治理常用手段,具有反应迅速、针对性强和治理效果立竿见影等优势,但却面临执法不法、管理缺理、维稳不稳等诸多诟病。运动式治理是政治发展不同组件有机作用的结果,现代化情境下的运动式治理模型由支撑系统、动力系统、对冲系统和系统间连接博弈关系构成。通过案例检视发现运动式治理实际上就是治理陷阱。随着行政权力行使日渐规范,机构设置逐步优化,法治民主不断进步,内生矛盾和外在冲击开启了运动式治理转型之窗。运动式治理的转型要在规范权威和科学决策的基础上,构建多维复合型均衡治理模式,通过"脱嵌"和"再嵌"摆脱路径依赖,厘定政府治理边界,优化行政机构、程序和功能,增加常态化制度供给,推动法治和决策机制改革,采取渐进分类式转变策略,最终建立可持续常态化运作机制。     

主体间性视域下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

当前的城市社区治理呈现出"强政府、弱社会"的特征,社区行政负担重、社区参与不足,治理为"单向度"状态。城市社区治理是社区利益相关者共同合作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主体间性视角要求主体间相互承认、沟通和尊重,多元主体差异并存。通过多元主体间的相互依赖和合作关系、协商谈判和交易行为,最终形成一种自主自治、合作共赢的多中心良性互动的善治结构。     

我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

我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模式由“强政府、弱社会”向“强政府、强社会”的转变,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网络治理理论在我国的现实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