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州碑刻史料看清代工商业行会规约

根据碑刻史料的记载,清代行会规约内容丰富,包含行会财务、行会同业救济等诸多方面。自愿原则既是商人们制定行会规约的准则,也是官府审批行会与行规的依据。律典中为数不多的几条律例以及地方官府判决是清代行规制定的基础,但同时也给商人们留下了很大的立法空间。     

行会异化:企业伦理缺失的内生原因——论行会古今差异对企业伦理的影响

传统社会中,行会作为经济内生性的产物,是维持经济秩序,规范企业经营活动的中间组织.行会规范经济秩序的功能使得行会具备了相应的道德维度.然而现今社会中,行会是政府行政指示下的产物.行会的组成人员经济边缘化和行会的“二元管理模式”使得行会异化为政府机构的附属品.行会的异化让行会维持经济秩序的功能消失,行会的道德维度呈现缺失状态.     

商会溯源

我国的商会起源于行会。行会是商人、手工业者为了互相帮助,维护同行业的利益而建立的同业性组织。行会在我国历史悠久,隋、唐、宋朝的市肆中已经有了“行”,元、明时期出现了“一百二十行”、“三百六十行”。清朝康熙、乾隆年间,手工业行会开始萌生,稍后,商业行会在京、沪等地出现。     

清代中央政府对藏政策述略

本文从理藩院的设立、达赖、班禅封号的确定,噶厦治政制度、驻藏大臣制度、金瓶挚签制度的创立等方面,述叙了清代中央政府的主要对藏政策,认为这些政策总体上稳定和促进了西藏的社会经济,提高和发展了历史上形成的“汉藏一家亲” 的民族关系。     

湖南人才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兼析人才中心移动原因

湖南籍人才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居什么地位?为什么清代以前湖南人才寥若晨星?为什么近代以来湖南人才灿若群星?个中原因何在?只要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对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情况进行比较研究,既可看出湖南籍人才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也可看到中国历史各个时期人才中心形成和移动有一定的规律,就是经济中心的移动引起文化中心的移动,导致人才中心的形成和移动,其中京畿地区、皇乡和领袖人物活动的主要地区,往往是人才密集区。     

清代工商业行会规约的自治性评析——以苏州地区碑刻史料为视角

根据碑刻史料的记载,有清一代,商人们在长期的商事实践中积累了丰富多彩的商事习惯,同时也积极地建立公所、会馆这类行会组织并制定行会规约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清代律典中为数不多的几条律例以及地方官府判决是清代行规制定的基础,但同时也给商人们留下了很大的立法空间。由律文引申出的自愿原则被官府作为审查与监督行会与行规的标准。这些都使得清代的行会规约体现出了很高的自治性。国家权力不过多介入商业社会,政府充分尊重商人们的自治精神,这在当下仍有其一定的价值。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

关于我们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下简称多党合作制度)的历史必然性问题,人们早已作过充分论证,但受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一些人难免还会对这一问题提出质疑,如认为这一制度虽有历史必然而未必有现实必然。这一问题关系重大,必须回答,而回答问题仍要从历史开始。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渐次发生了变化,即由完整的封建社会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决定了其经济结构、上层建筑、思想意识已不再是单纯单一的了。从经济上说,既有小农经济、手工业经济,也有官僚买办经济,还有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里边,还分别…     

湘学新架构：概念、范畴与向度

如果说传统湘学主要是关于湖南地方的学术流派及其思想的研究,那么新架构下的湘学就是在此学术意义上的进一步拓展,是关于湖南有史以来学术流派及其思想的研究,是关于当今湖南社会发展中有关湖湘气派、湖湘特质、湖湘风格、湖湘精神的学问。新架构下湘学的范畴不仅限于研究历史上的湖湘学术,有史以来的湘人、湘事,还要研究湘学在中华学术史上的地位,更要弘扬、发展和创新湘学。新架构下的湘学研究既着眼于历史,更着眼于现在,着眼于未来。     

中国政治发展中的政制安排——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中国政治发展与政制发展构成了一种互动性关联。本文从国家政制层面,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进行分析,提出一种政治解释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制架构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党制度,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二是政权制度,主要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三是民主制度,主要是政治协商制度;四是自治制度,主要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五是和平统一制度,"一国两制"。这五方面,构成了中国现代化政治发展的政制架构,也是"中国特色"最本质的内容。开创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新境界,就要坚持、完善并发展这些政制架构,在更高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现代化政治发展。     

清代湖南形成米谷贸易货源地问题的浅探

粮食贸易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主要商业活动之一。清代,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粮食贸易的规模急剧扩大。地处洞庭湖一带的湖广,具有粮食生产的传统优势,历来是江南的主要粮食产区。在规模巨大的清代米谷贸易中,湖广的地位举足轻重。本文特就湖广主要是湖南在清代米谷贸易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及其形成的原因进行初步探讨。     

《社会发展简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二课 封建社会的崩溃

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在封建社会后期,欧洲各个部门的生产技术都有了改进,社会分工不断扩大,手工业分为更多的部门,14世纪末,巴黎就有350种行业;15世纪时,德国的法兰克福有107种行业。但是,封建行会的规章条例,限制了手工业劳     

西双版纳傣族封建社会的手工业和集市

解放前,西双版纳傣族封建社会(当然也包括该地山区各族)的手工业、商业和集市都有自己的特点,研究这些特点可以说是研究西双版纳傣族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本文根据现有的资料拟就此问题进行尝试性的探讨。一、村社制度下家庭手工业的特点在西双版纳傣族封建社会农村,原来每个农村村社都是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     

明清时期湖南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

明清时期湖南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 ,可从如下四个层面加以剖析 :余粮率的稳步上升 ,为湖南粮食的商品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 ,为湖南农业经济结构的变动尤其是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创造了契机 ,并由此推动了湖南农业的商品化进程 ;在农业生产逐渐商品化之际 ,传统手工业的发展及城乡居民的多种需求 ,跨区域的人口流动 ,使湖南的商品流通日益活跃 ;晚清通商口岸的开辟 ,使湖南的商品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商会的社会起源与发展

中国商人是兴衰交替的矛盾运动体，商人势力的过度膨胀会威胁到皇权制度，因此商人被控制在皇权制度的需求范围内。商帮是最早出现的有规模的商人群体，它的形戍因素主要有地缘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等。行会是商人最早的组织，清末民初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行业变迁的加剧，民国政府的政策导向，构成了行会向同业公会转化的主要动因。帝国主义入侵程度的不断加大，商人的处境愈加艰难，迫使同业公会联合戍商会。商会的命运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商会如何定位并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商会现在的命运与未来趋向。发展商会将是中国未来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课题。     

试论清初台湾封建经济的特征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农民不但生产自已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这是中国封建经济的主要生产方式。自然经济是一种自给性强、排斥交换的闭塞的经济。中国封建自然经济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则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并在家庭内进行原始分工;二则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男耕女织是这种结合的核心。但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使得     

清代乡里调解制度研究——以“黄岩档案”与“巴县档案”为例

中国传统社会的民间调解分为乡里调解、宗族调解和亲邻调解,其中的乡里调解是一种具有＂半官方性质＂的调解制度。从清代巴县档案和黄岩档案中,可以看出,乡里调解有其自身的基本架构,至清代已发展成为由基层社会乡村教化与治安维护机构为主体的稳定的调解模式。     

经济全球化与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政党制度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已经并将继续对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深刻影响 ,给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政党制度带来新的课题和严峻挑战。面对汹涌而来的经济全球化浪潮 ,我国政党制度必须在坚持历史传统、自身特点、政治优势的基础上 ,从理论、制度、内容、功能、机制、方法等方面进行完善、发展和创新 ,逐步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使我国政党制度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与活力     

中国近代手工业的发展趋势

手工业自身的一切形式的发展,并不等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成长,它只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经济向资本主义结构转变的过渡形式之一。然而,中国近代手工业的发展,在变换了的环境中却没有趋向资本主义的近代化转变。这一状况和性质,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笔者曾提出,近代中国的贫困化经济、造就了近代手工业发展的深厚的内在基础。本文欲以其发展归宿的分析,进一步丰富和扩展对中国近代手工业     

近代四川乡村手工业变迁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古代四川是一个手工业发达的地区,到了近代手工业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新的变化.这一发展变化主要表现为手工业产品的多元化,市场的多极化及商人资本作用的变化.与外部市场联系的加强和技术的进步则是产生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近代四川手工业的变迁对农村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仅促进了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     

基于义田制度的清代团体土地所有权考辩

以义田为代表的清代团地土地,是清代土地所有权的重要形式之一。清代法律对团体土地所有权的规制,主要从设立途径、运行模式、保护源泉三个方面着手。清代团地土地所有权在宗族等主体上的设立过程,体现了民间力举与国家力推的特征。清代团体土地所有权采用近乎苛刻之运行模式,是封闭主义与回避原则的作用结果。宗族法与国家法的二元合力,则形成了清代团体土地所有权的保护源泉。清代团体土地在发挥稳定基层社会、促进宗族和睦的作用同时,也阻碍了商品经济在封建社会中的发展。研究清代团体土地所有权,不仅具有构建中国传统物权制度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