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州碑刻史料看清代工商业行会规约

根据碑刻史料的记载,清代行会规约内容丰富,包含行会财务、行会同业救济等诸多方面。自愿原则既是商人们制定行会规约的准则,也是官府审批行会与行规的依据。律典中为数不多的几条律例以及地方官府判决是清代行规制定的基础,但同时也给商人们留下了很大的立法空间。     

论清代湖南手工业行会的运作机制

本文旨在从制度架构和经济功能两个层面论述清代湖南手工业行会的运作机制。从现有材料看 ,清代湖南的手工业行会在制度架构及经济功能方面 ,较之其他地区发展得更为充分 ,具有典型意义和诠释价值。共同议定条规 ,签订经济合同 ,实行学徒制和值年首士制 ,审定从业资格 ,严格产品工艺 ,承应官府差务 ,规范市场营销 ,是清代湖南手工业行会运行机制的主要方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手工业行会的存在虽然有其合理的历史内核 ,但却阻碍了技术创新。这是主要和基本的影响     

“抑讼”观念与清代州县民事诉讼规则

为了缓解“诉讼爆炸”与清代有限司法资源之间的尖锐矛盾,清代州县衙门通过以制定严格的民事诉讼规则方式来达到抑制民众的民事诉讼行为之目的。本文通过对清代州县民事诉讼规则基本内容的阐述,可以使我们看到这些民事诉讼规则主要是针对清代民事诉讼的诸多程序性问题所作的规定。清代州县民事诉讼规则一方面集中地反映了清代州县官府对民事诉讼的“抑讼”态度;另一方面,它反映了州县官府并没有把审理民事案件作为自己必须履行的职责,而民事纠纷当事人也没有要求官府对民事纠纷进行审理的“权利”。正是清代民事诉讼规则的这些特征使其在民事纠纷的解决以及其它解纷方式的功能发挥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用。     

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再思考——兼论《商法典》、《商事通则》的不可行性

民商有别是选择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前提。制定商法典或商事通则并非解决中国对于商事立法需求的最佳方案。我们应当将商事立法模式之选择与中国民法典的制定相结合进行考虑，制定出一部真正民商合一的民法典，并保持现有商事单行法体系。这才是最为现实和可行的商事立法模式。     

我国商事立法模式的非法典化思考

商事立法模式的探讨在我国由来已久,商法是否法典化是这一讨论的焦点。而基于已有商法典的历史发展与我国制定商法典的现实考虑,在我国制定一部单独的商法典不适宜,民法典本身的体系结构也不能囊括商法的所有内容,制定大一统的民商合一民法典也不切实际,所以商事立法模式的最佳选择便是《商事通则》统领各商事单行法。     

明清社会的职业妇女:以稳婆身份的分流为中心

现有对于稳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她们与接生、胎产相关的工作,鲜有学者对于稳婆承担的接生以外的职能进行深入探究。与此同时,在目前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中,人们往往会忽略那些脱离家庭经济模式且拥有固定工作和社会身份的职业妇女的存在。本文以明清时期为官府工作的稳婆为研究中心,介绍稳婆甄选、辨验、验尸、伴押、看管等相关职能的形成与工作侧重。官府为了迎合社会对于性别隔离的需求,将稳婆纳入人员编制当中,并形成长期的雇佣关系,以完成男性仵作、衙役无法完成的工作。其中,伴押、看管的职能秉承着特别的历史脉络,它们的形成是稳婆与官媒混用的结果。这种混用也体现出清代政府将女性纳入衙役编制的迫切性。在此背景下,稳婆的身份产生了显著的分流,清代法律通过良贱划分,使民间接生的稳婆无法再为官府工作,一方面这是稳婆成为官府衙役后身份的必然转化,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官方鼓励女性回归以家庭为主导的经济模式。     

清代海防与东南沿海海域社会治理

在以往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往往将海防建设与沿海渔业、贸易开发对立起来，将海防与海禁划等号，认为贸易业只是开海政策的产物，从而否定清朝的国家治理成效。然而检视清代海洋管理政策，我们却时常能看到海防与东南沿海渔民治理之间存在自洽关系，这展现了清代海防政策措施更加务实、更能协调相互关系的治理特点。至清代后期，官府财政吃紧时，渔民组成渔团，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辅助官府社会治理、抵御外敌入侵的作用。     

商事登记法律责任的构成与设定:统一立法的分析框架

在对商事登记进行统一立法的过程中,法律责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制定统一的商事登记法应当在现有制度资源的基础上合理而科学地设定商事登记法律责任,为商事登记制度的良好运行提供可靠的保障机制,维护商事登记法律关系的稳定。制定统一的商事登记法应当厘清商事登记法律责任的设定基础、构成要件、具体形态、承担方式等问题,为商事登记法律责任体系的建构提供支持。     

清代惩治匿名告人立法的嬗变与省思——清代律典、附例、成案三者关系的个案考察

清代立法者在借鉴吸收历代惩治匿名告人立法成就的基础上,通过厘定律文、增修注释、发布诏敕和编纂附例等诸多途径完善匿告立法。匿告本罪所附例文秉承律意精髓,于律文失载之处颇多发明,并由此造就律例并行之合璧格局。中华法系数千年以来以成文律典作为主要法律渊源的立法模式之下,相当程度暗含判例造法之理性光辉。同时,以例代律和成案比附的司法模式也严重侵扰了正律的权威地位。上述客观事实在导致清代司法腐败的同时,加速了中国封建法制走向没落的历史进程。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的创新实践与现实意义

良好的国际法治环境是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的保障,也是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建设顺利推进的必要前提。中国设立的国际商事法庭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打造诉讼、调解、仲裁有效对接的"一站式"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为国际商事争端提供了更加高效、快捷、低成本的解决途径;同时,提升了我国在区域以及国际争端解决新规则制定中话语权,有助于我国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     

传统宗族观念的传承与嬗变——清代台湾社会螟蛉子风俗之探析

清代台湾社会的螟蛉子风俗甚为盛行，这与台湾移民社会的特殊历史环境有关。在社会普遍接受螟蛉子习俗的同时，螟蛉子仍处于较低的地位，这从财产继承的民间惯例可以得到反映；而政府的法律规范更凸显了螟蛉子的尴尬地位。尽管如此，政府在落实法律规范时仍不得不鉴于现实而作出调适与折中。这些都体现了传统宗族观念在台湾的传承与嬗变。     

试论唐代船商的地域特征和经济实力

唐代内河航运发达,素有"汪河帝国"之誉.便利的水运条件带来水上商业的繁荣,船商因而得以发展壮大.就其地域而言,船商的发展是以淮河为界,北不如南,且南方船商又多以沿河城镇和江南、岭南的山地、丘陵地区为主.唐代船商按其活动范围大致可分为跨域性船商、区域性船商和地方性船商三类.跨域性船商是船商中最富有的阶层;区域性船商和地方性船商,多以城镇和草市为中心,对繁荣地方经济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借法异域：1874年台湾漂民案中的国际法话语建构

在1874年台湾漂民案中,知识精英和东南督宪借助奏折、照会和报刊等介质,首次在晚清外交中构建起国际法话语圈。论者广泛援引万国公法,形成诸如强调领土不容侵越、属地原则下番地自治、指责日本踞台及索赔、禁止局外对日援助、保护在日华侨、请求国际仲裁之类的观点和建议。公法舆论不仅迎合了清政府“或谕以情理,或示以兵威”的对日交涉策略,而且呼应甚或引导政府决策与军事外交。以天下体系为圭臬,晚清中国对国际法采取选择性采择,内在地削减了由“实效管辖论”所造成的国际公法与天下体系之间的紧张与张力,展现了东西方国际秩序之间的对话与沟通。     

再论唐代茶法

唐代税茶始于赵赞 ,而茶政的真正奠基肇自张滂茶法。张滂茶法是官府通过严格监管 ,允许茶园户与其商人直接交易实现间接垄断茶叶收购环节的榷茶制度。唐代后期茶法均继承了这一基本模式。而且对宋代的贴射法和合同场法产生了深刻影响     

试论唐代船商的社会生活

唐代船商以客贩为主要经营方式 ,他们贩运四方行踪不定 ,逐渐使他们淡化了“恋家”观念 ,导致了多数船商家庭的不稳定。同时 ,虽然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势力 ,但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尊重 ,以致做下了种种不合时宜的举动 ;但也有一些有识之船商 ,为改变其社会处境促使其子弟走上了读书入仕的途径。另外船商还有经商生涯辛酸的一面。     

黑井古镇历史保护与开发

黑井曾经是“南方丝绸之路”上著名的“盐乡” ,明代设有专司盐务的“提举司” ,官员、灶户、商贾云集 ,马铃声声 ,黑井一度成为滇中繁华的“陆上码头”。明清时期 ,其财政赋税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数百年过去了 ,黑井文化却得以保存 ,至今仍充满魅力。近年来 ,旅游业的发展和假日经济的兴起 ,给古镇的振兴带来了机遇 ,保护与开发提上了议事日程     

清代台湾“南雅厅”建置考

厅是清代创设的政区类型之一，具有相对统一的设置标准，即必须具有专管之地，其长官为抚民同知、理事同知或抚民通判、理事通判，具有地方上的全面之责，尤其是钱粮和刑名之权。对比这一标准，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邵友濂的原始奏疏及清廷中枢的最终讨论意见，南雅同知之设并不符合厅的标准，只是带有治安等局部职能的分防同知而已。故而，清代台湾不存在作为政区的“南雅厅”。     

试论清代治娼理路、措施与成败

清代前后在两种不同的治理理路指导下,采取措施治理娼妓问题。措施本身有诸多亮点存在,也取得了些许成效。但由于清王朝无力化解官吏腐败、政令不执行或执行变相、色情文化泛滥等诸多社会存在的消极因素,加之时局巨变,致使清王朝面临的各种问题更趋恶化。最终不仅未能阻止娼妓之风蔓延,相反成为娼妓极为繁盛的时代。     

清季民国戏剧改良与妇女解放的互动关系考察——以河南为例

清季民初，戏剧改良运动兴起，其宗旨为移风易俗，妇女解放便是其中一项内容。清末，作为戏剧大省的河南开始允许妇女入园看戏，民国时期，女演员登台演戏日益增多，她们成名后积极义演赈灾、支持教育，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通过对河南戏剧改良的梳理与考察可知：戏剧改良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妇女解放，妇女解放也促进了戏剧的革新，戏剧改良与妇女解放互为促进。     

从会馆、行帮到商会——论近代云南商人组织的发展与嬗变

近代云南商人组织,经历了以地缘为主的会馆、行帮以及商会的发展过程。商人之间由分散走向联合,由孤立状态,走向协调行动,使全省商人形成一个整体网络。这不仅超越了血缘与地缘纽带的羁绊,也冲破了行业的囿限。商人由此得以改变以往的行帮、商帮或其他集团与个人形象,扩大了其政治能量和社会影响。